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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业帝国 农业国家和城市的兴盛与危机（第2页）

为了使王权合法化，理论家们向神灵求助。在埃及，人们称国王为神。在名为“阿玛纳书信”（Amarers）的外交信函中，巴勒斯坦某座城市的统治者在公元前1350年前后写道：“致我的国王，我的太阳神，我是拉布阿育（Lab'ayu），您的奴仆和脚下的尘土。”大约在此前400年，一位名叫赛赫特普艾比-热（Sehetep-ib-Re）的父亲给他的孩子写下这样的建议，“一个永恒的建议和正确的生活方式”，国王“照耀埃及胜过日光，他使大地充满生机胜过尼罗河”。埃及人称其国王为神有什么意义？他们在神灵可能显灵的地方建造神像和神殿，只有当神灵降临到神像里的时候，神像才是神。法老本人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充当神灵降临的载体。

在埃及，法律出自神圣的法老之口，把它写成文字的需求从来都不强烈。相反，宗教定义了一种国家不能轻易修改或颠覆的道德准则。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来世的观念。早期的墓葬是重复现世生活的居所。那些后来建造的坟墓在墙壁上画着众神称量死者灵魂的场景，这是在为来生做好道德准备后去到的审判所。通常，死者的心脏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放着象征真理的羽毛。阿努比斯长着豺头，是掌管天平的阴间之神。被检视的灵魂宣布脱离一长串的罪行，典型的有渎神、性变态和对弱者滥用权力。善行也会被播报出来，如服从人的法律和神的意志、行善、祭拜神和祖先、帮助缺衣少食者，以及“对孤立无援者施以援手”。对善良的奖赏就是在奥西里斯（Osiris）的陪伴下获得新的生命——他曾是宇宙的统治者。对于那些审判不合格的人，惩罚将是被灭绝。

▲公元前3千纪末的一部镌刻在陶土圆筒上的苏美尔法典。

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不是神，这可能是为何已知最早的法典出自那里的原因。形成于公元前3千纪的《乌尔纳姆法典》（u）已经残缺不全，其本质是一份罚款清单。但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国王李必特-伊什塔尔（Lipit-Ishtar）解释说法律规定，“依照恩里尔（Enlil，苏美尔神话中的至高神）的话”，“使父辈和子女相互支持……消除仇恨和反叛，驱走哭泣与哀悼……带来正义和真理，并给予福祉”。汉谟拉比（Hammurabi）是公元前18世纪中期巴比伦的统治者，他在历史上备受赞誉，原因在于其法典被当作战利品带到波斯而完整保存下来。法典刻在石头上，表示国王从神的手中接受了法条。它代替了统治者的实际存在和言语。“凡有争讼受欺压的人，要到我公义之王的像面前，仔细读我的石刻，留心听我宝贵的言语。愿我的石头使他明白他的道理。”这些法律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通过传统流传下来或是为了约束统治者权力而制定的法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延续皇家命令的手段。在美索不达米亚，服从被严格地执行，在田地里服从维西尔（vizier，宰相），在家里服从父亲，一切事情服从国王。一篇代表性的文献提到：“国王的话就像神的话一样，是不能改变的。”即使我们没有书面证据来证实这一点，王权也会从塞满统治者坟墓的奢华艺术品中体现：一把雕刻成公羊形状的镀金竖琴、镶嵌贝壳和磨光的宝石的骰子与游戏板、贝壳和天青石做眼睛的栩栩如生的金银动物雕刻、锥形金器和鸵鸟蛋造型的金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刻中，国王通常是包括他在内的任何场景中最大的人物形象：他畅饮美酒；他接见求助者以及向他致敬的市民和使节；他统率军队和驴拉的战车；他以火使砖块洁净并用油赋予神性，用它建造城市和神庙。把泥土制成第一块砖是国王专享的权利。官窑制作的砖块都印有王室记号。王室印章清楚地说明了制作原因。这表明众神用泥土建造了世界，他们把泥土混合起来，抬上梯子，一层一层地扔给砌砖的人。把泥土变成城市是一种王室魔法。

神谕被认为是了解未来的手段，它指示国王该做什么。占卜师是神谕的世袭诠释者。他们从献祭的羊的肝、焚香所产生烟雾的飘浮状态，尤其是在天体的运动中，读取神的旨意。在幸存的记录中充斥着他们对王室胜利、危险、愤怒和从疾病中康复的预言。然而，宗教并不一定限制王权。通常情况下，国王控制着神谕。有时为了得到带有预兆的梦，他们就睡在寺庙里。尤其是发生危机期间，比如尼罗河没有泛滥的时候。当然，他们公布的预言可能只是为他们已经决定要执行的政策提供合法性。

然而，这些统治者也要服务大众：代表整个社会与神沟通；组织集体的耕作和灌溉；为防备困难储存粮食；为共同利益重新分配粮食。阿卡德的一段喜剧对话说明了在公元前2千纪里控制粮食供应的微妙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仆人，顺从我，”主人开始说话，“我将给我们的国家提供食物。”

“给我吧，我的主，给我吧。为他的国家提供食物的人将保住自己的大麦，并且通过别人支付的利息致富。”

“不，我的仆人，我不会给我的国家提供粮食。”

“不要给，我的主，不要给。给予就像爱……或者像有了儿子……他们会诅咒你。他们会吃你的大麦并且毁了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最著名的遗存《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史诗，进一步揭示了领导力的本质，或者至少是英雄主义的本质，而领导力就是以英雄主义为原型的。现存的版本大约写于公元前1800年，自然力量塑造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环境，也塑造了故事。当诗中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与一只吞吐着火和瘟疫的怪物对峙时，众神用灼热的风吹瞎了这只怪物。在探索死亡之海以求找到永生的秘密时，他遇到了原始洪水中唯一幸存的家庭。这场由神的心血**造成的灾难摧毁了其余的人类，甚至让众神自己“像狗一样蜷缩在墙边”。

诗中的吉尔伽美什是一个文学形象，有传奇素材为其渲染。但是，确实有一个吉尔伽美什，或者至少在历史资料中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国王。史诗引用了关于历史上的吉尔伽美什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谁曾像他那样强有力地进行过统治呢？”根据最广为认可的年表，他是公元前2700年前后乌鲁克（Uruk）的第五个国王。在他统治期间，这座城市出现了一些真正的胜迹，包括城墙、花园，以及市中心神灵居住的圆柱神殿。

中国最早记载的王权传统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似。它们同样表明了皇室地位与水资源管理和粮食分配之间的联系。传说中的治水者大禹因为“湮洪水，决江河”而受到称颂。早期的民间诗歌描述了他那个时代之后的一个城市建设时期，其建设速度之快“鼛鼓弗胜”。传说中的统治者亶父：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

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在公元前2千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称为“商”的王朝统治着黄河流域。龟甲和兽骨上的卜辞显示，专职占卜师把这些甲骨加热到开裂，沿着裂纹解读神灵对于君王所提问题的解答。这些卜辞表明商王经常征战，有时也开展外交。联姻是其中的一部分，后来的帝王们称其为“施恩”。对他们的士兵来说，“王事”让他们陷入无尽的苦难，“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最重要的是，商王是神的媒介，举行祭祀，解读神谕，开疆拓土，祈雨建城。他把一半的时间花在游猎上，这可能是一种取悦大臣和使节、训练骑兵以及补充食物的手段。学者们声称从卜辞中发现了一种日渐高效的语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梦境和疾病的内容逐渐减少，风格变得更加简洁，语气变得更加乐观。有时，这些甲骨揭示了不同统治时期礼仪行为的变革，证明了君王们在与传统做斗争，试图给世界打上他们自己的印记。例如，公元前2千纪晚期的商王祖甲，停止祭祀神话中的祖先和山川，增加对历史人物的祭祀。毫无疑问，他正在改变这个朝代最长寿且最著名的君王武丁所留下的传统。

▲古代中国的甲骨，它在火中被加热到开裂。裂缝的图案是占卜者预测未来的线索。

虽然年表不够确切，但武丁在位的时间肯定是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作为“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的征服者和统治者，1000年后他仍然得到纪念。他的64位配偶中的一位[2]葬在当时最奢华的坟墓中，陪葬的有她的仆人、狗、马、数百件青铜器和玉器以及成千上万的用作货币的贝壳。尽管宫廷用相同的名字称呼不同的人的习惯可能会造成混淆，但宫廷记录得以正确地辨别她的身份。武丁反复向神询问有关她的生育和疾病的问题。她是他的三名正妻之一，不仅是妻子和母亲，还积极地参与朝政。她有自己的领地，包括一座带围墙的城邑，并能调动指挥3000名士兵。

通过接管对甲骨的占卜，商王把巫术和宗教最重要的政治功能转移到国家上，这个功能就是预测未来和解释神灵的意愿。记录和保存占卜结果成了一项世俗的非宗教的工作，不再掌握在占卜者手中。商王成了世俗官僚制度的捍卫者，一批官方史官正慢慢成长，他们基于经验做出的预测比巫师用虚假洞察力做出的推断更为可靠。

在这个阶段，中国人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待王权，即统治者对他的臣民照顾得怎样。商朝统治者宣称自己作为圣神正义的执行者，其权力夺取自之前的夏朝。这是有争议的、可能只存在于神话中的王朝，其最后一位君王[3]由于“舍我穑事”而丧失了统治权，就像农民没有好好照看田地一样没有尽到管理国家的义务。最早的学者描述中国起源的文献可能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传统的宣传口径。他们描绘了致力于天下太平的善良而慷慨的统治者。黄帝这个神话人物，被认为发明了马车、船只、铜镜、锅、弩以及“蹴鞠”（一种足球）。然而，诗歌和民间传说更多地揭示了王权的血腥，这继承自古代氏族首领的生杀大权。一把刻有行刑者标志（饥饿的微笑和贪婪的牙齿）的斧头象征着统治的最初阶段。“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尚书》中记载了商王的话，“罚及尔身，弗可悔。”财富和战争是王权不可分割的要素。公元前1500年的商王陵墓显示了他们权力的本质：成千上万串的贝壳、铜斧和战车、漆器以及数以百计的精雕细刻的珍宝玉器和骨器。最珍贵的宝物是用陶范铸成的品质无与伦比的青铜器。青铜铸造是商代中国最高超的艺术，其产品代表着特权等级。成千上万的人牲陪葬在国王的墓中，目的是在另一个世界为国王服务或衅祭王陵。

在印度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哈拉帕世界在城市布局和建筑设计上表现出非凡的一致性，这并不必然源自政治上的统一。等级森严的居住空间暗示着阶级结构，甚至是更严格的种姓结构。在阶级制度中，个人可以在社会的等级中上升或下降。在种姓制度中，他们一生都被自己出生时的地位束缚。在哈拉帕的城市里，广泛的公共区域肯定与人力组织有关，也许涉及士兵、奴隶或学者。巨大的仓库说明形成了一个分配食物的体系。垃圾处理系统看起来像是城市规划的杰作，街道下面铺设了陶制排水管道。统一的砖块肯定来自国家砖窑和砖厂。宏伟的城堡或要塞将空间封闭起来，可能具有召集精英人士的功能，比如摩亨佐达罗的宽敞浴池。然而，哈拉帕遗址没有奢华的坟墓，也没有君王的住所或王室设施，这不禁让人把哈拉帕社会想象成共和国或神权政体，后者是由祭司们管理的以神为中心的政府。

对于像哈拉帕这样还无法解读其文字的社会，我们希望从艺术作品中了解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绘画艺术得以留存，除了一些小型的陶土（偶尔是青铜）塑像外，哈拉帕的艺术家们似乎没有制作多少雕塑作品。摩亨佐达罗有一尊与众不同的人像，他神情非常严肃，长着一双杏眼，蓄着一撮粗犷的胡须，头上戴着一条镶有宝石的头巾。一件华丽的外衣搭在一侧肩膀上，手臂的其余部分伸在外面，这肯定是一种象征性或仪式性的姿态。他被称为祭司王或哲学王，但这些浪漫的术语并无价值。尽管关于哈拉帕政治的一切仍然神秘莫测，但其文化影响范围甚广，以至于很难想象除了动用武力之外，它是如何能传播到如此之远的不同环境中。当你看到要塞拓展到亚洲内陆无法得到灌溉的沙漠以及岩石**的丘陵时，你一定会明显感到哈拉帕的边界充满扩张和暴力的氛围。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在绿洲定居点进行的天青石和铜的贸易向西延伸至里海。蒙迪加克（Mundigak）是一个设防的贸易中心，那里设施齐备，可以容纳整个商队。今天，在令人生畏的方形堡垒的城墙之后，一座巨大城堡的遗迹兀立于大地之上，它的侧面露出一排排高大的圆柱，就像一只蹲伏着守卫商路的巨大猛兽的肋骨。

摩亨佐达罗幸存的一尊塑像，此人物塑像长着杏眼，蓄着粗犷的胡须，戴着头巾和肩带饰品，可能让人回想起哈拉帕精英的模样。

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用来揭示国家是如何通过武力征服而发展起来的资料非常丰富。在埃及，尼罗河是支撑一个统一国家的脊梁。法老们沿着河流巡视王国。通过河流航行是现世与天堂共有的特征之一。为了陪伴在天空遨游的不朽神灵，法老基奥普斯[4]（Cheops）置备了运输工具。在他的金字塔旁边的一个深坑里，安放着一艘将他的尸体运到墓地的驳船。埃及古物学家目前正在挖掘另一个相邻的深坑，那里埋葬着他的天船。法老将乘坐这艘天船在黑暗中航行，加入装载太阳的舰队，每夜将太阳带回生活中。

回溯过去，埃及的统一似乎是“自然”的，由河流形塑。美索不达米亚的统一却没有这么简单。致敬城市守护神的铭文上写满了击败对手的胜利记录，每座城市的宣传又都自相矛盾，令人困惑。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最喜欢炫耀的铭文作者，苏美尔城邦乌玛（Umma）的国王卢加尔扎克西（Lugal-Zage-Si）说得更离谱。他说最高的神恩里尔把从东到西的所有土地都放在他脚下，从波斯湾到地中海都臣服于他。这几乎可以肯定只是自我吹嘘。就其自身而言，敌对的苏美尔城邦从未有过长期的统一。然而，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入侵者推动了政治变化。征服者阿卡德的萨尔贡（Sargon）是古代伟大帝国的创建者之一。他的军队顺流而下，使他成为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国王。“我持青铜战斧征服了巍峨群山。”他在现存的编年史残片中这样说道。在他之后野心勃勃的国王们也是照此办理。据说，他的军队曾到达叙利亚和伊朗。

如此庞大的帝国难以持久。一两个世纪后，当地的苏美尔人驱逐了萨尔贡的继承者。尽管如此，萨尔贡的成就为该地区的政治史确立了一种新的向帝国方向发展的模式。城邦通过相互征服来寻求扩张。乌尔的北部邻国拉格什（Lagash）曾一度统治了苏美尔。它的一位国王正是幸存的27幅画像中的主角，我们没有比这更好的描述统治者权力的指标了。但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乌尔取代了拉格什。这座新的都城开始呈现出世人所知的模样，包括耀眼的金字塔和令人生畏的城墙。在一个有着4000年历史的很可能是某座竖琴的共鸣箱上，生动地描绘了一整套乌尔帝国的王室生活，包括胜利、纳贡集会和庆典。此后，该地区的领导权在各敌对中心之间反复易手，但始终保持在南部。

▲绘制在可能是某座竖琴的共鸣箱上的图画，反映了古代乌尔宫廷生活，这个场景刻画的是统治者和朝臣接受贡品时进行宴饮。

在中国，公元前1500年的王家巡游揭示了一种不同的政治地理学。国王们在王国的纵向大动脉黄河的东部支流上来回奔忙，狂热地绕过城镇和领地，向南一直到淮河。偶尔，他们会到达长江的北缘。这是一个泄露天机的迹象。商文明从黄河中游的中心地带向南扩张，发展成一个具有区域性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长江流域逐渐被纳入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版图。结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拥有了互补的环境：种植黍类作物的黄河流域和种植稻米的长江流域。中国新的生态有助于保护它抵御某一区域的生态灾害，也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展现的惊人的韧性和生产力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欧亚大草原上，广袤的平原和广阔的天空激发了类似的思考。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有了关于草原王朝野心的文献记载。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满怀征服欲的草原民族在公元前1千纪一再挑战欧亚大陆边缘的各大帝国。可以说，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以来，世界统治权的观念推动了帝国主义在欧亚大陆的发展。

公元前2千纪末的危机

大河流域文明的辉煌成就引发了人们对其可持续性的质疑。它们的财富和生产力招致外人的嫉妒和攻击。持续的人口增长要求对环境进行更加密集的开发。灌溉、储存和修建纪念建筑所需的大规模的集体劳动造就了大量受压迫的各阶层民众，他们对精英阶层充满怨恨。由于这些怨恨以及其他压力，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开始，变革或崩溃的威胁到来了。

与此同时，生活在贫瘠环境中的人们找到了繁衍人口、挑战或超越大河流域成就的意愿和手段。例如，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安纳托利亚中部，自称哈梯（Hatti）子孙的赫梯人（Hittite）在共同的忠诚下，将百万人口集合成单一的生产和分配网络。这个完全可以被称为帝国的国家，拥有宫殿建筑群、仓库、城镇，以及赫梯人可能最为看重的庞大军队。所有这些在规模上都可以与大河民族相媲美。埃及法老平等地对待赫梯国王。有一个没有继承人的法老去世了，他的遗孀就致信赫梯国王：“您的一个儿子将成为我的丈夫，因为我绝不会选一个奴仆来当丈夫。”

我们可以通过赫梯人给我们留下的雕像来描绘他们：钩鼻子、圆脑袋，而且经常列队准备打仗。但他们的帝国是如何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呢？

赫梯王国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将农民和牧民纳入了一个单一的国家和经济体系。这就涉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崎岖不平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环境，在牧场围绕的集中的小块可耕土地上耕作的问题。专业化的牧民的羊毛生产与少量农民的粮食生产结合起来，这些农民并非奴隶或雇工。牲畜生产肥料，而富含牛奶的饮食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促进了人口的繁衍。总的来说，其结果是正面的：经济专业化和城市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在战争中能动员的人力也更多。

蒂瓦帕特拉（Tiatara）是一个典型的赫梯农民，他的财产清单得以保存下来。清单显示这个五口之家有1所住房、36头牲畜、1英亩（约0。4公顷）牧场以及3。5英亩（约1。4公顷）葡萄园，葡萄园里还种了42棵石榴树和40棵苹果树。那块牧场一定是为他的8头宝贝公牛准备的。他的山羊是适应性很强的动物，可能自行觅食。正是有蒂瓦帕特拉这样的农民作为兵源，赫梯军队一度所向披靡。战争期间，他的孩子从事农作，经常恰巧赶上播种和收获的季节。蒂瓦帕特拉这类人大概非常愿意支持国家，而国家反过来也保护他们，因为赫梯法律对盗贼或侵犯私人财产者都施加严厉惩罚。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经济的生产力总量，但仅仅从主要城市哈图沙（Hattusa）挖掘出的谷仓就能储存供3。2万人食用一年的谷物。

从现存的法典来判断，赫梯人遵守许多明显不合常理的性禁忌。与猪或羊发生性行为可被处以死刑，但不包括涉及马或骡子的案件。赫梯人显然是通过关于**的法律的严厉程度来衡量其他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他们自己的法律禁止同胞或堂表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然而，任何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洁的，必须通过祈祷前的沐浴来净化。如果我们对赫梯宗教有更多了解，我们可能会更深刻地认识他们的道德。强烈的性禁忌通常出现在“二元论”宗教中，该宗教也相信善与恶或精神与物质之间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赫梯人对性的态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形成对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性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的，寺庙就雇用妓女，这似乎是一种更典型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