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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 反抗压迫的神话（第1页）

17。2反抗压迫的神话

宋元以来的此类神话伴随着武装斗争，是黄巾神话、李家道神话及弥勒下生神话一脉的承续，只是黄巾类及李家道类神话已经消歇，唯弥勒下生神话势头不减，导致白莲教的反抗愈演愈烈。这一时期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反抗主要针对民族压迫而发，因而带有强烈的反抗民族压迫的色彩。元、清时的造反者往往要喊着“反元复宋”“反清复明”的口号，并不是人们对大宋、大明真正有什么感情，它只是民族情感的象征。假托前朝后人实际上也是一种神话，它的实质是一种现实的取而代之的渴望，而复宋、复明都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总之，此类神话由于伴随着武装斗争，直接触动统治者的神经，掀起的反抗浪潮是空前的，而遭到的镇压也是空前的。

白莲教成为后代纷繁的民间宗教的总代表，一是许多派系都是白莲教的支流，二是许多门派都被视为白莲教的同类，故而白莲教成为这一时期反叛者最鲜艳的旗帜。白莲教本在宋代就已形成，但当时它的反政府色彩并不重，而在元代、清代则就不一样了。白莲教在元代、明代都有造反的举动，但在两个朝代结果大不相同。对此，近人曾这样论述过：

刘福通之乱，应之者众。而徐鸿儒之乱，应之者寡。其故何也？曰：由于种族之故。盖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刘福通反抗异族政府，徐鸿儒反抗同族政府，其根本思想既异，故其结果亦因之而有异。所以自满洲进关以后，白莲之势比于明为炽者，亦即因此之故。[1]

这种元、明白莲教造反带来的不同影响说明，白莲教的反叛动机主要是反抗民族压迫，尽管后期纷繁的白莲教支系起义的动机各异，但主体方面却基本没有改变。

元顺帝时期，白莲教掀起了第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元史·顺帝纪》载：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平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

白莲教前身为白莲社。白莲社本是信奉弥陀净土，念阿弥陀佛与无量寿佛，初与弥勒无涉。《佛祖统纪》记白莲社成员大多念阿弥陀佛，建无量寿阁。宋代茅子元创白莲忏堂，所作《晨朝礼忏文》，所发誓愿依然是：“我弟子某甲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红巾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又倡言“弥勒下生”，显然已不同于原始的白莲教。它吸收了弥勒下生说，又与香会融合在一起，是一杂烩。在下层民众中，原始的弥陀信仰已不复存在，反是弥勒入主白莲教中，烧香念佛成为重要的宗教礼仪。香会是“流传已久的摩尼教之异名”[2]，《宋会要辑稿》曰：“浙右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托于佛、老，以掩物议。……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这底层的白莲教又融入了摩尼教的组织形式，因而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参与。

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继承父志高举义旗时，部众奉为“小明王”，这个“明王”便是摩尼教教义的体现。摩尼教产生于波斯，该教崇拜光明，崇拜日月，认为世界最初存在光明和黑暗两个国度。光明国之最高神称明父，所属国内至善至美；黑暗国之神为黑暗魔王，其国邪恶充斥其间。起初两国相安无事，后黑暗魔王发动了一场对光明国的战争。战争中，大明父为了救出自己的部属五明子（气、风、明、水、火），创造了今天的这个世界，其物质成分来自众魔的身体。这是摩尼教创世神话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则吸收了耶稣教的创世神话，认为人为亚当、夏娃之子孙。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载，摩尼师于贞元十五年（799年）作法祈雨。唐代有摩尼寺，说明摩尼师在唐代传播其教义，且已有一定影响。但唐代朝野除武则天对此兴趣颇浓外，多对摩尼教颇有偏见，曾下令禁断。佛、道也对这新入的宗教异己大加挞伐。摩尼教在唐代主流文化中难以立足，于是从两个方面扩张自己的地盘：一是在我国少数民族政权中传播，如回鹘便因几位摩尼师的努力，举族改宗摩尼教。二是向民间渗透，《佛祖统纪》称大历六年（771年），“回纥请于荆、杨、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摩尼教在东南及西北各地都传播开来。唐武宗灭佛，摩尼教遭到残酷镇压。后回鹘为黠戛斯所败，一个重要的摩尼教基地被捣毁，唐代的摩尼教失势，因而大云寺纷纷被毁，摩尼师或遭杀，或还俗，外国人被遣返，摩尼教于是转入地下活动，与正统文化对抗。五代时有母乙造反的事变。方腊起义纯凭摩尼教发动起来。宋代摩尼教在《夷坚志》一书中有描绘：“采《化胡经》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为天子，出家称末摩尼，以自表证。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这些看起来跟原摩尼教还有些相似，但他们开始拜佛，“事佛白衣”。这白衣佛跟“白衣长发”托弥勒下生于外形上是相似的。白莲教与摩尼教在共同的反政府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大旗号便都成了白莲教，所以本来摩尼信仰很重的“小明王”造反也被视为白莲教造反。

元代红巾起义有一支队伍的首领名彭莹玉，在红巾起义的前一年就开始造反了，其事迹如下：

袁州妖僧彭莹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反。反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伤，人皆惑之，从者五千余人。郡兵讨平之，杀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莹玉逃匿于淮西民家。初，莹玉本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逾六十岁，善观气色。一夕夜雪，见寺东约二十里，红焰半天。翌日召其庄老，询之曰：“昨夜二更时，汝村中得无失火乎？抑有他异事乎？”内有一老曰：“村中无事，惟舍下媳妇生一儿子。”僧喜曰：“盍与我为徒弟可乎？”老者遂舍为僧，于是遂以谷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岁，始送入寺，与群徒嬉，时预言祸福皆验。年十五，南泉山下，忽产一泉甚冽。是时民皆患疾疫，莹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哀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败，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3]

这是元代托佛以反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刘福通、韩山童起义的前奏。其中的神话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所崇拜的神主“佛”的神话：书一“佛”字即刀兵不能伤；二是关于起义首领的神话：彭莹玉的出身有不同寻常的神异。前者产生皈依的条件，后者则提供可靠的主持者与领路人，这跟红巾的神话模式是一致的：弥勒下世是召唤民众的口号，大明王、小明王则是起义反抗的宗教领袖。一般说来这两类神话是统一的，前者作为最高神往往化生为后者，如弥勒佛作为一个最高的君临现实的主宰往往是通过化身为某一教主来实现的。前者为后者服务，后者须有前者才能征服众人。有些教派首领不直接称是弥勒化生，而往往称某某神之使，传达着神的诏令，其性质跟前者也是一样的。元代的统治者就被这样一种宗教神话掀起的浪潮推翻了。

反元的口号中除了弥勒下生的神话大旗外，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传言的感召力也不可低估。宋徽宗虽为昏君，但他被金人所掳，历尽了苦难，深得民众的同情。出于一种怜悯之心，人们对徽宗的昏庸误国未予深究，反而产生了强烈的救助心理。元与金一样，都是非汉族政权，而实施的压迫较金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韩山童为徽宗八世孙的传言很有分量。刘福通让韩林儿称帝，号小明王，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4]这个政权之所以打出大宋旗号主要是团结汉族民众来反抗民族压迫，而龙凤年号则是传统的民族与政权的象征，民族色彩更重。元代的红巾起义是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压力下爆发的，因而比之以往的托弥勒下生神话的造反起义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

朱元璋是打着大宋的旗号逐渐扩张自己势力的，等到他羽翼丰满后便一脚踢开了韩宋政权，建立了明王朝。可这个曾经依靠白莲教、香会发家的朱元璋一上台便发出了对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严厉禁令。先是中书省奏“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皇帝当然是“诏从之”了。[5]《大明律》的禁令十分具体：

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6]

这里禁止的正是红巾发动起义所宣扬的神话及主要组织形式，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主要是防止明王朝遭到同样的命运。由于朱元璋在推翻元统治后转过头来镇压各路红巾军，白莲教徒转而展开了对朱明政权的反抗。明初，这种称弥勒佛反抗的运动尚十分踊跃，但这场风潮不久便渐趋平静。其间的原因一方面是明廷严加禁止，白莲教没有喘息机会；另一方面则是生产恢复，社会一度较为安定。明中期以后走向衰败，虽然不少白莲教徒起来参与了反抗，但是推翻明王朝的是李闯王，他的起义主要不是利用宗教发起的，所以明代的白莲教势力不强。这从侧面说明白莲教反抗民族压迫胜于阶级压迫。

作为一种异端，民间白莲教不仅仅是为了武力推翻政权，还努力去瓦解儒道佛的正统国家宗教，在文化上树立自己的地位。元末动乱之际，有白莲教徒明玉珍建立了明夏国，在这个政权里，“废释老，止奉弥勒佛”[7]。这种与正统宗教相悖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反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元代统治者对佛道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二者是他们实施统治的精神武器。元朝灭亡后，这个明夏国就向明朝投降了，说明明夏王国的反释老是冲着元统治者而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推翻了元统治，一切都会好起来，故而既放下了刀枪，也放下了精神武器。明代的白莲教支系为了生存，往往投靠朝廷，如所谓罗教、大乘教、红阳教等，他们的经卷能够印行，他们能公开传教，都与统治者的首肯不无直接关系。明代的异端转向依附当局以求生存，且尽敛白莲教旗号而改头换面。

这种宗教本质上还是跟正统的佛教、道教相去甚远。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宗教这样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在表面上打着佛祖的旗号而骨子里还是蕴含着反抗正统文化的精神。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大声呼吁，竭力攘斥此类“邪教”。明时有浙江人袾宏这样说道：

有罗姓人，造五部六册，号无为卷，愚者多从之。此讹也。……彼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无为而实有为耳。人见其杂引佛经，便谓亦是正道，不知假正助邪，诳吓聋瞽。凡我释子，宜力攘之。[8]

显然，像罗教这样一类民间宗教借助朝廷力量，广为传播自己的经典，使正统佛教遭到很大威胁，其间的原因不能简单视为正统佛教在统治者面前争宠。罗教的现世理想对佛门教义产生强烈冲击，并呈瓦解释教的态势。如罗教经典竭力否定僧侣制度，斥责其修行法为“有为之法”，其经有曰：

在家菩萨智非常，闹市丛中有道场。西方净土人人有，高山平地总西方。[9]

反对出家修行，肯定现世欢乐，不要执着修行，这就是无为教，这样一来，佛教长期形成的修行教规变得毫无价值了。

本来白莲教一直宣扬的弥勒末劫神话就已使正统佛教难以招架，所谓“新佛出世，革除旧佛”虽意在造反，却使佛教神话的格局就此要散架了。明时的白莲教派系更搬出一个无生老母来。无生老母不见于罗祖五经，罗祖嫡传弟子大宁于《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中提出了无生老母为诸佛本源说，但最系统明白地描述无生老母形象的是罗祖的第七代传人明空和尚。作为罗祖教的第八代祖师，他把自己的经典说成是在无生老母的监督下创作的。其经卷《佛说大藏显性了义宝卷》描述了无生老母化身老婆婆，经过明空验摸，发现无生老母乃非男非女的一朵红莲。[10]有部白莲教的经典叫《古佛乾坤品》这样写道：“无生母，产阴阳，婴儿姹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娲真身。”这是将无生老母列为最高主宰，把传统神话中的先祖都统摄其中了。无生老母的神功不仅在此，据说他把世界分成三个时期，即青阳时期、红阳时期和白阳时期，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住持度人苦难。燃灯佛和释迦佛都完成不了这项使命，现已派弥勒佛下凡，由弥勒化为人身，开创教派，人们信白莲教，信弥勒佛，就会造就人间乐土。这样，释迦佛实际上被埋葬。弥勒是无生老母在人间的使者，无生老母则成为最高神，这是多神的中国神话史中出现的又一位主神。

白莲教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并不对阶级压迫熟视无睹。在看到明统治者十分腐败，而新兴的满族集团蓬勃兴旺时，有人甚至邀皇太极入侵，把希望寄托在满族统治者身上。锦州白莲教一支，大乘教头目崔应时就是这样的人。他作书予和硕豫亲王，称“观音菩萨天内显圣，高呼天聪，将我国玉玺，授之于汝”；又称天聪帝“为弥勒佛所生者”，其拥护者除观音外，且有玉帝，“众神兵及九星、廿八宿、三十六神、四十八神、五十三佛、六菩萨，率关帝之兵助战；七十二贤人、八十一洞真君、三千门弟子、子路、颜回齐出，助天聪克燕京，即皇帝位”[11]。这样，儒、道、佛三家神灵一齐助阵，拍手欢迎皇太极率领清兵打进来。这说明白莲教同样反阶级压迫，只是因为后期民族压迫特别厉害，白莲教才表现出突出的民族主义倾向。

就像明朝皇帝朱元璋借助了白莲教上台一样，清军入关也有白莲教的一份功劳，但清醒的清统治者也明白白莲教之类的宗教组织是正统势力的最大危害，故一旦稳定就为摧残这些民间宗教不遗余力，其过河拆桥的手段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对民间宗教的残酷镇压使得本来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于是，诸教派利用宗教与神话反抗满清的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了。

清代的白莲教起义成为反抗清统治的重大异端力量。如清初的圆顿教、八卦教、一贯道、清茶门等无不跟白莲教有密切关系，或崇拜无生老母，或崇拜弥勒佛，尽管各有特点，但人们大多以白莲教视之。他们都高扬反清旗帜，成为反抗民族压迫的急先锋。

这些“离经叛道”的宗教在粉碎了体系宗教的严密体系后，实际上是在向原始宗教回归。人们以粗朴的神话及巫术行为投入反清战斗中。在18、19世纪时期尚采用如此原始古拙的形式令人惊讶。下面我们就八卦教之一支——清水教王伦起义的有关神话及巫术行为作一分析。

所谓清水教也有称为白莲教的，王伦清水教，其徒自称就是白莲教，官吏的上奏也称“王伦等实系白莲邪教”。其入教仪式颇原始。有一教徒名许大勇被俘后曾这样招供：

今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初五日，我去柳林赶集，遇见柳林的王五，买了他四斗米，同到茶铺吃茶，说起闲话来。他说：张四孤庄有个王师父，若到那里学习拳棒入教，也有吃的，也有喝的，将来还有好处。我说，过几日再商量。八月初八日，王五就来叫我，一时没主意，同他到了张四孤庄王圣如那里，叫我给他磕了头，朝南跪着，盟了誓。还有个韩进功，不知是哪里人，教我咒语说：“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遮，只得禀圣中老爷得知，急急急，杀杀杀，五圣老母在此。”[12]

这段材料有几处值得注意：一、清水教吸引入教的条件是物质利益；二、入教采用了原始的拜师仪；三、入教以学武功为主，实际上是为起义练兵；四、有密咒助力作战，标志着这一教派的层次是低级的民间宗教。

“五圣老母”是指观音、文殊、普贤、白衣、鱼篮五位菩萨，“圣中老爷”指八卦教创教教祖刘佐臣，这样多的神灵保佑是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重要特点，纷繁的神灵具有瓦解独尊神坛的作用，同时也使得神话再次走向无序。

王伦起义的目的是“杀官劫库藏”[13]。其与官府对抗，为着经济利益的目标甚明，反抗进兵时的手段则近乎滑稽，既悲壮也悲凉。他们进攻临清时情境如此：

贼之攻城也，皆黑布缠头，衣履黑色，望之若鬼魅，间有服优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诸者营讯，或以厨刀、樵斧缚杆上，跳跃呼号，兼挟邪术。城上以劈山炮、佛朗机、过山鸟齐发击之。铅子每丸重二两，其势催山倒壁，当之者无不糜烂，乃自午至酉，贼徒无一中伤；益跳跃呼号，调炮不过火。守城兵民咸皇迫，窃窃私语，谓此何妖术乃尔也。贼中有服绫马褂者，系王伦之弟，伪称四王爷；右手执刀，左手执小旗，坐对城南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众炮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而后燃炮。群见铅已堕地，忽而跃起，中其腹。一时兵民欢声雷动，贼为之夺气。群知其术可破，益令老弱妓女裸而凭城，兼以鸡狗血粪汁缚帚洒之，由是炮无不发，发无不中，贼碎首糜躯，洞胸贯胁，尸枕藉城下以千计。[14]

这时双方实力悬殊，尤其是器械，清兵已开始使用劈山炮、佛朗机等现代化武器，而起义军多是厨刀、樵斧，两相比较，优劣不啻天壤。为了弥补这种差距，如果不是主动更新器械，巫术与神话就成了唯一选择。尽管清兵也采用了妓女裸阴与鸡狗血粪之类的厌胜之术，但他们的胜利却凭借了强大的炮火。走向近世的巫术在现代化生产开始出现时已趋于破产，王伦的巫术性的起义被供上了早期现代化萌芽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