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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泥土与金属 农业肇始到青铜时代危机的文化分化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1000年（第2页）

◎驯化作物

本书前几章已经追溯了人类走出非洲并扩散到全世界的轨迹，它由考古学和遗传学共同阐释。后者对于确定驯化是如何以及在哪里发生的，以及农业是如何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传播的问题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作物遗传学的先驱尼古拉·瓦维洛夫认为，可以通过观察现存野生作物近亲的多样性来追踪驯化发生和农业开始传播的地区。

他通过标记野生近亲的高度多样性，提出世界上有8个主要的农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带，地域横跨非洲、亚洲和美洲。他注意到核心地带并不在世界生物生产力高峰地带的中心区域。巨大的赤道雨林就不在其列。相反，它处在高低海拔之间和干湿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那里的边缘生态系统对季节的波动非常敏感。这些过渡性生态系统有利于季节性植物生长，特别是种子植物，它们在核心地带占有优势。瓦维洛夫提到的两个南部核心地带只有少数驯化作物，而对于剩余的六个核心地带，每一个他都归纳出了38—138个驯化作物的源头——全世界有接近700种植物为满足人类需要而转变。

▲有着9000年历史的耶莫（Jarmo）遗址，位于扎格罗斯山（ZagrosMountains）山麓，高出底格里斯河800米。

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瓦维洛夫的地图启发并引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实地考察项目，这些项目为选定的“起源中心”提供了历史和纪年。他对核心地带作物多样性的关注很快引起了考古学的兴趣，并在之后的年代通过持续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来延续这一兴趣。

这些核心地带被研究得最深入的是小亚细亚地区，它也和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Breasted）所提出的弧形地带相对应。这位学者把考古学和《圣经》历史结合起来，将尼罗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土地连接成一个连续的弧形，将其命名为“新月沃地”。他的学生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Braidwood）和琳达·布雷德伍德（LindaBraidwood）沿着这条弧线继续探索，连同他们协助发现的考古新证据把研究向前推进。如9000年前的耶莫遗址对我们了解农业的出现就至关重要。耶莫不在底格里斯河下游，而是位于扎格罗斯山山麓一座800米高的山丘上，底格里斯河从旁边流入山谷。这被证明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引发布雷德伍德夫妇强调“侧翼丘陵区”，即**的山脉和其底部堆积的山麓沉积物之间的接合部，作为农业出现的主要关注点，其次是稍后将完全被用于农耕的谷底地区。

从河谷到河谷边缘的山麓地带，这样的转变是一个在其他农业起源中心地区反复出现的主题。早在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之前，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就被视为汉族祖先的聚居地。当20世纪第一批考古学家开始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等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时，他们确认了黄河的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河姆渡发现了大量早期的稻谷，南方的长江也被认为是早期农业的重点区域。在过去20年里，在中国的北部和南部，更精细的勘测以一种与布雷德伍德夫妇的“侧翼丘陵区”相呼应的方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河谷转移到了两侧的山麓，那里**的山岩再次被较软的山麓沉积物覆盖。

再来看新世界里瓦维洛夫提到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这两个中心地带。这些都是20世纪中期寻找农业起源的目标。当理查德·马尼士（Rieish）从墨西哥特瓦坎（Tehua）山谷上方荆棘丛生的高地上的科克斯卡特兰洞穴（cave）中找到小玉米棒子时，这个位置与旧世界的侧翼丘陵区产生了共鸣。瓦哈卡山谷（OaxacaValley）上方的吉拉·纳奎兹洞穴（GuilaNaquitzcave）说明了早期遗址的地势较高，这可能是中美洲植物被驯化的最早证据——大约在1。075万年前葫芦被驯化。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中心地带将海拔高度的主题发挥到了极致，那里种植了玛卡（maca）、苍白茎藜（ca?ihua）、块茎金莲花（mashwa）、酢浆薯（oca）和苦土豆等高海拔作物，每种作物都适应了4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南美洲的大部分资源多样性是垂直分布的，在每个海拔高度带都有丰富的驯化植物。

瓦维洛夫的中心地带不再与我们目前关于农业起源地区的考古证据有精确的对应关系，考古实地考察使地图有许多调整。然而，这些中心地带与地理的对应仍然存在，瓦维洛夫的方法仍然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路标，指导我们继续寻找这些起源。某些起源地，如美洲东部，在那里生长着向日葵和某些藜科植物，而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几种非洲黍类的家园，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在瓦维洛夫的原始分析中；诸如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则被瓦维洛夫过分强调。

现在有更多的与动植物进化密切相关的地区得到了证明。当考古学家最初试图寻找与瓦维洛夫地图有关的遗址时，植物考古学的方法才刚刚出现，而且只是为了使种子和果实的检测变得更加精确。最早出现的新石器时代世界地理学非常强调粮食作物，主要是谷物和豆类。这些地理区域因此偏向于野生谷物繁盛的草地生态系统。只是随着分析方法的逐步改进，通过烧焦的残骸和植物微化石得以探测地下贮藏器官，赤道地区重要的块根和块茎农业的起源才被更清楚地揭示出来。上述改进让我们发现了新几内亚的库克沼泽（KukS）遗址，该遗址有着9000年的历史。当地社区为了种植芋头，将溪流改道并在土里挖掘深坑。在几千年间，这里也出现了培育甘蔗和香蕉的证据。

自从瓦维洛夫最初的分析提出以来，考古实地考察以多种方式扩展了农业起源的范围。瓦维洛夫提出了8个中心，而新的证据将这个数字扩大到至少12个。此外，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应用的广泛和常规化分散了它们的年代，并引起了人们对另一个问题的注意，即变化的速度。

在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间的许多密切联系中，动植物的生物转化是一个可见的结果。野生形态变成驯化形态，草变成谷物，豆科植物变成豆类，狼变成狗。达尔文本人广泛使用了古代动植物驯化和当代动植物育种之间的密切类比。根据普遍的假设，有意识地选择更好、更方便、更可靠的形式有助于推动向农业的转变。然而，我们可以确定可见变化的不同阶段的时间，（它表明）这个过程似乎很慢，慢到参与其中的人类很难注意到它实际上正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识”选择的概念就成了问题。

◎新月沃地

关于变化速度，最丰富的证据仍然来自詹姆斯·布雷斯特德所说的亚洲西南部的“新月沃地”。在这里，大量利用野生谷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2。3万年前黎凡特地区的奥哈罗二号（OhaloⅡ）遗址。在同一地区，从瓦迪-哈梅二十七号（WadiHammehⅩⅩⅦ）遗址建于1。4万年前的房屋中发现了石臼和石杵。其后1000年间野生谷物的利用在叙利亚北部得到了证实；再往后1000年间的利用在伊拉克北部也得到了证实。1。13万年前，像叙利亚北部的杰夫阿莫尔（JerfEIAhmar）这样的遗址存在着大量且多样的在石砌建筑里加工、烹饪谷物的证据。这一时期，沿着新月沃地可以找到一系列谷物和其他植物长期接触的证据，这些相同的植物没有表现出驯化的形态学迹象，它们在结构上是野生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人类的干预，因为定居的觅食者正培育着他们的食物来源。如果野生谷物足够丰富、相对容易加工成人类食物，干预措施可能不会留下驯化的证据，而有意识的过程，如风选、除草和重新种植，可以假设在杂交之前，不一定会产生可检测的结构或基因的改变。

通过直接观察不同年代谷物叶轴（茎承载谷物的部分）的形式变化，可以评估其形态变化的速度。在新月沃地西部，叶轴日益变得突出坚韧，此类驯化形式的证据出现在大约1。05万年前，在东部出现则大约比西部晚700年。即便如此，在这些性状变得“固定”（当形态变化作为种群整体的一个持久特征稳定下来时）之前，仍有1000年的时间间隔。这种“固定”在不同时间发生在新月沃地的不同地区，但不论哪种变化，都是发生在瓦迪-哈梅27号遗址的石臼和石杵出现几千年之后。

从约旦佩拉（Pella）的建于1。4万年前的瓦迪-哈梅27号遗址房屋中发现的石臼和石杵。

在东亚稻米的案例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缓慢节奏。水稻的植硅体证据（植硅体是在一些植物组织中发现的由二氧化硅构成的坚硬的微观结构，在植物腐烂后仍然存在）表明，大约1。2万年前，中国江西省的吊桶环遗址就有水稻种植。大约5000年后，在保存于中国浙江省田螺山遗址的稻糠碎片中可直接观察到驯化性状的固定。6900年至6600年前，成熟时因破碎或“粉碎”而失去原始野性性状的种子的比例在27%到39%。与此同时，在遗址的考古范围内，水稻残余物占植物残余物总量的8%到24%。来自田螺山遗址的证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形态学驯化的记录，其整体缓慢的驯化特征和在西方观察到的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模式一样。

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在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地区里，各人群通常经由食草动物，有时是鸟类，慢慢地（对任何当代人类观察者而言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与几种植物发生关联，这种联系不断导致相关物种的生物变化（我们称之为形态驯化）——在每种情况下，都需要更大程度地依赖人类这个剥削者来完成生殖周期。在随后的农业世界中，定居点和社会采用了一些全新的形式，并最终以新的方式相互联系。

房屋、炉灶和窑炉

同它赖以为生的动植物的生命周期的密切联系，永远都是一个物种如何在一个生存环境中找到定位的驱动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两种不同的定位方式同时存在。一种是在临时营地间灵活流动，尾随大型食草哺乳动物的季节性移动，它有时可以带着人类跨越很长的距离。另一种是在生态边界之间，即陆地和水域之间，或山地和平原之间的接合部，通过小心保持现状维持生命。对植物特别是豆科植物和单子叶植物的重视，伴随着一种新的定位方式的出现和发展，这种方式反映了人类开发植物的生态，以及随着植物对食用者依赖的增强，人类对植物进行培育和保护的持续关注程度。

在这个时期“人造空间”的观念并不新鲜。在地面上围绕可控的火源人为地建成可控空间，为小规模人群体提供庇护所和安全保障，有关这种行为的证据在年代上可能比驯化动植物的证据早至少3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旧石器时代环境里由猛犸象骨骼建成的房屋，猛犸象骨骼是一种建筑材料，有时被欧洲和亚洲的格拉维特人（Gravettian）和上格拉维特人（Epi-Gravettian）使用。驯化时代存在大量对材料在形式和种类上的精巧利用。两种特别常用的材料是开凿的石头和泥砖。与早期使用的有机材料相比，这些新产品使房屋的建造有了更多外形和不同的组合。

从那时起，旧世界不同地区的更多样的人造空间将社会与多产的植物联系起来。人造空间和周围的植物反映了在特定地方不断增加的投入，以及对其安全性的日益依赖。建筑结构强调空间上的联系和依赖，并通过间接提及祖先和死者强调时间上的联系和依赖。

随着世界气候进入全新世最温暖的阶段，也就是9000年至5000年前这个最适宜的时期，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几个农业起源中心地带最终形成了复杂而密集的建筑空间，被多样化地描述为“村庄”“城镇”“城市”。在公元前8千纪，印度河以西，今天巴基斯坦俾路支省（Balo）的卡奇平原（Ka），种植小麦和大麦的农民建造了一片泥砖房和粮仓，这个地方将在未来3000年间走向繁荣。3000年后，梅赫尔格尔（Mehrgarh）已经发展成一大片定居的高地，占地超过200公顷。将目光转向东方，在中国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出现于公元前7千纪，在8公顷的广阔土地上，100多间建筑和两倍于此的坟墓，连同精致的陶器窑炉彼此相邻。

▲大约从2万年前开始，猛犸象骨头建造的房屋在欧亚平原很常见，直到用泥土制成的建筑材料取代了它们（另外可参见第47页）。人们在这些非凡的住所里进行着普通的日常活动，包括睡觉、吃饭和家庭生活的所有日常事务。

▲大约1万年前，在土耳其科尼亚的加泰土丘，住宅蜂巢般紧靠在一起，屋顶走道被用作街道。

▲梅赫尔格尔（新石器时代，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000年）。该遗址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卡奇平原上的博兰山口（BolanPass）附近，印度河流域的西部。这里从“一片泥砖房”发展成一个占地超过29公顷的定居点。

能源与火

房屋和窑炉都凸显了人造空间的一个核心特征：对能源的控制。在作为能量核心与来源的炉灶周围，社会和集体的轮廓得以显现，围绕同一个炉灶的建筑的边界意味着分离和限制。就这样，随着这些主题的不断变化，建筑和社会继续着它们纠缠不清的共生过程。炉灶包含了另一种围绕燃烧技术的共生现象。用于实现密封的许多材料，如硬化黏土和灰泥，需要炉窑来生产。保持社区的温暖干燥、准备食物、制作建筑材料和人工制品形成了一个热量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的运作要求对炉灶、燃料和空气的输入方式以及炉膛的样式进行改进。以炉灶为中心的人造空间为燃烧技术的试验提供了一个持续的舞台。

在我们回顾的这段时间里，烹饪所需的温度也可以用来烘干泥砖和煅烧石膏以制成灰泥。随着密封的加强和氧气的增加，温度可能会超过500摄氏度，足以将湿黏土转变成一种耐用的多用途材料。对封闭炉灶的进一步改造以及选择木炭作为燃料，就能够把二氧化硅熔化成玻璃，也能熔炼铜和金。为了炼铁，同样的主题（即封闭的火、精选的燃料和充足的氧气）将被聚集在一起，以达到地球表面前所未有的温度，甚至连火山表面也有所不及。

对火与装饰材料的迷恋一样深入人类历史。这两者的历史在欧亚大陆至少可以追溯到4万年到3万年前，在非洲这个时间还得翻番。世界各地的人类使用石膏和黏土塑造人类和动物的形状，并进一步用这些泥塑来制造功能性容器，到本章开始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同样也是几千年来，他们在炉灶周围收集外表有趣的泥土、石头和骨骼，对它们做进一步的加工，将其串成珠子，弄成糊状来装饰脸和身体，并对他们已故祖先的头骨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这种祖先的头骨是在约旦的艾因加扎勒（AinGhazal）遗址发现的。大约9000年前[1]，人们使用灰泥为这些头骨重新塑造了皮肉，后来灰泥常被时尚模特使用。从很早开始，不同种类的灰泥也被用来涂抹地板和墙壁的表面，这些表面可能会进一步用彩色糊状物装饰。在这些糊状物中，可能有一种是用磨碎的彩色石头制成的。在许多这样的石头中，包括蓝色的天青石、绿色的孔雀石和红色的赤铜矿，它们由于富含铜离子而具有独特的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