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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泥土与金属 农业肇始到青铜时代危机的文化分化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1000年（第4页）

正如关于过去农业的证据日渐丰富，我们对与之进行比较的当代刀耕火种策略的理解也在增长。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这些系统是对热带生态系统及其山坡土壤的特殊适应，而不是“史前遗迹”。这些方面并不能普遍地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史前景观中。过去所有的农业生态系统也不可能期望在人种志记录中有一个现代的类似物。事实证明，过去比现在更加多样化。

然而，对于早期的史前农业景观，可能会有一些一般性的观点。在这些景观中，驯化和未驯化的资源各自在人类存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将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另外同样普遍的是，尽管已经扩展到起源地以外，主要的驯化资源仍然留在起源地，并且保留了许多在该区域起效的适应性特征。

之后集约阶段的农业也同样被重构。这一时期在观念发展方面有两个重要概念，分别是卡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modeofprodu）理论和卡尔·魏特夫（Karl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ism）理论。每种概念都基于各自作者对印度和中国高度集权且专制的治理体系的理解，这些体系被视为集中指导土地使用和管理的所有关键方面，其中魏特夫特别强调水的治理。这两种观点都曾因对中国和印度制度的好或坏的理解而受到批评。专制权力和控制形式与自然资源的管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受到了进一步的挑战，因为人们对中国和印度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有了更多的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错综复杂的治水系统的例证，它们要么缺乏专制精英统治的证据，要么在专制社会之前就存在了。

与我们对前一阶段的重新解读相类似，我们现在意识到一个史前晚期的农业世界比之前的阶段更加多样化，但仍然展示了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这些主题中，农民和特定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永恒持久，对水流、土壤、动物和某些作物的投入也必须是持久的，而预先投资是这种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肥沃的土壤主要是能量密集型的，它继而又与畜力和金属冶炼技术有不同的联系。

家园与漫游者

▲排成圆圈的石柱之一，是哥贝克力遗址的焦点。该遗址有1。1万年以上的历史，位于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幼发拉底河上游。

在巨大的石灰石石板中，散落着许多黑曜石片。黑曜石是一种玻璃状的火山岩，可作为化学原料。一些哥贝克力石阵的黑曜石片来自土耳其中部，另一些则来自土耳其东北部，无论来自哪里，它们都穿越了300英里（约482。8千米）左右的距离。

看似矛盾的是，这种特定地区展现出的定居和聚集应该促成更大的流动性，但在所有人类的旅程中都隐含着回归的预期。家园越安稳，向外探索的意愿就越强烈。不断移动的旧石器时代猎人，跟随猎物的迁徙，会季节性地返回家园，老家和季节性营地都留下了考古学的痕迹。如果以祖先的纪念物为标志的老家能保持数代安全无恙，那就可以设想和踏上更远的旅程。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甚至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在史前时期，就像现在一样，大多数人生活在大家庭的主要成员容易到达的范围内，这种推测合乎情理。除此之外，少数人更习惯于离开家，独自或与陌生人过夜。这个习惯可以使少数人在返回家园之前走很远的距离，甚至跨越大陆。在今天，这类少数人可能有很多，旅行时间以小时计算，最多以天计算。在史前，这类人可能更少，旅程以月或年为单位，但也具备跨越大陆的潜力。

生活环境中的这两种方式，一个在明确血统和传承的基础上留在家园开枝散叶，另一个则不停移动，不断重复以往经历；两者总是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不同社会的不同生态轨迹。

食物的全球化与跨欧亚大陆的交流

关于新的跨大陆规模的接触，一些最明显的迹象来自农业劳动的初级产品，即农作物本身。到公元前3千纪中期，在亚洲西南部肥沃的“新月沃地”驯化的小麦已经传播到中亚地区腹地，那里的史前营地发现了它的踪迹，地点是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周边准噶尔西部山地（DzhungharMountains）的山坡处。甚至在更东部的中国山东省赵家庄遗址，也有类似的古老而神秘的记录。回到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山坡处，中国谷物向西移动的证据也遗存下来。还是公元前3千纪，拜尕什（Begash）遗址的一个早期牧民村落保存了烧焦的黍粒。几个世纪后，在阿塞拜疆的乌尔米耶盆地（UrmiaBasin），哈夫塔万丘（HaftavanTepe）的大型定居地的垃圾堆积物和壁炉中发现了黍类谷物，与此同时亚洲西南部的谷物在中国北部和西部也得以广泛种植和消费。除了亚洲黍类以外，欧洲史前的花粉记录也广泛证明了两种被认为源自中国的荞麦，这说明它们也在较早年代跨越了欧洲大陆。

如果我们从早期冶金学的地理分布回到早期作物传播的地理分布，就会看到景观中有一个独特的部分。小麦和黍类提供了很多细节，但它们并不是特例。大约到公元前1600年，一系列的作物传播已经同一个连续的道路网络结合起来，这个网络连接了欧亚大陆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新出现模式的典型例证位于一连串丘陵所形成的接合部，位于高山的坚硬地质和有季节性湍急洪水的平原之间。其间丘陵的顶部土壤肥沃，水流可控。这个丘陵地带在培育驯养的跨物种亲密关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远距离连接人群及其资源的关键。传播的主要驱动力可能是放牧的需求，而不是对农作物或货物的需求。沿“内亚山廊”（InnerAsianMountainCorridor）的作物传播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随后用于运输一系列其他商品和物品，最终成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在这一不断变化的网络的各阶段中，我们可以追踪动物、作物和人工制品的传播，我们也可以反思漫游者自身的身份。

保存着来自世界各地遗物和财富的精英坟墓，十分有利于追踪公元前2千纪晚期的相互关联。但是对于作物传播的早期阶段，我们依靠的还是作物本身，以及消费的直接证据。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人类骸骨的化学成分里保存了消费的证据。骨骼中碳同位素平衡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追踪西部作物东移和东部作物西移的方法。

在欧亚大陆西部，最早在不同程度上以源自中国北方的黍类为食的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他们的饮食方式各不相同。迄今为止，这些人的坟墓在伊朗、希腊和匈牙利均有发现，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之前，个别匈牙利人的历史可能早至公元前6千纪。公元前2千纪期间，西方黍类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千年里，我们发现了存在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定期食用黍类的群体。尤其是后半期，这些群体已知来自俄罗斯、意大利和希腊。虽然他们对应的是从多种形式的证据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方横跨欧亚大陆发生联系的时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他们与其他可识别的文化特性有明显关联。

公元前3千纪的早期联系，在公元前2千纪变成一个旧世界的全球网络。这种形势主要通过普通社会的农产品而非财富遗产，在欧亚大陆各地区得以清晰地呈现。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在印度西北部，到公元前2千纪，那里获得了来自新月沃地、中国的北部和南部、南亚各地以及非洲的作物。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种多熟制，它能够很好地利用冬季和夏季的降水。

正如非洲的农作物，如高粱、龙爪稷、豇豆和扁豆，对史前的印度农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样，印度的牲畜对非洲牛类的生态适应性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南亚，瘤牛（zebu）最容易通过其隆起的鬐甲部和下垂的垂肉辨识出来。它们看不见的显著特征，则在于比起那些鬐甲部不隆起的“似公牛的”（taurine）近亲，对多变或分散的水资源有更强的适应性。非洲本土的牛都是“似公牛的”，对水的需求把它们限制在足够潮湿的北非和西非地区。在全球联系和资源交换的早期年代的某个阶段，部分印度瘤牛和非洲“似公牛的”牛进行了杂交。它们的后代具有抗干旱属性，成为讲班图语的南部移民的重要资源，公元前1千纪以来对非洲的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被重塑的自然

当智人到达世界上每一个被植被覆盖的大陆的南端时，全球气候已经开始从严酷的冰河时代和新仙女木时期最后一次剧烈降温中逐渐得到改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先期生长的林地将会逐渐蚕食在寒冷时期达到最大面积的草原和苔原环境。更茂密、更广阔、更多样的林地又将接着取代这些先期生长的林地，除了最寒冷的外围地区、最干燥的内陆和海拔最高的荒凉无植被的地区外，森林景观将延伸到世界各处。

通过改善生存环境，我们将自己的物种分布在一系列重要的生物群落中，它们通常位于生态系统之间的接合部，比如各种林地的边缘地区。草地和林地的边界以及沙漠和草地的边界因我们的耕种和放牧而拉锯波动，我们对这些生态边界的最终影响将是巨大的。随着气候变暖，地球表面覆盖了更茂密的植被，之后一代又一代农民会使它再次变得稀疏，并带着驯化的动植物占据开辟的土地。

这一总体趋势偶尔会被更突然的变化所打断。世界在5900年前和4200年前分别经历了温度骤降以及之后的恢复，许多地区出现了干旱期。在某些地区，后一次衰退的时间正好与持续扩大和完善定居点的时期的结束相吻合。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地区，这种结局被解释和叙述为“文明的崩溃”。的确，我们有理由推断气候变化与社会组织的重大变化有关，气候的明显波动可能与政治组织和控制机构的消亡有时间上的关联。处于自我控制范围内的底层农民的境况是好是坏，则不容易确定。可以推断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适应气候变化的选择已经改变。

与最早的农民相比，作为全球食物资源传播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的社会享受到了一套能更大程度减轻气候影响的策略。食物资源在跨大陆规模上的混合拓展了他们对温度、营养和水的适应性的选择，甚至在季节的模式和结构上也是如此。

最早的农民受到本地季节的约束，季节又与他们所依赖的植物密切相关。越多的作物四处传播并跨越大陆的距离，他们就越脱离季节环境。这些作物中的一些失去了季节敏感性，因此农民可以控制它们的生长时间。只要本地和外来作物混合成功，对水的适应性得到控制，土壤温度得以通过耕作而缓解，那么多熟制就成为可能。随着动物在冬天活动的减少，作物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生长。季节因素并没有消失，但发生了显著的调整，这归因于农业生产力更大规模、更可持续的发展潜力。

小结

这一章开篇就谈到了人类进程如今的规模，这一进程超越了我们的任何原始人类近亲。每个早期人类种群都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在一个生态边界内，与世界上主要的陆地生物群落相分离。我们这个物种努力穿越了每一个边界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种群。全球时代的人类经常被描绘成“征服自然”。尽管对于今天关于过去的更细致的生态分析来说，“征服”这个词有些过于夸张了，但人类与自然的一系列交流清楚地彰显了在这个时代，交流的结果是显著和持久的，这标志着我们人类的活动是一种全球性的力量。

这些活动首先是清除大片土地上的植被。最早对深层花粉序列进行研究的人员并不期望会遇到一种史前花粉信号，而这不能完全用气候波动来解释。对新石器时代欧洲西北部许多地区“榆树衰败事件”（ElmDee）的认识改变了这种看法，为全序列“人为指标”的检测和对长短时段内大量林地清除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放火和林地清除与一些狩猎采集者寻找猎物有关，而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群体的活动。

第二种人类交流活动是基因层面的。农业已经导致一系列动植物基因型的广泛改变，对世界生物圈的影响与日俱增，并提高了依靠人类完成其生殖周期的生物圈的比例。尽管基因结构的主动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被开发的动植物本身，但农业的基因后果已经在整个人类食物链中显现出来。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各种疾病、寄生虫，在动物管理和定居农业的背景下经历了一次进化爆炸。在全球范围内农业社会扩张的形塑下，人类自身的多样性越发显著。

第三种人类交流活动既是最不显眼的，也可以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今天地球的大气中大约有78%的氮气和21%的氧气。还有两种气体的含量要低得多，它们是二氧化碳（大约占0。04%）和甲烷（大约占30000ppm）。虽然比例很小，只有用灵敏的科学设备才能检测到，但目前关于人类活动导致其比例上升，全球生物圈因此面临危险的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论。比例上升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工业时代和当今时代——与使用化石燃料相关。然而，气体浓度与预期路径的偏离可能早就开始了。

评估这种偏离的方法之一，是将全新世期间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气体浓度同之前的间冰期的等效波动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促使人们推断，二氧化碳浓度偏离了它的预期路径发生在第一次农业扩张和它造成的大规模砍伐时期。几千年后，甲烷浓度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也许与水稻种植的扩张有关。在本章所述时期结束时，这些气体的浓度比之前间冰期时的浓度高出了20%到50%。有些人用这种上升来表示全新世的结束，为我们人类的跨大陆旅行确定了框架。“人类世”这个新的地质时代已经被提出，期间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全球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本章考察时代的核心主题，是唯一幸存的人类种群与自然交流的新方式。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影响了世界上除了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它对地球的沉积过程及其土壤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的平衡，重新配置了其中许多物种的遗传和繁殖行为。最关键的是，它开始对整个系统所依赖的大气气体平衡产生了可测量的影响。无论这是否构成“征服”，事实证明，从这一史前时期开始，地球每一个层面上的动态变化都将由人类活动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