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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道教神话由异端趋向正统（第1页）

第十三章道教神话由异端趋向正统

13。1皇家祀典与“**祀”禁制

西汉时，《春秋》灾异说等种种动摇王朝的神话不是老百姓兴起来的，它的制造者和首播者主要是异端知识分子和怀有反汉之心的官僚。东汉的反王朝神话则主要来自民间，铺天盖地的太平道教徒多是贫苦民众，他们所信奉的太平谶言判了统治者的死刑。水能覆舟，民间神话便是覆舟的一股巨浪。

两汉的统治者只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知道民间宗教与神话的厉害。两汉的最高统治者没有下达禁绝民间崇祀的诏令，但其统治集团的成员有觉察民间宗教与神话之可怕者，乃行禁令禁止。然民间宗教势力甚大，他们编造的神话又令禁祠之官僚胆寒。《汉书·五行志》：“（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橐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注引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1]说明西汉时百姓不唯公社是从，私自立社，建立自己的神灵保障体系。古社必有树。《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也，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宜。’《尚书逸篇》曰：‘大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可见社树是社神的象征。浩赏伐了民私社中的槐树，意思很明显是要毁了私社，可这一举动遭到了民众的神话回击：那棵被伐断的槐树又自己站起来，立到原处。也就是说，私社不可毁！其威慑作用不可等闲视之。这事在当时一定产生过较大影响，人们信以为真，而写进了史书。既然私社不可禁，就只能容忍它的发展。东汉兴起的民间宗教与神话，是在西汉以来较为宽松的文化土壤里生长壮大起来的。

东汉时期，反宗教迷信的呼声高起来。王充《论衡》对于谶纬、仙道及种种符瑞灾异的流行神话进行了揭露，显示了高度的理性精神。王充的矛头所向，主要是统治者的神话，他对统治者虚妄的、自我粉饰的神话的批判是强有力的，如《龙虚》《指瑞》《道虚》等篇，把统治者所标榜的符瑞驳斥得不值一钱，在那神话气氛弥漫的岁月，确实表现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批判精神。王充对“儒者”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不满。这些“儒者”是东汉谶纬学说的鼓吹者，是东汉的主流文化的代表。王充显然代表的是一种异端力量，它不是以异端神话对抗主流神话，而是直指主流神话的虚妄，如《论衡·奇怪》称：

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诗》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说者又曰：禹、卨逆生，闿母背而生。后稷顺生，不坼不副，不感动母体，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孙逆死，顺生者子孙顺之。故桀、纣诛死，赧王夺邑。言之有头足，故人信其说；明事以验证，故人然其文。谶书又言：尧母庆都野出，赤龙感己，遂生尧。《高祖本纪》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于上，己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验，文又明著，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

这里连汉朝看家神话都否定掉了，谶纬渐失活力，与这种打击是密切相关的。

王充的这种连锅端的作风使得正统文人深表焦虑。东汉末年，民间信仰日起，而皇家神话一蹶不振，于是有人起来正本清源，这人是应劭。

袁珂先生说：“汉代末年，另有一部书，以辨风正俗为宗旨，也含有反对迷信虚妄的色彩，和《论衡》的性质略相近，只是态度比较温和，这就是应劭的《风俗通义》。”[2]在反对迷信上，二者有相近处，但其针对性完全不同。如果说王充针对的是王权神话，应劭的对象则恰恰是民间的信仰，并为统治者禁绝民间神信仰大造舆论。由此可见，应劭实际上是为日益破败的皇家祀典补漏拾遗，而对民间异端着力攘除，跟《论衡》的性质是不相近的。其序言称：

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一十卷，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3]

其救世之心颇强。就其内容看，应劭以强化传统神话和皇家祀典为核心，而对仙道及“**祀”大加挞伐。他将三皇五帝之制列于卷首《皇霸》篇的开头，其三皇说引纬书《春秋运斗枢》为正，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而五帝则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按他的说法这是根据《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这显然是错误的。《易传》里的五帝世系与此根本就不相同。应劭似乎不在意这些，而着力强调其在历史上的源头地位及在道德上的准绳地位。他的这次强化不仅仅为王朝立本，也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共祖的再次确认，尤其是对《大戴礼记》五帝的认同，连同先于该书的《白虎通义》，把五帝的世系法典化了。在流传下来的不完整的本子里，我们还看到应劭整理出的祀典：先农、社神、稷神、灵星、灶神、风伯、雨师、桃梗、苇茭等，以及五岳四渎等山川之神，其中主体为儒典《周礼》《礼记》等所载，这就是他要“归之于正”的地方。而对于王朝的真正迷信，他却予以辩护，如：

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4]

这就不是在破鬼神迷信，相反在宣扬鬼神迷信，只是越巫不正，而董仲舒为正，故正能克制不正，董仲舒战胜了越巫。这样，应劭的反神话迷信实际上是反民间的神话迷信，而不是“正宗”的神话迷信。由此可以看出应劭与王充的根本区别。

应该说，应劭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民间信仰的荒诞，如所谓的李君神乃一农夫把一李核置于空桑中生出的李树，后人见桑中生李，转相告语以为神。有病目痛者息树荫下，言：李君，今我目愈，谢以一豚。其人之目后自愈。众人传得神乎其神，来树下车骑数千百，酒肉堆积如山，后来那农夫知道，大惊，说：“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因此一把把那李树给砍了，[5]一下子戳穿了一场闹剧，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应劭的真正目的还是担心这些民间的鬼神信仰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影响和麻烦，所以为禁绝民间的鬼神信仰大造舆论。“城阳景王祠”条述朱虚侯刘章被文帝封为城阳王，死后立祠，民讴歌纷籍，言有神明，问祸福立应，历时甚久。然乐安太守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肃然政清”。应劭表扬了他们，并说：“安有鬼神能为病者哉？”等到他本人做营陵令，决定禁绝对刘章的祭祀，乃移书为令曰：

到闻此俗，旧多**祀，靡财妨农，长乱积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许子路之祷，晋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渐染迷谬，岂乐也哉？莫之征耳。今条下禁，申约吏民，为陈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6]

这种对民间迷信禁绝含有多重意图，既有怜惜民财、驱除愚昧的用心，更有防止“长乱积惑”的目的。然而，不管应劭的用意何如，他禁绝民间崇祀的行为，开了用政治手段压制民间宗教的先河，对后代统治者管理民间宗教的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自打东汉末年黄巾以宗教神话发动了一场大的变乱，统治者对民间的神灵信仰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民间的神话从此遭到了严厉的压制。

三国时期，黄巾起义大潮方过，各国统治者对民间信仰心有余悸，大都出台了禁绝民间信仰的诏令。

魏国禁“**祀”甚有力，曹操在做济南相时便“禁断**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7]。文帝称帝后，也推行禁绝民间祭祀的措施。《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黄初五年）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

这是最高当权者第一次向民间神灵宣战。文帝高张皇家祀典，而把“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置于“左道”境地，民间宗教已处于非法状态，在高压之下了。封建皇帝的这一举措，是由黄巾大起义的历史教训造成的，他们想在文化世界里筑起一道屏障，防止异端神学冲垮皇家的神苑。文帝精当地概括了皇家祀典的基本内容：郊社、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这是自原始社会以来，宗教神话积累成的皇家祀典的最后结晶，它经过反复过滤筛选在汉代已凝聚完毕，三国时的皇帝接过了这份遗产，世世代代往下传了，千余年里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根本变化。皇家一旦有了自己恒定的神权体系，便不遗余力地维护它的权威，因而对异端便大开杀戒。

皇家祀典是儒家神学观的结晶，因为正统的神学实际上是儒家神学，它体现为皇家建立权威的根本目的，故禁绝**祀就要先树立儒家祖师爷的地位。汉光武帝、明帝早就对孔子礼拜有加，这一被异端神话冲得奄奄一息的孔圣人的神位在魏王统治期里再度兴起来了。所以魏文帝早在禁**祀诏令前就先行表彰孔子的大德，称孔子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并下令修孔子庙。文帝这样做，是为了纠正汉桓帝以来对老子崇祀的作风，他除规范了具体的皇家祀典外，更注重敬仰这一礼制的祖师孔子。尽管文帝说除了郊社、祖宗、三辰五行和名山大川外，余不在祀典者不得祭祀，可孔子总是例外。文帝诏告豫州刺史，不得重老子轻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