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六章 思想传统 哲学科学宗教和艺术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350年（第2页）

“世界宗教”这个短语有多种含义。一些人用它来总括任何在全球分布上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信仰传统，包括今天在许多地区拥有追随者的犹太教或神道教等信仰，尽管他们的追随者分别局限于具有犹太和日本血统的人。另一些人将这一短语限于普世宗教，即那些从其早期历史开始就试图超越其起源地的特定种族，要成为容纳所有人类的宗教。本章使用了第二个定义，出于篇幅的原因重点放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共同发展的十三个世纪中，它们是规模最大且分布最广的三种普世宗教。

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犹太教没有成为世界宗教。早期以色列人建国后，发展了以上帝耶和华为基础的民族宗教。后来犹太神学家认为，耶和华不仅仅是他们的神，也不仅仅比邻近民族的神更强大，而是唯一的神。犹太人解释了他们与耶和华的特殊关系，声称他选择了犹太人并使其凌驾于所有其他民族之上。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称谓）之间的界限被信仰打破，这种信仰认为耶和华意在让以色列成为世界的灯塔，他的普世救赎计划将通过以色列人在未来的某天得以实现。早期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像犹太人一样虔诚地信奉一神论和他们的神圣计划，两种宗教都成功地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向所有人开放了他们的信仰。

基督教起源于拿撒勒（h）的耶稣的学说，他是罗马帝国治下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犹太人。与其他已经涉及的思想传统一样，这位创始人的信息是通过之后追随者的记录和阐释才得以被我们知晓的。被称为《新约》的基督教经典把历史事件和神学内容混合在一起。四部《福音书》展示了耶稣的生平，包括他鼓励谦逊、忏悔，善待不幸之人和调解纷争的事迹，以及某些犹太统治者的反对如何导致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细节。除了这些简单的历史事实，还有一些更神秘的事件。像其他圣人一样，耶稣被认为具有治愈和驱魔的能力。还有一些说法就更离奇了：他的母亲是处女；他死而复生并且升天了。无论这些自然和超自然事件以何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很明显，1世纪末的基督徒们都完全相信它们。信徒们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使徒行传》叙述了早期基督徒的活动，描述了犹太人如何排斥耶稣，以及耶稣的使徒如何将耶稣的信息从圣城耶路撒冷带到罗马这个外邦世界的首都。在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中，他阐明了基督预言的普遍性，认为皈依者并不需要通过男性割礼成为犹太人，然后才成为基督徒。

基督教很幸运地出现在罗马帝国的政治边界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发展起来的希腊化世界的文化边界内。耶稣说的是阿拉米语（Aramaic），但《新约》的所有文本都是用希腊语写的。当圣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羽翼未丰的基督教团体时，他用希腊语写作，直到3世纪中叶那里的基督徒一直说希腊语。这里所说的希腊语是通用希腊语（KoineGreek），或亚历山大希腊语（AlexandrianGreek），这种跨区域语言后来成为希腊东正教的仪式语言，是现代希腊语的前身。甚至连《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也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被翻译成通用希腊语。由于希腊语中用来表示弥赛亚的单词是“Christos”（受膏者），于是新宗教的成员称自己为“”（基督徒）。到了100年，基督教团体已经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希腊、意大利，以及亚历山大里亚（埃及）和的黎波里（利比亚）兴起。它很快就传遍了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即北非的西部。早期基督徒大多是穷人和市民。

尽管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使信仰更容易传播，但早期基督徒也面临三方面严峻的挑战，即罗马人的迫害、希腊哲学的挑战以及关于神学的争论。早期罗马迫害的目的是强迫基督徒遵守承认罗马诸皇帝为神明的仪式，其结果是使基督徒四处躲藏。虽然不是很有效，但这些迫害导致了殉道者的出现，他们的坚贞鼓舞了其他人的信仰。然而，皇帝戴克里先（Dio，284—305年在位）确信，罗马军团无力抵抗北方入侵者的原因在于罗马众神不满基督徒士兵可以佩戴十字架的标记而不是提供传统的祭品，于是发起了更为严厉的迫害。303年，戴克里先将基督徒从军团中清除，然后开始对其他基督徒进行残酷的迫害，包括摧毁教堂，对那些拒绝向既定神灵献祭的人实施大规模的拷问和处决。

比迫害更持久的是希腊文化带来的思想挑战。受过更多教育和思维更缜密的人往往发现基督教的信仰缺乏逻辑或过于神秘。基督教领袖对此有不同的反应。例如，迦太基伟大的基督教辩护者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55—220年）问及雅典（的古典学）和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教启示）必须互相提供些什么。对此他回答道：“我们信仰的第一条就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信仰。”当时更睿智的基督教领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运用希腊哲学来捍卫他们的信仰，反对非信徒的批评，并由此对他们的宗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亚历山大里亚的革利免（t，150—215年）是雅典人，也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他谨慎地提出哲学可以提供与基督教“第三种《圣约》”（ThirdTestament）相符的信仰，甚至支持它们。亚历山大学派才华横溢但又有些古怪的思想家奥利金（en，182—254年）走得更远。他在埃及长大，早期的迫害杀死了他的父亲和朋友，他认识到有必要反击基督教的批评者。他以勤奋和坚韧的精神研究希腊哲学，以至于基督徒的强烈反对者提尔的波菲利（Porphyry）都称赞他：“奥利金生活时像一个基督徒，但他思考时像一个希腊人。”

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在早期教会中创立了最伟大的信仰和哲学的综合体。奥古斯丁的母亲来自北非，是一名基督徒，父亲是一位非基督徒的罗马人，年轻的奥古斯丁曾在宗教和肉体的**间反复挣扎。在386年夏天阅读圣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时，奥古斯丁感觉到他的挣扎消失了。次年，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献身于苦修生活，最终在391年被授予神职，五年后被任命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写了大量的文章来捍卫基督教正统，反对各种异端教派，包括多纳图派（Donatist），他们拒绝重新接纳在戴克里先迫害期间交出经文的基督徒，导致北非教会分裂。他用柏拉图主义的理想形式构建了神学，其思想主导了拉丁教会千余年。他写道，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教会是上帝之城。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期，奥古斯丁病逝。

早期教会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来自基督教信仰内部的紧张关系。耶稣的人性如何与他的神性相调和？耶稣是上帝之子的信仰如何与一神论相调和？为了解决这些及其他难题，教会领袖召集会议以找出信仰的共同表述，他们借鉴拉丁语词汇“credo”（我相信）将其称作“creed”（信条），并以此作为声明的开头。哲学话语中获得的希腊语的细微差别有助于为这些神学信条找到正确的措辞。当翻译成拉丁文时，这样的术语看起来很容易理解，但对那些不太熟悉希腊语的人来说，细微的区别似乎是荒谬的。有人认为，这是许多埃及、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不接受451年卡尔西登公会议（cilof）批准新柏拉图派成立的原因。其将耶稣确定为两“性”（神性和人性）完美结合的一个“人”。当然，如果认为任何争议都是由单一原因引起的，那就太简单了。语言不能解释为什么希腊宗主教聂斯脱里（orius）也拒绝接受这一提法，进而导致他创立了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教派。个性、竞争、种族和地区认同也在神学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戴克里先皇帝患病，约克的罗马军团宣布君士坦丁（e）为新皇帝后，基督徒与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与希腊文化的争端进入了新阶段。据说君士坦丁展示了一面印有基督教十字架和“此标志即征服”标语的基督教旗帜后，就战胜了他的对手。这个故事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但这位新皇帝确实在313年采取了行动，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可被容忍的宗教。他还采取行动解决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使用武力镇压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多纳图派，并在325年召集尼西亚公会议（icaea），批准了一项重要的信经[13]。在400年，基督教成为帝国唯一合法宗教。到430年，基督徒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尽管信奉基督教以讨好当局的皈依者缺乏早期和艰难时期基督徒的热情。如果说学者们关于帝国的基督教化有多深的争论尚无共识，那确定无疑的是教会彻底罗马化了。教会法和头衔来源于他们的罗马同行；富裕的罗马人的时尚服装作为礼拜仪式的法衣而存在；一段时间里，教堂建筑反映了罗马的建筑样式。

帝国的庇护也助推了东西方基督徒之间分歧的形成。一方面，它鼓励罗马教皇声索一个远远超出拉丁西方范围的权威；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ople，今伊斯坦布尔）建立第二个行政首都的决定加强了希腊宗主教的教会自治概念。经过几个世纪的龃龉，在1054年当双方领袖都将另一方逐出教会时，永久性的分裂产生了[14]。最后，当西罗马帝国崩溃，日耳曼人及其他入侵者占领了它以前的大部分领土时，拉丁教会的机构成为保存并最终重建罗马法律、文化和文明的手段。在这一进程大步向前推进之前，从7世纪开始的另一次阿拉伯入侵将征服北非、伊比利亚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曾经属于基督教的土地变成了穆斯林的领地。

▲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和长方形廊柱大厅。当前的结构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在6世纪30年代下令修建的，其地址可追溯到4世纪的早期教会建筑。它上面建有一个巨大的圆顶。最初的装饰在8世纪和9世纪被基督教的圣像破坏者毁坏，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遭到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十字军的劫掠和亵渎。

从609年开始，一位来自麦加名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商人，说他通过大天使吉卜利勒（ArgelGabriel）接受了神的启示。穆罕默德不识字，但他的同伴记下了他背诵的内容。这些文字被汇编（并稍加编辑以消除小的矛盾）成一本名为《古兰经》的书。这些启示读起来更像是孔子《论语》的神秘版本，因此不容易总结。内容主要包括：穆罕默德在传教期间同阿拉伯半岛多神教徒和犹太教徒斗争的记述，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宗教功修、道德规范和社会主张，以及古代先知故事和其他人物传说等。《古兰经》规定了法律和惩罚，鼓励对不幸之人施以善行，并呼吁服从真主的意志。“伊斯兰”这个新宗教的名字，意思是“顺从”，它的信徒叫“穆斯林”，也就是“顺从真主的人”。

尽管穆罕默德的教义遭到了他的家乡麦加的传统主义者的反对，但这位先知个人最终得以成功，伊斯兰教也在阿拉伯人中取得胜利，这与耶稣被处决以及他的犹太同胞普遍拒绝接受他的教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穆罕默德在反对他的城市麦地那争取支持，与麦加当局讲和，并巩固了在那里的权力。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此后他的教义在阿拉伯半岛被广泛接受，并第一次将阿拉伯部落团结起来。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内，阿拉伯的穆斯林征服者建立了一个向北延伸到里海、向西延伸到大西洋、向东延伸到印度河的帝国。

▲位于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圣岩金顶清真寺（DomeoftheRock）的岩石圆顶，修建在早期犹太寺庙的遗址上。它的设计可能反映了耶路撒冷早期拜占庭教堂的风格。

早期伊斯兰教受到阿拉伯地区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团体一神论的影响。穆斯林礼拜场所借鉴了基督教和古典设计，这在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的建筑和马赛克装饰中显而易见，这座圣岩金顶清真寺坐落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于691年建成。最重要的是，早期伊斯兰教借鉴了阿拉伯文化。只有阿拉伯语被认为传达了《古兰经》中的全部启示。克尔白（Ka'aba）是麦加的一块巨石，长期以来因与许多神有联系而备受尊崇，成为穆斯林朝圣者的目的地。该遗址清除了许多偶像，伊斯兰教严格禁止在宗教场所展示人和动物，以免这些形象成为崇拜的对象。伊斯兰教也延续了阿拉伯人的男性割礼习俗和多元婚姻的可能性，尽管妻子的数量最近被限制在四人。

阿拉伯文化和权力的主导地位在他们的帝国内慢慢被侵蚀，但同化是双向的。在阿拉伯人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在要塞周围，许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更快地传播开来。经过几代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难划定，因为阿拉伯男人娶了当地的女人，并拥有了实际上是双重文化的穆斯林家庭。在伊朗，阿拉伯人总的来说开始说波斯语，穿得像波斯人。在帝国之外，阿拉伯化在穆斯林中不太明显。在印度、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保留了他们当地的语言，在接受阿拉伯习俗时更具选择性。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促使伊斯兰教成为一种多元文化的世界宗教。

然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世界在宗教上仍然是非常多样化的。最初，阿拉伯帝国的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他们被邀请加入伊斯兰教，但如果他们不加入，通常也能得到宽容和保护。穆斯林承认基督徒和犹太人是“经书中的人”，他们分享着启示的悠久传统。因此，在伊拉克，景教徒重新获得了他们在拜占庭统治下失去的大部分自治权，可以更自由地管理自己的法院、教堂和学校。在埃及，穆斯林领导人为科普特（Coptic）基督徒提供保护，这些人广泛受雇于政府部门。埃及南部的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基督徒保持着政治独立和宗教活力。证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仍然具有活力的证据是宏伟的教堂，它由原生岩石开凿而成，与拉利贝拉（Lalibela）国王有关。如果西方人认为基督徒被迫成为穆斯林的观点被夸大了，那么伊斯兰教的统治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建造或修复基督教教堂通常是被禁止的，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不允许反悔，没有宽容可言。（案例见本章下一节）

▲位于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圣乔治大教堂，大约建于1200年。将火山凝灰岩开凿到40英尺（约12。2米）深之后，这个十字形结构被煞费苦心地挖空建为教堂。它被认为是在拉利贝拉建造的11座岩石教堂中的最后一座。

从神学上讲，伊斯兰教避开了分裂基督教的各种争议。穆罕默德从未声称自己有超过真主使者的地位，他的追随者也没有在他死后为其争取更高的地位。与基督徒冗长、复杂以及充满争议的信条相反，穆斯林有一个简单的信仰声明：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总的来说，伊斯兰教强调“行为的正确”（orthopraxy）多于“信念的正确”（orthodoxy）。一个好的穆斯林听从真主的指示，依特定的时间间隔祈祷、布施、在神圣的斋月期间禁食、戒酒、着装得体，如果力所能及的话，要去麦加朝圣。

然而，伊斯兰教因一场长期且激烈的争端而分裂，这场争端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但在表层之下包含了个人、宗教和地区问题。7世纪中叶，关于谁将成为阿拉伯帝国下一任哈里发或统治者的继承争端导致穆斯林分裂为什叶派（Shia）和逊尼派（Sunni）。前者支持穆罕默德家族的世袭继承，而后者则支持通过选举产生哈里发。逊尼派占了上风，但两派却结了世仇。

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方传播时，这些宗教和其他世界宗教的分支也在亚洲扩张。到了1世纪，儒学已经具有了宗教的特征：信徒们把孔子奉为神，在神庙里向他供奉祭品。儒学传播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虽然它在地区内变得很重要，但它并没有跃升为世界宗教。大约1世纪，中国第一批佛像被竖立起来，它也许是受到了希腊的影响。后来中国的佛教徒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佛教信仰的转变可能以大乘佛教为代表，它首先在印度，然后在中国盛行起来。两种新的教义出现了。首先，佛陀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异常开悟的人，相反他被尊为无所不在的真理。延续这一教义的是佛陀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多次转世的故事。与这一观点密切相关的是“菩萨”的概念，他们作为精神拯救者，选择为他人服务，而不是通过涅槃逃离。这些新概念使佛教扩大了早期佛教的抽象哲学体系和想象空间，印度大众因此被吸引——他们致力于追求众多的神灵和神秘的可能性。

除了迎合大众，印度大乘佛教还推动了对思想的追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那烂陀（Nalanda）的学者和学生群体。7世纪的中国朝圣者对寺院做了描述，它由几座三层建筑组成，数千名学生在这里跟随来自不同佛教流派的学者进行严肃的学术辩论。直到7世纪中叶，印度统治者还在继续推动佛教的传播。然而，在那之后，关于废弃寺庙殿宇的记载表明佛教开始衰落，部分原因是印度教日益强大，它与佛教争夺追随者和政治支持者。对佛教的最后打击是来自印度北部的穆斯林征服，它捣毁了寺院和藏经阁，并在1197年将那烂陀的佛学院摧毁。僧侣们遭到迫害、杀戮或驱逐。佛教基本上从它的发源地消失了。

▲佛陀坐像雕刻，位于斯里兰卡波隆纳鲁瓦（PalVihara），建于12世纪。尽管在印度受到抑制，但从长远来看，佛教被证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完全能够适应各种文化环境，因此有能力成为一种“世界宗教”。

宗教皈依策略

随着世界宗教在1350年之前的千年里大幅扩张，每一种宗教都遵循着自己的轨迹，但都采用了相似的策略。一种策略是利用当时在陆地和海洋上不断拓展的商业网络。第二种策略是与强大的政治当局结盟，有时还包括军事征服。传教工作是获得皈依者的第三种途径，这依靠杰出的传教士，他们通常是纪律严明的宗教团体的成员，通过他们圣洁的榜样作用或直接劝诱来获得皈依者。下面的案例展示了这些策略是如何相互重叠的。所有这些都涉及如何调整宗教观念和行为，以适应潜在皈依者的文化——通常把当地文化纳入特定宗教的核心价值是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三种宗教都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这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中部到远东的复杂陆路。景教徒是第一批沿着这条路线扩张的基督徒，但佛教徒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尤其是在东亚，就像穆斯林后来在中亚做到的那样。

丝绸之路沿线最古老和最壮观的证明佛教存在的证据就是石窟网络，它们都与中国西部边陲的克孜尔附近的一座寺庙有关。一代代艺术家用许多不同风格的辉煌壁画装饰了石窟的墙壁。一幅石窟壁画描绘了佛陀照亮商人前行的道路，这有力地提示了宗教和商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到了500年，中国的记录显示佛教势力强大，在中国北方有7。7万名僧侣和成千上万的寺庙，在南方还有8。3万名僧侣。同时，佛教已经传入朝鲜，并在6世纪传到丝绸之路东端的日本。

穆斯林比佛教徒更倾向于从事贸易，巴格达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中心，也是穆斯林的政治中心。在波斯和中国之间的广大地区，许多当地商人接受了路过的穆斯林商人的宗教，因为共同的信仰促进了不同背景的商人之间的信任。部分当地统治者也信奉伊斯兰教，目的是从接待商人中获利，并避免遥远的西方穆斯林统治者的军事打击。尽管这些动机看起来颇有心机，但大多数皈依是虔诚的，中亚穆斯林随后在中东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突厥民族间的传播，塞尔柱（Seljuk）突厥人于1055年攻占巴格达，建立了政权。塞尔柱哈里发成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并推动了其领土内的突厥化。在中国西部，沿着贸易路线定居的外国穆斯林商人通过与当地女子结婚和收养被遗弃的孩子，逐渐扩大了他们的社区规模，那些孩子则被抚养长大成为穆斯林。随着蒙古人征服整个亚洲，13世纪的“蒙古治世”（PaxMongolica）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量，以及穆斯林的数量。

蒙古征服也开启了罗马天主教对中国的传教之路。作为统治波斯的蒙古人和罗马教皇之间短暂沟通的成果，一位名叫约翰·孟高维诺（JohnofMonteo，1247—1328年）的方济各会士成为拜见忽必烈的使者。孟高维诺于1294年到达蒙古首都大都（又名汗八里，今北京），在那里晚年的忽必烈帮他安了家，但拒绝成为一名基督徒。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方济各会（后来其他团体也加入进来）建造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给大约6000人施洗，将《新约》和《旧约·诗篇》翻译成蒙古文，还买下了150名贫困男孩，给他们洗礼，让他们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组成了唱诗班。在1307年，孟高维诺被任命为天主教汗八里总教区第一任总主教。如果有任何新的中国天主教徒活到了1369年，他们将会同景教一起受到明朝驱逐所有基督徒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