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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蛙鸟神话与S纹（第1页）

1。1蛙鸟神话与S纹

文字学家一致认为，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它绝不是最早的文字形态。近年发现有早于甲骨文的陶文，但要认识这种文字，材料还不充分。考古学家在西安半坡、陕西姜寨等地发现的原始社会的记事符号，应是成熟文字的先驱，但要找出它们与甲骨文的内在联系，困难尚有很多。

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绘画是早于文字的。神灵崇拜早在文字产生以前就发生了。神这一在人们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精神主宰，必定在美术中留下烙印。“神”字的这种独特结构，我们当从陶器的纹饰里去找出相对的原型来。

“神”字中间那道方笔或圆笔的弯曲，我们可以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找到相应的抽象图案。（图一、图二）[3]

将这些连续的纹样分解开来，便可看出它们就是由一个个“神”字组成的，在马厂型与半坡型的陶器纹饰中表现尤为明显。大汶口的纹样则是标准的S纹的连续，它们跟神都是有关系的。

图一

1。马厂型彩陶罐上的二方连续纹样（《仰韶文化的彩陶》图96）

2。　马厂型彩陶罐上的二方连续纹样（甘肃临洮马家窑出土，《彩陶》第5页）

3。半坡型彩陶罐上的二方连续纹样（《西安半坡》彩色图版贰：1）

图二

1。　大汶口文化彩陶壶上的二方连续纹样（《大汶口》图版40:3）

2。　屈家岭文化彩陶壶上的二方连续纹样（1965年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出土，《文物》1973年1月封底）

3。大汶口文化彩陶壶上的二方连续纹样（《大汶口》图版41）

这种纹饰究竟跟哪路神灵有联系呢？大多数的彩陶纹饰都是动植物等具象物的抽象或实录，这种纹饰不是为了真正的美术欣赏的目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5]在区分不同文化类型时，纹饰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标志，不同的陶纹就是不同文化的代表。文物专家这样指出：

如果认为陶工在画彩陶图案时是没有制约的，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相反，彩陶的花纹的题材和样式不是陶工任意选择和创作的。彩陶上主要花纹的母题含有一定的意义，并且提炼成简明的纹样，而在一个时期内具有共同遵守的规范、格式，成为同一部族推崇的纹样。因此，彩陶上的花纹是区别不同的类型文化的重要标志。[6]

所谓部族推崇的纹样主要为图腾纹饰。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各集团崇拜不同的神灵与图腾上，因而陶纹主要跟图腾神发生联系。

图腾崇拜是生殖崇拜的延续和发展。图腾解释氏族的由来，即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图腾把两性的生殖活动转化为一个神，实际上是生殖活动的象征。图腾的一端接在性崇拜之上，图腾崇拜其实是在崇拜男女两性的人类自己，只是男女两性都蒙上了一层“神”的外衣。

彩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郑为曾这样说过：“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盛行彩陶制作，氏族社会是处在母系阶段，只是在彩陶艺术衰微的后阶段，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过渡。”[7]彩陶的兴盛是母权制强大的一个标记，它记载着那一个时代女性的辉煌。母权制把彩陶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衰败便接踵而来了。试以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为例，那里的文化延续了大约1500年，据测定，约存留于距今6170±140年至4640±185年间。野店大汶口文化可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母系氏族制的尾声，第二期和第三期遗留有许多母系氏族制因素，第四期和第五期则明显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与此相应，陶器表面纹饰逐渐减少，由偏早阶段的70%降为后来的50%左右。[8]青海柳湾的原始社会墓地的发掘情况也是如此。柳湾共发掘1500座墓葬，其中包括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以及齐家文化与辛店文化类型。从葬式考察，半山类型是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马厂类型似乎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齐家文化则已进入父权制时代。马厂型是过渡期，那正是母权制的鼎盛期，那时的彩陶艺术体现了母系氏族文化的繁荣及父系文化的生长，是柳湾彩陶文化的高峰。但到了柳湾齐家文化时期，彩绘花纹趋于简化，笔调显得疏朗，彩陶已明显出现衰弱症候。到了柳湾的辛店文化时期，那已是一个父系氏族社会的王国，彩陶便近乎消亡了。[9]在中原仰韶文化繁荣时期，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大放异彩，后来出现了后冈类型的彩陶，纹饰则极为简单，主要用四至六条垂直平行短线，顺口沿而下成组间隔排列，或者以斜线画上一些粗糙的网状，这正是中原仰韶文化衰落，龙山文化形成时的一种过渡纹样。此时陶器的制作技术愈趋精工，而纹饰则愈趋简化草率。[10]这一趋势也是跟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相联系的。这一普遍现象有力地说明，彩陶纹是跟母权制相联系的符号，它是我们研究母系氏族社会文化的重要材料。

这样，我们便可从彩陶纹中首先找出女性崇拜与图腾崇拜的神的原型。

生与死是原始人关注的两大主题，因而灵魂崇拜与生殖崇拜是早期宗教信仰并行的两个轮子。生是一种永恒的渴望，即便是死了，人们也希望再生。灵魂崇拜是为再生祈祷。无疑，是女人生育了人类，因而生殖崇拜首先是对女性的崇拜。

在我国古代新石器时代，曾有过具有浓厚母权制特点的社会组织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女性备受尊崇。1983年至1985年间，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女神庙”，那是中国人在五千多年前的一项文化杰作。那里发现的女性头部泥塑（附图1），大小有如真人，眼内嵌有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女人率先庄严地登上了神坛。[11]把女人推向神坛的首先是女人自己，当然也包括男人，但首先是女人，因为她们是彩陶生产的主人。

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一书中指出，艺术的创造跟制造者有直接的联系。如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原始工艺品的制作，编筐工艺的工匠都是妇女，故编织艺术的创造者主要是女人，男人制造的艺术品就显得微不足道。但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印第安人的主要生活用品是木制的，这里的男人从事木工行业，其木制品造型优美而又品种多样，装饰图案也华丽精致，所以木制品的艺术创造者都是男性，其中女人的艺术才能及创造性几乎看不到。在美国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那里，许多村庄的主要工艺是制陶业，最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体现在陶制品上。这里的陶制品是妇女艺术的体现，因为制陶的匠人多为女性。博厄斯因而得出结论：“无论是哪一种工艺，其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技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装饰艺术就随之而发展。……从事生产的是男性，艺术家则多为男性，若从事工艺制作的是女子，那么女性艺术家就较多。”[12]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制作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大多数是手制的。仰韶文化中的陶器制法以手制为主，有的是在制成后再放到慢轮上去修整口沿[13]。在柳湾马厂型墓葬里，有陶器一万三千余件，这些陶器绝大多数也是手制的。[14]就像美国南部的印第安人手工制陶者多是女人一样，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彩陶生产者即使不全是女人，女人也是重要的参与者。陶轮制陶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可那时彩陶已近消亡。是女人创造了灿烂的彩陶文化，她们在宗教与艺术中将自己列为主角进行崇拜和颂扬，成为那一个时期的文化主潮。

图三柳湾墓564中陶纹图（据《考古》1976年第6期）

在动物世界里蛙最富有生殖能力，蛙便成为女神的象征。在姜寨与庙底沟的陶纹里，蛙腹被夸张得十分厉害，这是对青蛙生育能力的崇拜。蛙与女人产生关联，在柳湾的一个人像彩陶壶上可以得到证实（图四）。这件彩陶，“彩绘一组对称两圈网纹。另一组为蛙身纹加塑绘**人像。塑绘人像是先捏出**人像，然后在人像各突出部位之周围以黑彩勾勒。头面在壶之颈部。目、口、耳、鼻俱全，披发，眉作‘八’字形，小眼，高鼻、硕耳、张口。器腹部即为身躯部位，**、脐、下部及四肢**。**丰满，用黑彩绘成**，上肢双手作捧腹状，下肢直立，双足外撇”[15]。根据这种描述，再仔细观察图像，可确认该人像为女性无疑。人像的背后是一幅典型的蛙纹，就在人像的下两侧，也各有一道蛙肢伴随。实际上，女人像是人形化了的蛙神，蛙纹则是女神的象征实体。

图四柳湾人像彩陶壶正、侧、背三种形式图（据《青海柳湾》）

女性崇拜在经过了**裸的对**本身的崇拜阶段以后，开始走向女性象征物的崇拜阶段。生殖文化研究的专家指出：鱼、蛙等生物，莲花、柳叶等植物，是女性**的象征。继象征物后便是象征符号，一般来说，这些象征符号是女性**的直接抽象物，其符号状如三角形、椭圆形、圆形、棱形、圆中加点等。但另一种符号则是从女性象征物抽象而来，如来自鱼、蛙等，这种与实物的日趋分离强化了符号的神性，在摒弃了具象后使神开始抽象出来，在中国古代神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象是神物，而符号又是神物具象的抽象，则抽象符号本身成为神，这就是一个抽象的S纹就成为“神”字核心结构的原因所在。

蛙成为女神的象征，并产生了相关的神话，更重要的是，蛙纹的抽象化成了神的符号的重要来源。

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从中原仰韶文化到西北马家窑文化辽阔的区域里，蛙崇拜都十分流行，证据就是这一地区绵绵不断的彩陶蛙纹及后代流行神话，说明那时确实有一个幅员辽阔且时间延续持久的蛙文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