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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现代世界及其恶魔 意识形态及其之后的艺术文学与思想1815年至2008年（第2页）

为了在世俗化浪潮中幸存下来，旧天主教会在不否认上帝存在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要使自己世俗化——这是它的“存在根据”。教会首先在法国接受了“社会复兴”教义，并接近集体主义理想。自1789年以来，教会在世俗化的世界中寻找一种可接受的身份，这使得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工作在“现代性需要”和“福音信条”之间徘徊。从性别到社会主义，这场斗争涉及最高的类别和强大的力量。虽然它失去了世俗权力，但天主教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精神驱动力之一。

法国大革命后，神学和宗教的边缘化不仅导致了对宗教的普遍拒绝，同时也是神在神秘形式下的强势回归，与东方宗教的“神”的相遇则推动了这一回归。这种回归是由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DavidFriedrich）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WilhelmSchlegel）在“大众”层面而不是在学术背景下发起的，他们处于德国浪漫主义丰裕的知识摇篮中。

我们所考察的四个因素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的延迟引入和暴力带来一种矛盾现象。非西方社会遭受了过度自发的“西方化”。具体来说，中国是一个现成的大众社会，在迟来但巨大的人**炸的阵痛中，同时也是在长期却不发达的科学潜力中发展起来。然而，在后殖民世界，基于市场和当前风尚的需要，中国所孕育的知识、艺术、思想潮流及产品，有受到西方经典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对琐罗亚斯德教、儒教、佛教和许多其他宗教的研究，其方法通常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形式，在文化上剥削“他者”，在一种知识殖民主义中，它被认为是“劣等的”。

▲柏林墙倒塌后，伦佐·皮亚诺具有技术开创性的设计将柏林的波茨坦广场（PotsdamerPlatz）从一块“休眠的荒地”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建筑基地”，并以“鲜明的几何形状”闻名于世。

过渡是否平稳，能给予所有人平等进入精神、智力和艺术“宇宙”的机会吗？一点也不。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斯兰神权政治的复兴，证明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之间的联系不可能被轻易地、永远地瓦解。在真正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之前，后现代就已进入了这个世界。大众社会、科技、国家权力和无神论形成了一个复杂而脆弱的体系，并不断受到挑战。此外，这种效果似乎也无益于创造力。当伊斯兰国（DAESH，即ISIS）恐怖分子摧毁中东的纪念碑和所有历史名城——包括公认的西方文明发源地（即伊拉克）——对世俗化的反应和对盲目信仰的回归并未带来任何艺术作品，也没有带来任何可靠的令人信服的智力或文化成果。被认为是“他者”对西方的大规模反应，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对传统、体制和主流的拒斥，那些反对大众偶像崇拜和国家权力的人助长了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这座晚期现代化的大殿可能有坚固的支柱，但渗透者已渗入其中。

主义时代

大众的出现、中央集权的巩固、世俗化和技术革命的结合，给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学提供了新的条件。通过调动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这种结合创造了新的实体：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上，艺术、文学和知识产品变为商品；品味和时尚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近来，忽视品质的后现代主义导致了不同风格、意识形态、叙事、艺术产品和价值观的均等化。

事实证明，“大众”概念具有欺骗性；决定精神和艺术生活过程的不是无产阶级。至少在1945年之前，资产阶级通过推崇中央集权国家而成为仲裁者，利用技术、支持科学，并坚持（通常是带反抗性质的）新的由政府培育出来的无神论风尚。政府急于以完全胜利结束与教会的冲突，资产阶级因其服务而获益颇丰。

典型的情况是，即使本土文化挑战这些资产阶级价值观，它们也根植于大的后殖民国家。例如在印度，有2亿市民按照英国中产阶级留下的标准生活，米拉·奈尔（MiraNair）执导的宝莱坞电影《季风婚宴》（MonsoonWedding，2000年）就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现象。尼日利亚的电影工业，即“诺莱坞”（Nollywood），同样在后殖民、后英国的背景下运作并迅速发展，对好莱坞和宝莱坞发起挑战。从足球到电影，从音乐到快餐，后殖民社会通常内化和强化西方文化。

然而，这一西方发起的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抵制。在欧洲，当资产阶级以牺牲旧贵族、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时，抵制就已经开始。

在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反抗形式之一就是否定启蒙运动，它是关于大众、国家、世俗主义和科学的主流思想的来源。反资本主义者谴责使用和滥用理性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将其作为冷血的剥削工具。19世纪的西方教育体系是另一目标，尽管各国乐于将娱乐活动留给私人演员，但他们牢牢掌控着学校，他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识字率，推行了义务教育，建立了文艺准则，把农民和无产阶级变成公民、士兵和伪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文化适应策略。我认为，“经典”（）的创造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对一般文化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在我看来，作为国家资助的知识分子作品，经典排斥了世界文学、艺术和思想的真正主角，促成了一个没有创造力的学习过程。我相信，为了进入经典文学的榜单，当代知识分子经常改变自己的个性，也不保持艺术的完整性，甚至在销量大增之前就获得了重大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具有示范性，它推崇合适的作家，同时排除了可能扰乱主流的人。

相反，反对者主张绝对独特的价值——一些不符合启蒙思想普遍范畴的东西。与此同时，其他流行的或正在发展的思想倾向于分类，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在我们的整个时期，“主义”越来越势不可当地蓬勃发展。在“自由主义世纪”（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发展）被错误地命名之时，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意识形态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其中主要是浪漫主义。人们需要重新发现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自然、精神、神、动物和植物生活在一个天然的、未被破坏的但却充满暴力的环境中，让-雅克·卢梭的作品体现了这一点，他用高贵的野蛮人来挑战现代文明。卢梭的主题是对自然世界和自然法则的怀旧。从文学上的格林兄弟（Brrimm）到瑞士作曲家约阿希姆·拉夫（JoachimRaff）及其创作于1869年的《林中交响曲》（ImWalde），浪漫主义使无拘无束、不可驯服的自然观念得以复兴。在今天这个依赖技术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回应是在与世隔绝的幻想王国里形成个人主义的乌托邦，并与“大自然母亲”重新接触。自然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议程中占据着突出地位，从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1854年）到乔恩·克拉考尔（JonKrakauer）的《荒野生存》（IntotheWild，1996年），有一条很长的纽带连接着这两部作品。下一个大的“主义”，共产主义，或完美的集体主义，至少在起源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与共产主义一样，无政府主义也面临着更为激进的挑战。例如，马克思和蒲鲁东（Proudhon）的集体主义乌托邦，就遭到“自由意志主义”或“无政府资本主义”学派的强烈反对。该学派起源于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ger），随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及其追随者[包括美国人M。N。罗斯巴德（M。N。Rothbard）]的移民传至美国。今天，在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和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极端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仍在继续。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学派都为历史所打败。“后现代主义”夷平了每一种理论，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转而支持冗长的“话语”，这或许是传统中最新最平静的“主义”。年轻的黑格尔（他是第一个被誉为“划时代”的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你不会比现在更好，但你将以最好的方式成为现在。”他可能一直在梦想着后现代哲学。当庞大的世界市场变成一个单一的“地球村”，文化产业产品前所未有地成倍增长，其结果是各式各样的“主义”，或至少在学术界及文化界盛行的一个接一个走马灯式的“主义”，步入了终结。它们可以相对地和平共存：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女权主义和跨性别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数以百计的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

▲雷德利·斯科特（RidleyScott）执导的《银翼杀手》（BladeRunner），1982年。

技术崇拜、国家崇拜以及大众崇拜，结合世俗化进程的完成，促成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等“现代独裁”的产生。在1870—1945年这黑暗几十年的前后，知识分子似乎很自然地倾向于将其他世界理想化，倾向于过去和未来的乌托邦。19世纪再一次成了他们巨大的实验室。尽管“大众”的绝大部分坚守旧政权的宗教信仰，但现在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支持上帝的替代品。知识分子成为了“超人”（supermen），尼采设想他们是上帝的代名词，或者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者，就像马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于1844年所著的《自我和本我》（TheEgoAndItemOne）中悲哀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事实证明，这部作品大受欢迎。与设想了消极和悲观的世界相比，作家对科学更感兴趣。例如，从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的作品到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科幻小说在启蒙运动时期谨小慎微地开创了这一历史悠久的时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在更大范围里，未来噩梦不过是当下噩梦的投影。有时很难将虚构的超人悲剧从他们提出并试图创建的冷酷机器国度中区分开来：乌托邦通过屠杀敌人与消灭反对派来实现。

辩护者从来都不想要一个中央集权、民主和福利的国家。它花了很长时间才呈现出目前公认的形式——例如，1861年的意大利、1870年的法国和1871年的德国——在倒退和中断之后，随着1945年之后的新宪法强势重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需要智力上的辩护、理论上的正当化，以及对其改进和“完善”的建议。它在热战和冷战中挥别了超人，但旧的雅各宾式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敌人，生命力依然旺盛，因为它不尊重私有财产和人的生命。现在，“主流”和“边缘”思想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对峙起来。作为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其中一个相对于另一个的价值和首要地位，并不是由内在的普遍性、一致性或有效性赋予的，而是由公众的赞扬和认可（或不认可）赋予的。许多对立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一边是“集体主义”，另一边是“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化的终结

虽然由稳固的资产阶级主导的市场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但同样的市场被允许且允许“违反秩序”。换句话说，为取悦资产阶级，艺术家不得不“休克”。在此境况下，艺术生产倾向于一种难以识别的“左派”——就像1945年后的意大利。从都灵（Turin）到罗马，那里所有主要的出版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垄断了文化舞台几十年。艺术常常成为“集体企业”——一种促进销售和增加个人财富的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保守主义、“复古”或对旧制度平和的怀旧之情挥之不去，但在大学、学院和其他国家机构中，先锋运动方兴未艾，先锋派欲与制度化思想流派一比高下。作为现代性的新产物，这些“批评家”给他们的运动命名为“主义”，从达达主义（Dadaism）到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在公众和艺术家之间，批评家成为文化生产过程的中介，尽管批评行动的意外影响通常将这些运动孤立在一个政治中立的领域。这就是阿多诺（Adorno）在1969年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一场车祸）去世之前所称的“文化产业”。总之，绝对“无政府状态”、“自由”、艺术家“特性”和“自由”知识分子，都是市场的需求。为推销这些知识分子生产的“商品”，它们也被恰切地定义为“怪癖”（etricity）。

至少在20世纪最后四十年的后现代性出现之前，智力、精神和艺术商品生产者的“怪癖”通常与其作品的古怪相称。从1789年起，怪癖不断增多，因此无论是先锋派还是他们的作品，似乎都在挑战当前心态和体制的所有分支，甚至是常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范式的衰落，在品味和合理性的调和下，让位于极端。这些极端几乎立即被制度化，偶尔在可能的情况下，被陈列在博物馆或被奉献于舞台上。塔斯马尼亚新旧艺术博物馆（MuseumofOlda，简称MONA）于2011年开放，它是最极端怪癖的“制度化”和政治中立的一个完美例子。被陈列进博物馆是“每一种前卫艺术形式皆可预见的命运”，而MONA正是这样做的，因为它在防弹玻璃背后，调和了大众与先锋艺术偶尔真正的革命目标之间的矛盾。

▲大卫·鲍伊，被称为“不合群者和叛逆者的捍卫者”，成为在市场资本主义中获得成功的典范。

然而，在当今的后现代世界中，前卫已不复存在，因为一切要么接受要么被迫接受，市场本身也极其多元化。与此同时，古老的销售策略依旧有效。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为售出更多自己的书籍而公开了自己的死讯，此举让其名噪一时：这些创业技能仍属于世界各地的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它们被新技术放大了，而且毫不受限。

此外，现代性标志着个体说话者与话语内容之间的新联系，彻底改变了话语本身的真理价值，谁说的比说了什么更为重要。这是成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世界最强大、最危险的手段。虽然异端是近代早期的问题，但不管异端是谁，随着审查制度的减弱，成熟的现代性带来了一种新的“过滤”思想的形式。说话或写作的人越有名，信息就越能被听到和带来影响，无论其内容是荒谬的还是明智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Winfrey）和教皇都有影响力，无论他们的言论如何原创或是派生。缺乏魅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顾问之所以被边缘化，并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该系统精明地将他们限制在边缘人群中。举例来说，对于欧洲自由主义者和宗教发言人来说这是事实，尽管在美国，宪法和联邦政府基本的自由起源允许更多自由主义解释的空间。与此同时，尽管宪法宣布政教分离，但在所有艺术和学科中，仍存在着比欧洲人更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更丰富的精神追求。在其他方面，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个人或“智库”，无论多么可靠和踏实，都将丧失可见度和影响力。顺便说一句，“智库”是文艺复兴时期“学院”的启蒙沙龙的继承人。最聪明的想法总是不断涌现，但是如果它们来自未经名人认可的资源，它们大多效率低下且无用，甚至是闻所未闻。

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有原因的，即使在1815年至2008年的整个时期内（至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都是有原因的。当时，后殖民世界的要素最终出现在主导相关市场的情感、思想和艺术里。在中国文学经典的构建中，“四大名著”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没有一部是在18世纪之后出版的：两部在14世纪，一部在16世纪，最后一部是1791年第一版的《红楼梦》[8]。在清末，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或多或少都强烈地感觉到，不断增长的欧洲前哨和商业飞地中有了“外来存在”。当1912年清朝以悲剧落幕而“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中国试图否定儒教，并在学问和政治等领域引进西方理念，为现代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过去，知识分子没有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之外寻找参考模式，他们表现出的是对真正的中国王朝旧规的眷恋。他们对回忆的叙述与大革命和复辟之后的一些法国保守派作家颇为相似。其他作家，如龚自珍，他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同化的危险，这体现在第一批西方古典作家的作品被大量汉译的趋势里。龚自珍对中国原生精神、传统和杰出个人才能的缺失深感遗憾。日本明治维新，以比中国更快的、强制的现代化推力，把西方世界带到了仍相对孤立的日本群岛。由爱德华·兹威克（EdwardZwick）执导，于2003年上映的《最后的武士》（TheLastSamurai）有力地描绘了幕府将军和长达千年的封建文化的终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日本帝国的西方化都是一个充满破坏性的内部冲突故事，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又再次加剧了这一进程。虽然主流的流行文化时而谨慎时而不加批判地倾向于西方模式，但日本20世纪文化的核心人物，从作家三岛由纪夫到电影导演黑泽明，都引用了幕府、武士、荣誉、天神和祖国崇拜的大量传统遗产。文化现象的碎片化仍标志着日本文化生活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然而，征服的形式是多样的。19世纪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逐渐向东方蹒跚而行，这一姗姗来迟的现象揭示了西方文明的制约力量。它们包括各式各样的报纸和杂志，后来则是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以及西方世界曾经独一无二的机构——现代大学。早在牛津大学、索邦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出现之前，大学就已存在，但它们通常都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学校（madrasa），或者佛教神学院，如于2014年重新开放的印度北方邦（UttarPradesh）的那烂陀寺——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院。风靡全球的模式源自19世纪最成功的西方样板：德国体系。巴尔的摩（Baltimore）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将其确立为美国的规范。对于该模式在太平洋地区的渗透，目前世界一流的东京大学的案例颇有启发性。“东京帝国大学”成立于1877年，最初由法、理、医、文四个学部组成，后又合并了三个先前存在的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成立于1789年，以儒学和（日本）国学闻名]、开成所（成立于1855年，以洋学闻名）和医学所[成立于1860年，以（西洋）医学闻名]。疫苗接种是西方文明的里程碑，大革命后由法国军队系统地传播开来，在明治维新前夕，整个日本学派都把疫苗接种作为研究对象。东京大学逐渐将典型的西方学科引入其体系中，1955年甚至设置了原子核研究所——这是日本新思维“开放”特征的一个典型举措，与此同时，全球反核力量也开始变得极为活跃。

并非所有交流都是单向的。在欧洲和后来的美国，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越来越多，对西方观念、形象、意识形态和文化态度在东方的渗透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葛饰北斋等艺术家对欧洲艺术家如文森特·梵高（VivanGogh）、保罗·高更（PaulGauguin）、埃贡·席勒（EgonSchiele）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Klimt）以及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巨大。除了风格之外，还有一些远东主题融入西方文化并被同化。例如，从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尔格（AndrPieyredeMandiargues）略带色情色彩的法国小说到奥地利人阿尔弗雷德·库宾（AlfredKubin）对魔术的迷恋，葛饰北斋于1820年[9]创作的一幅极具色情色彩的画作《章鱼与海女》（「蛸と海女」）中的章鱼，成为西方想象的重要主题之一。这种巨型头足类动物在美国也很出名，因为它出现在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Melville）1851年创作的传奇杰作《白鲸》（MobyDick）中。甚至在贾科莫·普契尼（GiaoPui）未完成的歌剧《图兰朵》（Turandot，1926年）里，也隐约可见葛饰北斋的影子。

同时，远东地区吸纳了西方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甚至西方哲学也成为主流：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著作全集被译成日文，而直到最近才被重新发现的东方哲学神学基础，也逐渐丧失了合法性和受众。此外，远东地区也增加了原本属于流行文化的相关文化产业，如卡通。日本结合东西方的传统，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卡通作品——漫画，如今漫画已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东方产品。

与此同时，1815年后的世界，见证了彼此隔绝的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日渐增长。文化全球化使欧洲的前哨转变为强国，最初是美国，然后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为了寻求急需的文化认同，新兴的美国引入了欧洲的思想和知识分子，后者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后从德国和意大利大量涌入。反过来，严重依赖欧洲内容和意识形态但与新媒体（从电影到电视）相关的大众文化和大规模的生产创新，将美国从欧洲知识分子的后裔转变为一个强大的艺术生产者，以及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生产者。美国流行文化的吸引力决定了二战结束后，乃至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知识场景。

世界其他地区在塑造全球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拉丁美洲的艺术和思想用了较长时期才摆脱对外依赖获得独特的身份认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作家才强势登上世界舞台。为了给艰难的殖民史、模糊不清的前殖民“史前史”和不稳定的现实生活的重建赢得一点空间，在独裁和脆弱的民主中，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小说家将拉丁美洲的知识和文化圈带进世界舞台。

本章最后一节关注的是最近几十年。结果似已可以预见，或者已出现一种“世界文明”。在这一文明中，有选择的统一性取代了一些差异，而文化与智力上的差异最好被理解为对无处不在的统一性的自觉反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非殖民化和大国的分裂，以及支持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普遍共识的惊人发展，世界似乎在沿着全球化、和平与繁荣的道路加速前进。许多前独裁政权或后殖民时期军事政权，至少在（宪法）文件上，正在向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迈进，尽管没有成功的保证，甚至没有持续的进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在通信方面），已完全改变了新领域的模式、结构、形式和内容，如“数字人文”，以及音乐、文学和视觉艺术等。至少在西方国家，官方学习和学术场所的互联网已颠覆了审查制度，而从高雅文学到**裸的色情作品，普通观众很难分辨出什么是好，什么是抄袭，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现在，“艺术”和“纯粹商品”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就像“丑”和“美”、“坚固”和“有缺陷”之间的界限一样。网络哲学家已经开始掌握和解释数字革命在逻辑、知识哲学、伦理学和本体论领域带来的巨大变化。最后，互联网实际上实现了19世纪晚期关于“单一语言”的乌托邦梦想——这一梦想在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都有先例。由19世纪的社会工程师构想的机械语言的天真乌托邦，如世界语和沃拉普克语，在没有存在多久的情况下就销声匿迹了。作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英语具有“天然垄断”的地位，并可能长期保持这一地位。

作为最具争议的文明对象之一，图书——自《古登堡圣经》面世以来至高无上的印刷本形式，在经历了500年的辉煌后，至今仍在广泛流通；电子书保留了一种新的“物理光环”，这种美来自它们作为人工制品的性质，也来自它们的稳定性和便携性，且无须各种形状的计算机。读一本传统的书就像开一辆旧汽车或骑一辆旧自行车：然而，这一事实影响了“文化”和“知识”的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人文和创意文学的工作，在那里，几乎所有的传统读者都是爱书者。在科学界，论文是至高无上的。例如，这本书的读者可能仍然属于那些喜欢“实体书”的人，而与此同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可能会制作电子版，比如说，电子书可以送达南苏丹的天主教大学，在那里传统书籍仍然是昂贵和难以获得的珍贵商品。

然而，至少在世界上一些大的地区，人们对过去的关注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强烈。像“希望”这样的概念偶尔也会重新浮出水面，如奥巴马2008年的总统竞选。可未来的缰绳，至少在西方和西化世界，是留给科学和“自由民主”的。作为一个概念，希望与仍然掌握在神学和宗教手中的未来有关，这些宗教再一次以各种各样的邪教、亚邪教和迄今为止未知的教派征服了大众的灵魂——这要再次归功于后现代性赋予的“等价性”价值。在其世俗化的形式下[与马克思的哲思，或布洛赫（Bloch）的《希望的原则》（ThePrincipleofHope）有关]，“希望”成为弥赛亚主义的一个标志，而且似乎正在衰退。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一个自满、富裕的当下，无须怀着尚未实现的愿望和理想展望未来。另一方面，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未来充满着太多威胁而不受欢迎。许多支持者——环境上恣意放纵的人、意识形态上保守的人、经济上挥霍无度的人——似乎已经否定了它。

相反，记忆只属于过去：任何宗教都不能简单地基于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涉及某种形式的救赎和或未来的复活。记忆普遍压倒希望，或者在平静、自我满足的现在以一种放松的、沉思的眼光看待过去，可能被认为是稳定社会的典型特征——例如，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正在思考来自希腊的知识遗产和自己的宏伟历史。以未来的乌托邦为代价，后现代性带来了一种对记忆的狂热崇拜。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大屠杀记忆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也带来了一些积极作用，如加强了对德国历史的研究。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后果，比如自由民主国家毫无根据地自我合法化，不仅成为自由的唯一保护者，也是人类生命仅有的维护者。

此外，各国还培养了有选择性的甚至歪曲的记忆，以使其存在合法化。在一个不再有价值仲裁者的世界里，市场成为最终标准。所以，在每个市场中，巨额的垄断总是最强大的。好莱坞电影在文化领域扮演着最接近垄断者的角色。它们不仅反映了文化的最先进之处，而且还以一种极其有力的循环来决定这一点。通常，好莱坞电影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如美国所体现的价值观——至少在世人看来如此——以极端现实主义的方式使历史鲜活起来，赋予其真正的情感和永恒的道德价值。

▲正如英国代表卡斯尔雷（Castlereagh）讽刺的那样，结束了拿破仑统治的维也纳会议臭名昭著，“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在跳华尔兹”。讽刺画家经常把它描绘成一个舞会，意大利讽刺画中最野蛮的莫过于把舞会变成了“死亡之舞”——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瘟疫时期，这是欧洲艺术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

世界的文化、艺术和知识状况暴露出更多的裂痕而不是统一性。文化全球化面临广泛阻力。这本书的命运就是矛盾的象征。2001年，在死于暴民之手之前，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al-Gaddafi）在全世界的摄像机前挥舞着一本破旧的《利比亚宪法》，以捍卫他的独裁权力。这本书，对于一位阿拉伯领导人来说，仍然具有与《古兰经》、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希伯来圣经》、基督教极端分子的《新约》等同的神圣价值。当书不被奉为神圣，也不作为禁止传播危险思想的工具时，它就成了一种很难找到的商品。除了少数自由国家之外，世界上的另一大片地区非洲也在努力为人民提供教育。从埃塞俄比亚到冈比亚，更确切地说，那里是脑膜炎和艾滋病的胜利之地。因此，很明显，全球化的进程肯定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无论好坏，都涉及精神、艺术和知识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