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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思想传统 哲学科学宗教和艺术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350年（第3页）

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也促进了世界宗教的传播。到3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基督徒已经到达印度南部，并建立了圣托马斯基督教社区，约翰·孟高维诺在去中国的路上曾拜访过那里。伊斯兰教沿着印度洋的商路传播得更广，几乎每个港口都有穆斯林社区。大约9世纪，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定居在城邦国家中，它们位于长达3000千米的以“斯瓦希里海岸”闻名的东非海岸。他们与当地非洲人杂居，后者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在1331年访问了斯瓦希里的城镇，他笔下的城镇十分热情好客，清真寺宏伟壮观，经济繁荣富足。

伊斯兰教也通过与商人的接触传播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当地商人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随后是当地贸易国家的统治者。穆斯林地理学家巴克里（alBakri）记录了在11世纪一个北非商人如何促成一位西非国王的皈依。他说土地所遭遇的可怕干旱可以通过背诵《古兰经》祈祷文来解决。这两个人祈祷了一整夜，非洲国王在这位商人的阿拉伯语祷告中又加了一句“阿门”。国王对伊斯兰教力量的信仰在拂晓的倾盆大雨中得到了证实。虽然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可能并非如此，但它说明了一个更大的现实，即在通过市场向撒哈拉以南土地的宫廷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虔诚的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使统治者皈依在其宗教中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传教士试图在欧洲所谓“异教徒”民族中赢得统治者。5世纪初，在圣帕特里克（StPatrick）使爱尔兰人皈依的早期努力中，重点就是当地首领。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在这个世纪末的受洗非常重要，因为它确保了其继承者强大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成为罗马教皇的盟友。一个世纪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说服肯特国王成为一名基督徒。

220年汉朝灭亡，此后获得北方侵略者支持的中国佛教徒也开始从政治庇护中获益。在4世纪，入侵的北魏统治者接受了佛教，因为它提供了进入高级文化和复杂宗教的途径，这一举动在5世纪早期给予了中国佛教徒最广大和最强大的政府庇佑。作为赞助人，北魏朝廷和许多个人支持了5世纪晚期的一项大规模工程，用超过5万尊佛教雕刻装饰了云冈（位于今山西省）的53处石窟墙壁。在北魏迁都洛阳后不久，另一组纪念性的石窟造像在龙门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持续了四个世纪。不幸的是，统治者可能是赞助人，也可能是迫害者。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发生在9世纪，当时中国佛教徒的财富和影响力引发了社会对该宗教的批评，认为它与儒家家庭价值观不相容甚至对立。唐武宗在845年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据称摧毁了4600座寺院和4万栋殿宇，并杀害了40万名僧尼。尽管中国佛教从未完全恢复，但据记载，到1021年中国佛教徒已超过45万名，并在元朝（1279—1368年，由蒙古人执政）又回归了受朝廷庇护的传统，不过在王朝终结后再次遭到攻击。

如前所述，佛教寺院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而且是和平的存在。作为祈祷、沉思和学术研究的场所，寺院有助于克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在精通语言的半印度僧侣鸠摩罗什（344—413年）的监督下，数百名僧侣在首都长安（今西安）的一座寺庙里把数千份手稿翻译成了中文。这一开拓性的努力在7世纪被一位名叫玄奘的中国佛教徒重复，他在628年去了印度，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玄奘在643年回到中国，带回了数百份佛教手稿和许多宗教物品，并成立了一个新的翻译机构。从梵语到汉语的翻译显示了对文化接受和文字准确性的关注。因此，中文术语“道”被用来翻译“达摩”（dharma）、“菩提”（bodhi）和“瑜伽”（yoga）等概念。不仅是道教术语，儒家术语也加入了这一过程：“孝”这一中文词被用来翻译梵语中的“道德”一词。

拉丁教会还有军事宗教团体，其成员为信仰试图开疆拓土或收复失地。这些团体崛起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的宗教热情之中，这次远征成功地解放了被穆斯林统治了大半个世纪的圣地。十字军东征重塑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把重点放在保护基督教和无畏地与异教徒作战上。与其他军事团体一起，新的圣殿骑士团（KnightsTemplar）参与了从穆斯林统治下再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活动。到13世纪中期，只剩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仍在穆斯林手中。俗称条顿骑士团（Teutoniights）的德意志军事团体，参与了在波罗的海东部传播基督教的军事行动，其巅峰是在14世纪中叶使强大的立陶宛国王决定成为罗马天主教国家。到1000年，拜占庭帝国还利用军事力量从穆斯林手中收回控制权，首先是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后来在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希腊教会的僧侣更有可能是隐士，在偏远的地方过着苦修的生活，但即使如此，有些人还是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例如，10世纪的苦行僧斯特里斯的圣卢克（StLuke）在克里特岛的坟墓，就变成了一个以具有奇迹般的疗效而闻名的朝圣之地。

某些类似于基督教宗教团体的穆斯林社群推动了改宗，其他人则组织了带有宗教动机的征服运动。什叶派的分支伊斯玛仪派（Ismailis）从事一些最纯粹的传教活动。该教派非常神秘，相信弥赛亚（马赫迪）会来揭示终极真理并建立正义。在紧迫感的驱使下，伊斯玛仪派9世纪在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和北非的农民以及波斯的城市居民中传播他们的信息。他们对平等、正义和改革的革命热情也引发了许多反对阿拔斯王朝的叛乱。

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被称为“苏非”（Sufi）的宗教运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像欧洲的宗教团体一样，苏非派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他们通常被尊为圣人。苏非派希望做的不仅仅是遵守伊斯兰的法律和义务，而是追求自己的内心意志与真主的意志一致。这种宗教虔诚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他们周围的许多人，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或者成了更好的穆斯林。1206年德里苏丹国在印度北部建立，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巴巴·法里德（BabaFarid）的著名苏非派圣人逃离首都，来到今天巴基斯坦的平原上隐居。他的苦修生活和冥想逐渐得到当地人的尊重，他们寻求他的建议或治愈的力量。巴巴·法里德作为圣人的名声也吸引了土地所有者、酋长和商人中有权势的人。感恩者送的小礼物最终让他开了一家收容所。受他的榜样鼓舞，许多印度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许多低种姓的印度教徒也加入了穆斯林，他们受到了平等的欢迎。

另一种严苛的穆斯林征服发生在埃及南部的努比亚。那里的古代基督教社区在11世纪非常活跃，新的教堂得以建立。但在1171年法蒂玛王朝崩溃后，当地的基督教社区遭到削弱，这为阿拉伯游牧部落大规模进入该地区开辟了道路。14世纪初，一名穆斯林取代了努比亚最后一名基督教统治者。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基督教被强行消灭。当然，这种极端严苛的穆斯林行为在被基督教十字军征服的土地上也有对应的例子，那里的穆斯林纷纷逃离，清真寺变成了教堂。例如，在耶路撒冷，圣岩金顶清真寺被重新奉为教堂；在伊比利亚，自13世纪基督教再征服运动之后，宏伟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GreatMosqueofCórdoba）被改造成了大教堂。

在谈到穆斯林和基督教文人的思想全盛时期之前，重要的是要讨论为数更多的普通人的宗教信仰深度。如前所述，统治者通常在信仰上接受细致的指导，但是群众的转变可能是一个粗糙和现成的过程，因为很少有时间（有时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进行仔细的个人指导。更深层次的基督教化过程就这样持续了几代人。就像向“异教徒”喷洒圣水就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一样，几滴圣水也可以把“异教徒”的圣地变成基督教崇拜的场所。教区神职人员的不良纪律导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Ⅶ，1073—1085年在位）十分愤怒：“我几乎不敢睁开眼睛，因为我对那些贪婪的异教徒和愚蠢的天主教徒感到愤怒，这些人还在继续频繁地进行由……因通奸而被定罪的神职人员执行的宗教仪式。”任何读过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ofTours）的《法兰克人史》（HistoryoftheFranks，约公元500年）、可敬的比德（Venerable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HistoryoftheEnglishPeople，约公元720年），或一个世纪后的《贝奥武夫》（Beowulf）的人可能都会得出结论，教皇谴责的“贪婪”行为是所有基督徒的常态。虽然详细的记录很少，但新皈依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的情况可能是相似的。事实上，这三种宗教中改革运动的频率表明，融合仍然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伊本·西纳（IbnSina，980—1037年）出生于一个波斯官员家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Bukhara）接受伊斯玛仪派教师的教育，这座城市位于通往中国的商道上，在巴格达以东1000英里（约1609。3千米）。除了掌握伊斯兰教义和法律之外，他还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欧几里得的几何和克罗狄斯·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后来以其阿拉伯名字《天文学大成》而闻名）。托勒密是一个希腊-埃及人（GreekEgyptian），以地理学研究闻名。伊本·西纳还研究自然科学、医学和形而上学。仅仅16岁时，这位才华横溢的小伙子就被授予皇家图书馆的管理权，以此作为治愈国王疾病的奖励。很快他开始写书，最终完成了50册（或者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涵盖哲学、医学、诗歌、天文学和数学。去世后，伊本·西纳的书在远至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思想家中广受赞誉。1200年出现的拉丁文译本将其称作“阿维森纳”（Avia），相信对基督徒来说一个拉丁语发音的名字会使其穆斯林身份更容易被接受。

伊本·西纳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al-Marsur，754—775年在位）开创的思想繁荣局面的一个极佳例证。曼苏尔创立了一所翻译学校，翻译了第一批阿拉伯语版本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欧几里得的著作，以及古印度动物寓言、梵文天文表和其他作品。为了满足穆斯林对世俗文学的需求，拜占庭的抄写员复制了古典时代的希腊手稿，巴格达的叙利亚基督徒将这些手稿翻译成阿拉伯语。到了10世纪，数千份古典时代和后古典时代希腊作者手稿的廉价手抄本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布哈拉的伊本·西纳是其受益者。此外还有伊本·路世德（IbnRushd，1126—1198年），他在西欧被称为“阿威罗伊”（Averroes）。他出生于穆斯林治下的西班牙，因其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而闻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穆斯林的学术复兴从伊斯兰治下的西班牙传播到了拉丁西方，后者正从罗马统治、城市生活和古典学术的崩溃所导致的“黑暗时代”中慢慢恢复。古典学术在拉丁西方的复兴是分阶段进行的。在9世纪，有小规模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见证了正规教育的发展，首先是教会学校，然后是大学。意大利最早的大学以医学和法学为主。更大规模的12世纪的复兴与更深奥的学问、新发现的古典文献和经院哲学的发展相关联，本质上是理性和宗教的结合。13世纪，由西班牙犹太人准备的阿拔斯王朝复兴时期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在新建立的大学里找到了现成的市场，那里的哲学、神学和科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巴黎大学在哲学和神学方面成绩斐然，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强项在科学方面。这三所大学中，神职人员占据了大部分教职。

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哲学也在复兴。在衰落了几个世纪之后，儒学在宋朝（960—1279年）经历了复苏和重新阐释。同佛教和道教更加神秘和出世的做法相反，复兴的儒学强调现实和理性。第二个与拉丁西方相似的地方是，宋朝还重建了研究儒家文献的国子监，并改革了科举考试制度来选拔国家行政官员。与大学的神职人员统治相反，这种儒学复兴带有世俗性和政治性。儒家学术在元朝（1206—1368年）继续得到发展。

在这两个朝代，中国学者也提升了他们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军事、医疗、航海、造船、印刷还是冶金方面，中国的科学一直强调实际应用。这一时期所取得成就的一个例证是博学的苏颂（1020—1101年）在开封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其建筑使用一个水轮来转动一个带有棘轮装置的机械时钟系统，有木人来报时，同时伴有钟锣声，建筑内部还有一座旋转的浑仪。该建筑反映了中国的天文技术以及来自印度和西亚的影响。仪象台虽然壮观，与之相比宋朝的其他成就意义更加重大。到11世纪末，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钢铁武器产地。在下一个世纪里，宋朝还进行了火药、火箭和炸弹的实验。为了满足应试学校学生的需要，书籍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大量生产。

▲陶器上的羚羊图案，出自那斯里德（Nasrid）时期的阿尔汉布拉宫（AlhambraPalace），年代可能是14世纪早期。

▲《哈里里故事集》（MaqamatAl-Hariri）中巴格达的胡尔宛公共图书馆的场景。作者生活在1054年至1122年的波斯。皮革装订的书被堆放在墙上的壁龛里。阿拉伯语文本的最后一行是一句仍然在使用的谚语：“在考试中，一个人要么是光荣的，要么是耻辱的。”

拉丁西方也出现了新的科学思想，“1277年的谴责”（nationof1277）专门非难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后者认为世上只存在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地球）处于一组天球的中心。

尽管被迫相信上帝可以创造其他世界，但没有一个中世纪的思想家严肃地认可上帝已经有此作为的观点。但它确实开启了关于已知世界是否被真空包围的讨论，在真空中上帝可能行使他的权利创造另一个世界。牛津杰出的数学家托马斯·布拉德沃丁（ThomasBradwardine，约1297—1349年）看到了通向无限宇宙的大门，但由于他也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不愿意把天堂变成一个物质的所在。相反，他提出无限宇宙和上帝可能具有同一性。像圣托马斯一样，中世纪欧洲的自然哲学家受到莫大约束，他们需要调和信仰与理性。并且他们也缺乏将观察延伸到人类感官之外的工具，没有发展出使科学进步的有用概念。

小结

本章所考察的漫长的几个世纪既有中断也有延续。政治制度的剧烈震**（第七章将会详细论述）使破坏变得显而易见，所以在本章所述时代开始时得到巩固的古典传统，其持久的活力是值得关注的。希腊罗马时代的思想和价值观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幸存下来；尽管历经朝代更迭冲击，但中国的传统仍在延续；在印度，印度教传统经受住了穆斯林对印度北部的征服，尽管佛教没有做到。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佛教、儒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灾难性变化中传播和幸存的方式。这种连续性部分反映了它们的追随者在这些传统中找到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些传统往往需要进化才能求得生存，这种情况在宗教传统传播时的思想和文化的适应中表现最为明显。尽管佛教在南亚发源地失去了土壤，但它在东亚获得了新的力量，部分原因是它选择性地接受了当地的传统。随着它们的传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样适应了当地的习俗，并将希腊化的和其他的思想传统与其核心信仰相结合。借鉴是非暴力变革的一部分。穆斯林帮助将印度数字传播到欧洲；穆斯林天文学家为忽必烈的天文机构效力；13世纪蒙古人的扩张促进了火药、罗盘和印刷术的传播。

▲6。1佛教扩张至1300年前后

然而，尽管宗教信仰发生了转变，这个时代仍然非常保守。基督徒照搬了希腊罗马建筑的风格，有时把寺庙变成教堂。旧神的雕像可能会被扔掉，但是它们的祭坛经常被转给具有类似吸引力的圣徒使用。在其他地方，基督教教堂或印度教寺庙变成了清真寺，对人像的描绘被抹去或被覆盖。恢复和重现古典时代的辉煌也体现在已讨论的时期里发生的几次“复兴”当中。正如沙特尔的贝尔纳（Bernard）在12世纪观察到的，他那个时代的学者可能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他们“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而古代学者就是巨人。其他人指出，侏儒看得更远的能力并没有使他们比古代的巨人更聪明。世界宗教的信徒也尊崇他们的创始人和早期门徒规定的教义。

传统是力量的源泉，但也可能阻碍了创新。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当谈及他的教学目标是传递其老师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其他大师的见解时，圣波拿文都拉十分谦逊而真诚，并补充道：“我并不……反对新观点，但要发展旧观念。”这种观点在穆斯林法学院或佛学院中应该会引起共鸣。

这种对思想连续性的忠诚可能会令人沮丧，但没有必要。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传统的外衣下找到了创新的空间。14世纪中国的著名山水画家王蒙摒弃了同时代人的简约风格，采用了一种更古老、更粗糙的形式，通过堆积笔触来创造景深和彩度。他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山水画之父。甚至圣托马斯·阿奎那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结合也证明了两者可以兼容。

其他背离传统的景象更引人注目，在程度上也许哥特式大教堂最为严重。罗马式风格表现为厚实石墙支撑的圆形拱门和桶形拱顶，法国的某些建筑大师采用了尖拱作为替代，这在伊斯兰世界中东地区的一些建筑中更早被使用。这一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其余部分结构的形式，产生了外部的飞扶壁，吸收了结构的横向推力，并允许在侧壁上安装巨大的彩色玻璃窗户，使侧壁闪闪发光。

这种风格也传到了英国，成了大教堂和牛津、剑桥等新大学建筑的特色。这些大学同欧洲大陆的其他大学一道，成为拉丁西方的标志。无论是在形而上学中，还是在自然世界的研究中，它们对促进哲学研究的发现、讨论和传播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在中世纪晚期，伊斯兰世界仍然处于科学知识的前沿，而宋朝的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最为先进，甚至记录了两次超新星爆发。尽管西方学者的科学知识比较有限，直接观察比较滞后，但他们的大学把对自然哲学的严格探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方法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在日后取得了科学上的领导地位。

▲法国圣但尼（StDenis）教堂的唱经楼。1144年完工的圣但尼教堂被认为是第一座哥特式教堂，它展示了后来法国哥特式教堂中著名的高拱顶、尖拱和彩色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