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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气候逆转 瘟疫与严寒中的扩张与创新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第1页）

第四部气候逆转：瘟疫与严寒中的扩张与创新（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

第八章聚合的世界：经济、生态上的相遇（1350年至1815年）

大卫·诺思拉普

1350年后的几个世纪里，海上贸易路线的开辟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同时促进了货物的流通，世界日趋变小。起初，船舶定期在大西洋、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航行。伴随着货物和人，微生物、植物和动物散布到地球的各个角落，疾病也侵袭了新的土地，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来自某一地区的植物，如玉米、土豆、茶和咖啡豆，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了新的消费者。新大陆的烟草成为欧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首选麻醉品；来自东半球的牛、羊和马推动了美洲新生活方式的形成；来自亚洲的香料和纺织品在大西洋两岸找到了市场；美洲种植园产出的糖成为欧洲的日常食品。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野蛮的洲际人口流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美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简言之，1350年之后，曾被阻滞的全球融合力量已然司空见惯，无论其后果如何，到1815年似已势不可当。

历史证据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但形成本章地理重点的更大原因是人口的分布不均。到1400年，超过80%的人类居住在欧亚大陆。到1800年，欧亚大陆人口数的占比上升到近90%。人口最为密集的三个地区是中国、印度和欧洲。在本章所述时段的初期，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国本土，到该时段末期则超过三分之一。在此期间，印度次大陆的人口翻了一番，尽管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140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到1800年，这一比例增至五分之一。这些地区人口稠密，理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尽管人口总数在这几个世纪里有所上升，但这一时期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灾难。在15世纪下半叶，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病侵袭了旧大陆。在16世纪及以后，新传入的疾病摧毁了美洲土著民族。与此同时，地球正经历着12000年前更新世冰期结束以来最漫长的低温期。即便这样，人口总数仍有可能增加，这证明了重新安置土地、种植更高产的作物和经济环境不断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都为今后200年发生更剧烈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环境、经济和东扩

在14世纪中期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是两次主要西进运动的发源地，一次是偶然发生，另一次则是有意为之。第一次是腺鼠疫，这在西方被称为“黑死病”。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大流行，但现代研究表明，这种鼠疫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蒙古族统治期间，不同人群的接触增多，这使疾病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和中亚东部。虽然目前还不知道瘟疫是通过中亚陆路还是沿着海路传播，但1347年，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卡法的居民中暴发了这种疾病。不久，希腊和地中海北部的岛屿就发生了瘟疫。据观察人士说，第二年，一艘热那亚船把这种疾病从卡法带到意大利，然后瘟疫迅速蔓延到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地中海南部。最近，流行病学家指出，这场瘟疫的传播媒介非常复杂，携带者多是啮齿类动物而非人类。无论如何，到1349年，瘟疫在整个欧洲造成了空前的死亡。一些地方幸免于难，而另一些地方似乎失去了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口。严重的症状和死亡之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大多数受害者的症状表现为严重的疼痛、发烧、呕吐和腹泻，皮肤上有黑斑点，腹股沟和腋窝有鸡蛋大小的肿块。这些淋巴结肿胀被称为“腹股沟淋巴结炎”，即鼠疫的流行性称呼。然而，有人怀疑，那时伤寒、天花以及炭疽等其他疾病也在同时传播，使受害者表现出的症状更为复杂化。

▲在图尔奈（Tournai）埋葬瘟疫受害者。这是《吉勒·利·姆司斯编年史》（TheiclesofGillesLiMuisis）中一个细节的缩影，姆司斯（1272—1352年）当时是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

对法国、英国和荷兰中世纪墓地的研究澄清了一些事实。从受害者遗骸中提取的古老DNA，有可能重建主要的鼠疫有机体——鼠疫杆菌的整个基因组，并据此确认它是罪魁祸首。然而，即便能为导致受害者痛苦的疾病赋予恰当的科学术语，但对他们而言也毫无裨益。在那时，人们往往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归咎于恶灵、女巫和犹太人。面对这个不断融合互动的世界，阿拉伯旅行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总结道：

“一场毁灭性的瘟疫侵袭了东西方文明，摧毁了许多国家，使许多人口消失。它吞噬了太多美好文明的事物，并将它们消灭殆尽……城市和建筑被夷为平地，道路和路标被抹去，居民点和大厦沦为空城，王朝和部落日益衰弱，整个人类世界都变了。”

在任何地方，鼠疫大流行对人口和心理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即使幸存者也为悲伤、恐惧和厄运感所困扰。据保守估计，欧洲人口从大流行前夕的峰值约8000万人降至1400年的约6000万人。历史学家认为，北非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然而，人类社会可能具有很强的弹性。到1500年，欧洲的人口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中国的人口也从1400年的7500万人反弹到了1500年的1亿人。在其他地方，由于数据很不完整，无法可靠地引用。

在欧洲，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损失导致劳动力短缺，这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农奴制近乎消失，因为农奴逃跑变得很容易。熟练的农村工人（铁匠、磨坊主、木匠）能够赚取更高的工资。如果当权者压制这些变化，就可能发生叛乱。由于农民分散而居，组织长时间的抵抗存在困难，所以大多数起义规模有限且时间不长。不过也有特例，英国瓦特·泰勒（WatTyler）领导的1381年农民起义，是18世纪前欧洲最大的民众起义。起义军穿过英格兰东部三分之一的地区，进入伦敦，他们要求结束农奴制，并要求废除对庄园领主的义务。他们的愤怒带来了杀戮，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之死以及其他暴力事件。同样，当权者在镇压叛乱时不遗余力，甚至更为广泛地使用暴力才平息了起义。瓦特·泰勒起义失败后，一些农民获得了土地，其地位得到提高，但还有许多农民仍然一无所获。在鼠疫影响不甚严重的东欧部分地区，土地所有者反而抓住这个机遇让自由农沦为奴隶。

中国的第二次西进运动发生在1405年至1433年，这是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海上探险活动。派遣探险队七次远征东南亚、印度和东非，明朝皇帝的目的却并非探索和发现。因为这些海域一直都是世界的海上十字路口，探险队虽然可能更新了中国长期贸易伙伴的相关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富饶与强大。1368年，明朝终结了蒙古人一个多世纪的异族统治，在巩固国内统治之后，他们走向海外“示威”。

明朝舰队无论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使人望而生畏。这支舰队由62艘被称为“宝船”的大型帆船和大约100艘较小的帆船组成。宝船上满载中国制造的货物（包括丝绸、贵金属制品和瓷器），用于馈赠所到之处的统治者和其他贵宾。船上搭载的人口也堪比一座小城。据称，这支舰队载有27000多人，包括步兵和骑兵部队及其马匹。

舰队统帅郑和（1371—1435年），既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也是经验老到的航海者。他的祖先是来自波斯湾的穆斯林。其他一路伴随航行的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人也从他们的视角做了描述，有一位叫马欢的翻译，他的日记保存了下来，里面描述了不同地方的风俗、服饰和信仰。回国后，马欢还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讲述了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民族，以及他们对这些宏伟舰队和丰富礼物的惊叹。

统治者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奢侈的礼物，他们也回赠了本土的礼物。例如，斯瓦希里城邦马林迪（Malindi）送给明朝皇帝一只长颈鹿，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动物足以打动古板无趣的明廷官员。有关长颈鹿的图画在一份中国手稿中幸存下来。另有三支船队驶往斯瓦希里海岸，这大大刺激了非洲对中国瓷器和丝绸的需求，船队停靠的其他地方似乎也增加了与中国的贸易。然而，促进商业交流并不是这些远征的目的，明朝的官员们质疑，与被中国人视为夷狄的外族人增进联系，是否值得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就这样，船队停航了好几年，在1432—1433年完成最后一次远航后，这种做法就停止了。据说，为防止远洋航行的再兴，大多数有关远航的记录都被销毁了。

▲1414年9月20日，孟加拉使节以孟加拉苏丹赛义夫丁·哈姆扎·沙阿[1]（SaifAl-DinHamzahShah，1410—1412年在位）的名义向明朝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进贡了一头长颈鹿。永乐皇帝委托沈度（1357—1434年）画了这只长颈鹿，这份档案展现了沈度的原作。

郑和的航行与典型的印度洋航行大不相同。与寻求外交目的的皇家赞助人不同，商人赞助了大多数独立港口城市之间的商业航行。印度洋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商人联盟，最富裕的港口位于两个地区的交界处。出于共同的愿望，港口官员和商业联盟联合起来，目的是通过将货物从货源充足的地区运送到货源匮乏的地区，以售卖更高的价格来获利。大量中国瓷器找到了通往东非之路，以至于现代的考古学家能依据所见的瓷器碎片风格来确定遗址的年代。到了17世纪，传到英国的精美瓷盘被称为“a”，但这个词在波斯和印度早已被使用。瓷器类的奢侈品原本是这一运输网络的主要货物，但到1350年至1500年，大宗商品（如谷物）的运输也变得重要起来。

▲日本出口的带有VOC（荷兰东印度公司）标志的陶器，见第287页。

印度洋贸易得益于被称为“季风”的这一可预测的风力系统，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中的“季节”一词。从12月到次年3月，风把贸易船只从印度向西和向南送至阿拉伯和东非，商人们有信心在4月至8月潮湿的东北季风的助力下回国。商人们也仰赖两种特殊设计的船。在阿拉伯海，最典型的船只是独桅帆船，其木料用粗绳缝为一体。在印度东部，源于中国设计的舢板最为常见，它由厚重的云杉或冷杉木板用大钉子固定在合适位置而制成。一艘大型舢板有防水舱壁、十几张竹帆、可容纳数十名乘客的船舱和可容纳1000吨货物的空间，但许多舢板的体积要小得多。到了15世纪，中国制造的帆船得到了孟加拉、东南亚和其他地方造船厂的补充。

区域贸易网络

为了理解印度洋贸易的分散性，关注一些区域贸易网络是很重要的。第一种以中东为中心，由不同穆斯林传统的商人主导，但也有非穆斯林参与。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开辟了跨越阿拉伯海到印度和向南到东非的海上通道，将那些地处战略要津的港口充作中转站。霍尔木兹（Hormuz）和波斯湾（PersianGulf）入海口的其他港口处理往返印度的贸易，而亚丁（Aden）和南阿拉伯的其他港口则主导着与红海的联系。斯瓦希里海岸沿线的一系列城镇融合了非洲、阿拉伯和波斯元素。斯瓦希里语这个名字来自阿拉伯语“sawahil”，意为“海岸”。海岸中心的蒙巴萨（Mombasa）港是斯瓦希里城邦中最大的，而南部建筑精美的岛屿城镇基卢瓦（Kilwa）则至关重要，因它与赞比西河（ZambeziRiver）以南一个强大的帝国控制的金矿有着内陆联系，其首都大津巴布韦也是埃及以南非洲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内陆城市，拥有超过78公顷的大型石头建筑，以及大约1。8万名居民。

在中东的西部边缘，开罗和贝鲁特（Beirut）的商人设法与地中海的基督教同行建立了联系。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敌对的城邦早因这些联系而繁盛，它们发现共同的利益比宗教竞争更重要。反过来，意大利北部也发展了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贸易路线，并将其延伸到北大西洋沿岸的低地国家。在那里，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和安特卫普（Antwerp）的商人们开辟了横跨北欧的海上航线。在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威尼斯通过水路与陆路形成战略联系来增加财富。15世纪中期，大运河沿岸著名的里阿尔托（Rialto）市场是威尼斯的商业中心，有实力的商人都在那里开店，店里配有一间安全储藏室和一间简陋的卧室。最富有的家庭都竭力以他们在大运河沿岸富丽堂皇的住宅来超越彼此。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以简单的商店起家，最后坐拥豪宅。

由于位居印度洋要冲，印度次大陆上的商社向西可至中东，向东可与东南亚和东亚进行贸易往来。长期以来，印度中西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商人在与中东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精美的皮革制品、美丽的棉花和丝绸地毯在中东颇受欢迎。在1390年摆脱德里苏丹国后，重获独立的古吉拉特邦统治者加强了对邻近印度教国家的控制，这有利于古吉拉特邦的商人更好地获得有价值的贸易商品，如棉纺织品和靛蓝作物，并使他们得以重建与中东以西地区和东非的联系。南印度是东西方商业往来的第二个中心。在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Coast），科钦（）、卡利卡特（Calicut）和其他港口的统治者掌管着一个由内陆供应商和不同的商人社区组成的松散网络，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组成了最大的社区。不过犹太社区在那里的时间也不短，他们与中东和非洲都有联系。而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a）上的港口，其贸易甚至更多，它们横跨东印度洋，并与中国有联系。

从东印度洋到南海的天然通道是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1407年，郑和船队在第一次远航的返程途中，摧毁了驻扎在苏门答腊常年阻碍贸易的中国海盗窝点。随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很快被位于马六甲海峡马来一侧的新港口[马六甲（Melaka）]取代。凭借着安全可靠、税收低廉的优势，这个新港口迅速赢得了东南亚、中国和印度商人的青睐，使马六甲一跃成为商品贸易的首选之地，市场上随处可见来自香料群岛（Spids）的香料，缅甸的红宝石、麝香和锡，苏门答腊的黄金，以及中国和印度种类繁多的商品。据一位公元1500年后来访过的游客所说，当时此地商人团体使用的语言多达84种。为此，有四位马六甲官员负责维持各种不同语言人群之间的沟通与秩序：第一位负责数量众多的古吉拉特商人，第二位负责印度其他地区和缅甸的商人，第三位负责东南亚商人，而最后一位负责中国和日本商人。

环境、经济和西方的扩张

在鼠疫大流行和明朝航海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探险，其规模虽比明朝小，但在拓展全球联系方面却更为重要。此外，欧洲人无意中造成了传染病的传播，造成美洲许多土著人死亡，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两组来自东西方的平行事件虽然表面上相似，但在动机、背景和后果上截然不同。

基督教的西方与富有的东方有着长期的间接关联。如前所述，威尼斯和热那亚率先通过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商人与印度洋建立了贸易联系。这一时期，当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将经贸关系从阿尔卑斯山扩展至荷兰时，汉萨同盟（HaicLeague）也将贸易联系拓展到德国与俄罗斯地区。虽然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大流行和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削弱了这些联系，但在危机缓解之后，这些商业网络得以重建。不过后果是，大多数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对发现新的海上航线不感兴趣，或者即使有兴趣，地中海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也难以应对大西洋暴风雨的挑战。

相反，积极寻求海上新航线的是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它们与东方的商业联系比意大利人弱。同样重要的是，伊比利亚基督徒为摆脱穆斯林统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使他们不愿与穆斯林结盟。或者更确切地说，十字军夺回土地的行动有着根深蒂固的反伊斯兰思想。卡斯蒂利亚（Castilla）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和阿拉贡（Aragón）国王费尔南多（Ferdinand）于1469年结婚，他们在伊比利亚的征战一直持续到1492年，穆斯林统治的最后一个国家格拉纳达[2]（Granada）也落入他们的军队之手。在1250年完成再征服后，葡萄牙人将他们的十字军行动扩展到了北非伊斯兰地区。1415年，在穆斯林王国摩洛哥处于虚弱之际，一支葡萄牙军队得以夺取富饶的休达（Ceuta）港口。

攻击休达的首领亨利王子（Prinry，1394—1460年）是葡萄牙国王的第三个儿子，他显然知道港口的财富来自撒哈拉以南运来的黄金。他对非洲海岸的后续勘探进行持续赞助——看起来并非完全出自商业动机，这为其赢得了“航海家亨利”的头衔。当时的记载赋予亨利的赞助行为以高尚动机，使其与明朝郑和航海的动机相呼应。在1460年亨利去世后不久，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在描述其动机时，首先列出了对北非以外地区事物的好奇心，其次是个人抱负以及一系列宗教原因：与现有的非洲基督徒建立联系并招募新的非洲信徒，他们都可能是继续反对穆斯林霸权运动的珍贵盟友。

为了资助这项殖民计划，亨利王子得以利用基督骑士团（OrderofChrist）的资源，并在1420年被任命为该骑士团的行政长官。由于他们在将穆斯林赶出葡萄牙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该骑士团获得了大片土地作为奖励，并在葡萄牙人发现的所有新土地上都保留了推行基督教的职能。葡萄牙人在其装备精良的船帆上印有基督骑士团的红色十字军标志，暗示了这种探索的混合动机。不过，无论是否是其长期计划的一部分，马德拉岛（Madeira）和非洲海岸外其他无人居住的岛屿的殖民化都为亨利的一生提供了额外的收入，也为其以后在非洲海岸的勘探航行提供了战略基地。

葡萄牙在探索未知的大西洋时所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郑和当年沿着著名的印度洋贸易路线航行时所面临的挑战。葡萄牙人口不到中国的2%，其资源也相对较少。尽管如此，葡萄牙人在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方面还是取得了进步。在早期相对较短的航程中，他们使用了一种装备有三角帆的机动性很强的大帆船。至亨利去世时，葡萄牙人已经勘探了摩洛哥南部海岸，最远到达塞拉利昂。在随后穿越赤道的探险时，他们学会了用星盘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而不是用人们所熟悉的北斗星来测量纬度。1488年，由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Dias）带领的探险队绕过了非洲南端，证明了尽管困难重重，但与实现印度洋的海上连接是可能的。经过精心准备，1497年，由瓦斯科·达·伽马（Vasa）领导的新探险队扬帆起航，在南大西洋划过一个广阔的弧线，最终于次年抵达印度。

虽然达·伽马的船队只有四艘中等大小的船只（远不如郑和第一次远征时的62艘宝船），但它们都是精心建造的，以便胜任往返印度的长途航行。这些船的船体经过加固，既能应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又能承受甲板上大炮的重量，每艘船都装载两套备用帆和大量额外的索具。船上有极其坚固的桶来储存水手的饮用水和其他补给。船队在非洲南端还获得了额外的水和鲜肉供应。尽管如此，到了1497年12月25日，当船队抵达印度洋海岸[他们将其命名为“纳塔尔”（Natal）——葡萄牙语中的“圣诞节”]时，饮用水再次短缺，而且许多人患上了坏血病，这是一种由维生素C含量过低引起的疾病。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船队从友好的非洲人那里购买了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柑橘以及饮用水，暂时缓解了问题。然而，当船队沿着斯瓦希里海岸前进时，当地穆斯林统治者对帆上有十字军标志的船只非常怀疑。初次见面十分尴尬，因为葡萄牙人只能提供粗布和粗糙的衣服作为礼物，相比之下，斯瓦希里统治者则提供了美味的食物和香料作为见面礼。幸运的是，达·伽马雇用了一名古吉拉特领航员带领他们穿越阿拉伯海，到达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1498年5月20日，也就是他们离开里斯本大约10个月后，舰队在那里停泊过夜。

在卡利卡特，葡萄牙人就像在斯瓦希里海岸一样，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显得浅薄。在那里有一位游历甚广的穆斯林商人用卡斯蒂利亚语向葡萄牙人打招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咒骂）。后来，另一个人用威尼斯语与他们交谈。就达·伽马而言，他将印度教统治者误认为是基督徒，并犯下了其他文化错误。也许更糟的是，葡萄牙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低端的贸易商品。达·伽马试图通过卡利卡特的首席官员赠予其统治者12块条纹布料、4个红色头巾和6个洗脸盆，但却遭到对方的嘲笑。探险家试图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只是一个探险家，而不是富商。这位官员问他来是想发现什么：石头还是人？

在遭到质疑和拖延之后，达·伽马成功地在其两艘幸存的船只上装载了部分印度货物，于1499年7月10日抵达里斯本，这距离他们最初出发已过去了两年，船员仅剩原来的一半。虽然从印度运来的“样品”货物和香料很少，但它证实了东方的财富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可以通过绕过非洲的路线获取。葡萄牙本土或许贫穷，其跨文化的成熟度也有限，但他们确实拥有两大明显优势：舰载大炮的军事优势和舰队的载货能力。他们在传播其力量和信仰时也足够无情。葡萄牙在确保主要贸易路线和港口主导权方面的投资规模表明，他们的预计利润将十分可观。1505年，一支由80艘新船和7000人组成的舰队轰炸了东非的沿海城镇，使其沦为废墟而被迫投降。随后的入侵确立了葡萄牙对印度洋世界主要港口的控制：果阿（Goa，1510年）、马六甲（1511年）和波斯湾入海口的霍尔木兹（1515年）。对港口的控制使葡萄牙人能够对沿某些贸易路线往来的商船实行“通行证”制度。在印度果阿的新首府，大名鼎鼎的印度总督派出了装备精良的船只，无情地对付缺乏适当证件的商船。亚洲和阿拉伯商人支付了足够多的巡逻费用。然而，大多数葡萄牙商业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依赖于当地统治者的宽容或保护以及土著商人的合作。

由国家资助的商业模式仍存在于地中海和印度洋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中。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开创了一种介于这两种体系之间的方法。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Indiapany，EIC）成立于1600年；资本状况较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indispagnie，VOC）成立于1602年。两家公司都是通过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出售股票来筹集运营资金，投资者获得分享未来收益的资格。新成立的贸易公司还拥有政府特许状，特许状赋予它们为本国在海外进行贸易，以及发动战争、签订条约和结盟的独家权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印度公司，虽然它们效仿了英国和荷兰的模式，但由于缺乏资金和面临激烈的反对，其业务规模较小，贸易网点也不多。

17世纪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Jakarta）］的市场，当时爪哇还是荷兰的殖民地。

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试图通过武力建立据点，但又无法逃避培养当地贸易伙伴的需要。最初，双方在果阿的葡萄牙基地以东各设一个总部。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季风和洋流创建了一条通往其巴达维亚基地的快速路线，从而取得商业优势。除了攻击他们的欧洲对手外，他们还以武力在摩鹿加群岛（Moluccas，即香料群岛）建立战略基地。在那里，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香料贸易和战略港口，并在17世纪中叶控制了马六甲和锡兰。毫无疑问，上述事件在当时都是大行动。特别是16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200艘船，雇用3万人到东方进行贸易，更是盛况空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则后来居上，它先是于1639年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Madras，今金奈（ai）]建立了基地，30年后又在古吉拉特邦以南的西海岸创建了一个新基地——孟买，这两个基地都在莫卧儿帝国统辖范围之外。在经历了几次挫折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于1690年在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孟加拉的加尔各答建起了一座堡垒。为对付葡萄牙人，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时也能合作，但他们的商业竞争也常带来武装冲突。1652年至1784年，爆发了四次激烈的英荷战争，最终的结果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占了上风。此外，七年战争（1756—1763年）则限制了法国公司的在印度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