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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上帝诞生的艰难历程（第1页）

10。2上帝诞生的艰难历程

秦建立的江山很快垮台。从陈胜、吴广到刘邦、项羽，他们都是打着“大楚”或“西楚”的大旗发难的。他们无不为自己的起义编造了一曲神话，如大泽乡的装神弄鬼播撒了“陈胜王”的迷雾；斩白蛇的传说则确立了刘邦真龙天子的地位。它们在反秦斗争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这些神话因其产生于应急状态，也仅供一时之用，难以纳入集体共奉的神话范畴。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必须有一个共同信奉的上帝和祖先，前者作为政教合一之物以行统治之权，是国家的保障；后者作为历史以成为共同体的纽带，是民族的前提。秦王朝为这种一统创造了一些硬件，如疆土、度量衡与文字的统一等，但共同文化的整合还有较大差距。虽有焚书坑儒的硬性攘斥异端的举措，却没有真正的建设性的文化工作，这种文化没有生命力。汉王朝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努力，重新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权威，将民族共同体以法典形式确立下来，这便是历代所尊奉的上帝与民族共祖的出现，中华民族的主体遂宣告形成。汉文化继往开来，奠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

秦始皇及其臣属觉得五帝三王之功不能同秦始皇相比，便十分看轻五帝之祀，因而连五帝的数都没凑齐。他们在忙着征战与大兴土木，忙着给自己的王朝涂脂抹粉。以秦始皇的暴虐，人们诅咒还来不及，哪个百姓会把他作为极庙的太一真人呢？秦始皇武功盖世，文化却极肤浅，他的盲目迷信与杂祀把秦朝的神话引向了一个纷乱的局面。秦代影响人心的并不是来自雍四神畤，也不是秦始皇这一“太一真人”，而是遍布各地的宗祠神社，这是民众真正的精神依托。

以刘邦的低微出身是极难征信于人的，于是编造斩蛇起义的神话，不久便传说纷纭。《史记·高祖本纪》说斩完大蛇后有老妪夜哭，言其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斩。《史记·封禅书》则说法不同：

高祖之微时，尚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

这“物”是什么不详，可能就是陈胜、吴广那样放在鱼肚子里的丹字帛书类的东西。借着杀条蛇做做文章，没想到这个把戏非常管用，它不胫而走，竟成为刘邦夺天下的最根本的神话资本。然而当时起义为王者蜂起，先是陈胜、吴广立号张楚，原各诸侯国的残余势力一时死灰复燃，武臣自立为赵王，韩广自立为燕王，田儋自立为齐王，宁陵君咎为魏王，楚王先后立有多起，可谓群雄纷起。刘邦起沛只是这群雄中小小的一支，且刘邦既无绝世的武功，也无超人的智慧，靠什么来赢？与各路英雄不同的是，刘邦紧紧抓住了神话，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方式，始终把自己置于取秦天下的必然人选角色。当刘邦被拥为沛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15]

其实，这时的秦朝已不再自以为是白帝所主，而改崇黑帝，可这些朝廷的事，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便觉得杀白帝子也就是灭秦，刘邦就是赤帝子。老百姓都相信这事，说：“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16]众人就这样盲目迷信地跟了他。虽然刘邦得天下还有许多重要因素，不仅仅是几则神话可换来江山的，但我们绝不能忽视神话在刘邦创业中的重要性。

项羽是个莽汉，只知道火烧阿房宫，掳掠一通。刘邦出关，则“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17]。通过社稷神位的确立表明自己已夺取江山，这些项羽恐怕连想也想不到。他认为力能扛鼎或者有“万人莫敌”的兵法就拥有了江山，这真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文化的武夫。而刘邦哪怕是在与项羽进行战争的紧张时刻，仍“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18]。这种祭祀在军事上似乎没有帮上汉王的忙，因为自此后，刘邦还常被项羽打得大败。但他在政治上抓住了根本，拥有了天地神灵的祭祀权。项羽纵然所向无敌，可他不是“天子”，无从征服人心，加以暴虐扰民，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刘邦得了天下，依然很重视神灵，只是出身布衣，不知该奉何神为上帝。他小心翼翼地遵循秦代的旧礼，不敢随意增删。他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9]这就是说，还是祭秦的上帝。可秦时的上帝是谁呢？大家都很茫然。刘邦问人：“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这确实是件滑稽事，说明秦代的文化真是一塌糊涂，不知是谁在保佑它的江山，也表明刘邦急欲兴起上帝之祀而又不知如何措手。有人回答说：“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这更令刘邦迷惘：“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众莫知其说。秦始皇不关心上帝，前代秦王也仅列了四帝祭祀。秦朝时仅从而敷衍，臣下也不敢妄增，便留下了四帝之祠。这时的刘邦耍起了滑头，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20]于是立黑帝祠，命名为北畤。《史记·历书》也说：“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这恐怕是刘邦虽然凑足了五帝之数，但黑帝却不是赤帝，跟当年编造的神话有矛盾，所以只好这样勉强凑合当上帝。秦廷里说秦文公猎得黑龙，秦朝是水德，尚黑的一套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刘邦要知道秦尚黑，恐怕怎么也不会再立个黑帝祠了。

刘邦最难忘的是当年所祷丰地枌榆社及在沛庭所祠的黄帝与蚩尤。所以，“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21]。蚩尤虽在战国神话里被称为乱臣贼子，因刘邦之崇奉而重获地位，后来蚩尤又风行一时，是对这位古老战神的怀念，也是刘邦不忘老神旧恩所致。刘邦不忘故土，衣锦还乡后恋恋不舍，似乎是地方神保佑他夺了江山，故特别注重这种地方神祠的建设。“令县为公社”，把这种基层的宗教组织都建立起来了。刘邦想建一个上帝权威，但实在因为不懂这套礼教，反倒看重了基层宗教组织。所以，实际上也只是信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上帝，而以杂祀诸神成为主体。

汉初之主神，议而未决，遂将流行于各地的各路神灵尽搬入长安，与秦国故神一同祭祀，所祀既有周旧礼中所有的神主，也有原战国时各诸侯地方的神灵，实为一杂烩。《史记·封禅书》开出了刘邦建国后四年的祭神清单：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日。

这中间大神小神杂糅一处，毫无统绪。天地之神、五帝之灵并未得突出重视，而与主施糜粥之神，炊母神等同享香火。可见汉朝刘邦刚刚打起的崇奉上帝的念头因无所适从便放弃了，而代之以多神的信仰。其祀神的强烈功利性可从对二世皇帝的祭祀见之，《集解》引张晏曰：“子产云匹夫匹妇强死者，魂魄能依人为厉也。”考虑到汉从秦手中夺了江山，而二世又贪鄙暴虐，恐其为厉害人，因而专设南山巫以祭二世之灵。凡有利、有影响的神灵，高祖都毫无遗漏地将其列入祀典。如有人说周朝兴起时邑部，立有后稷祠在那里，高祖便下令立灵星祠，常以岁时以牛祠之。这种祭祀有着现实的功利性。《史记正义》引《汉旧仪》云：“五年，复修周家旧祠，祀后稷于东南，为民祈农报厥功。”本来后稷是周人的先祖，因其主农，现在可为汉家百姓作点贡献，所以也享受了大礼。刘邦时的多神崇拜较秦时更为严重。一个统一的国家，并没有统一的上帝。

吕后专权，忙于防范刘家故臣的对抗，无暇顾及上帝之祀，一仍高祖所行服色。《史记·历书》说：“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文帝继位，这是一位宽厚的皇帝，勤于政道而关心民生疾苦，颇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味道。听说祝官祭祀时在为皇上祈福，心中很不高兴，于是说道：“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22]这境界委实不低！文帝不让祠官为其祈福，这番表白正说明他看重祭祀神灵的事。所以，文帝时期，汉代的宗教与神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汉承秦制，行水德，尚黑。文帝时当然还是在尚黑。这时开始有人出来提出异议，第一个人是贾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了这件事：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关于行土德之议起初是文帝谦让，继而文帝重视其事，又遭老派的攻击，其说便不了了之。文帝不懂鬼神事，却对鬼神很感兴趣。他知道贾谊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在把贾谊打发到长沙一年多后，又把他征召回来，专门请教鬼神之事。《史记》说：“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23]这一通谈话极大地提高了文帝对鬼神的兴趣，故至夜半不倦，文帝于此举得鬼神水平的提高是毫无疑问的。然文帝大约是嫌贾生年轻，又因其好谦仁慈，贾生之议直到死后也没被采纳。

文帝时第二位论土德者为公孙臣。《史记·封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