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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B（第3页）

她这一去，我妈便坐立不安，我一时弄不清她是在担忧，还是在兴奋。她逼着我上去看了三回，前两次送两把竹椅子，第三次送一把南瓜子。

从三楼的木质楼梯，转到四楼的水泥台阶，我的脚步声好像突然被吸进了黑洞。我放慢节奏，三步一停。我听到，窦家阿婆的声音中气十足，明显盖过了晓红妈。

“现在小孩的事情我是不要管的，有辰光不会乘乘风凉？但是弄着弄着就不对头了，事情搞到我老阿姐那里，丢人丢到香港，我就要问一问了，你说是不是？”

“关我们家于晓红什么事儿呢？”晓红妈的怒气被她竭力稳定的声调裹成四四方方的形状。按我妈的说法，晓红妈在厂里的资料室上班，所以“把自己当成了知识分子”。

“我这个阿姐啊，别看从香港来，那也是吃过苦的人，这几十年不比我们这里熬得容易。早年跟着她当海员的男人坐远洋轮过去，人才落脚，孩子刚生下一双，男人就死了。她能怎么办？跟这头又断了联络，六六年……”

“关——晓红什么事儿呢？”

“看看……嫌老太婆啰唆？你听我往下讲。阿姐这辈子过得那么辛苦，新闻里一说开放了开放了，她就一个人寻过来，两个儿子根本不管她的。她千辛万苦，好容易摸到这房子，认了老亲眷。小辈不懂事体，当她那里有金山银山？担保？拿什么担保？我阿姐几十年前认得我，又不认得我这个孙子。他要是想跑到日本去洗盘子、背死人，那要看他自己造化，让姨婆出这个钱，担这个保，哪能开得了这个口？”

“怪了，你孙子的事情，要怪我们晓红？”四方的形状绷不住了，我听到晓红妈在水泥楼板上来回走动。

下楼跟我妈汇报的时候，她的眉眼从鼻子周围慢慢散开：“我当什么大事儿呢……于晓红再有心机，写信要留学担保的事儿，她也没法按着阿B的头写，你说是不是？窦家老阿姐驳了阿B的面子，不接那个茬——这种事情到底伤面子的呀。他这个大姨婆，老早我们不晓得内情，现在看看，在香港也没过上好日子。儿子出息那是儿子的事儿，年轻的可以一抬脚移民去加拿大，年纪大的孤零零守着窝，要钱没钱，要力气没力气。叶落归根这种事嘛电视里拍拍的呀，真回到这里她也住不惯了。这样比比，倒是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

我不喜欢我妈用这种口气说话，截住她话头：“那么，他们，我是说晓红姐姐，跟阿B，以后会怎样？”

我妈瞪大了眼睛，像电视机出了故障似的定格。“什么怎么样？你知道了什么——难道你知道他们现在——有点儿什么？”

我不知道。我没法告诉我妈，有那么一两次，于晓红撕掉了阿B夹在信封里的纸，又用透明胶粘好。“你要是好奇，”于晓红冷冷地说，“可以拆开看，反正以后都不会留的。”我向她发誓，我不要看，我没有好奇心。

最后一次上楼的时候，晓红妈和窦家阿婆已经像没事儿人一样地把手拉在了一起。新村里的邻里关系，自有一套迅速而柔韧的逻辑。整栋楼似乎都跟着安静下来，所有竖直的耳朵全都耷拉下来，各忙各的去了。

晓红妈抱怨无线电厂的职工开始下岗——搞不好我这年纪就要提前退休了，您说凭什么。窦家阿婆似乎觉得刚才摆完了那些重话，已然耗尽了力气，眼睛一大一小地半眯着，就像一只犯困的猫头鹰。她心不在焉地接着话，说你提前退就退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孙子耗在仪表局的中专那才叫——

“唉，这些我不懂，他们也不要我懂。我只晓得我们宁波人不靠别的，就三条：做人家[1]，劳碌命，还有，懂事体。你放心，我的孙子我晓得，跟你们家晓红走不上一条道，他不可以拎不清。拎不清要摔破头的。”

猫头鹰垂下头，发出低沉的鼾声。

五

很多事情，若不是隔了一大段时光，重新把它们归拢在一起，你不会感觉到它们其实是同时发生的。那一年，于晓红大学毕业，改名于思曼，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年，香港回归，香港的阿B宣布破产，跟他老婆——那个以前跟他合唱过《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的老婆轰轰烈烈地离婚；那一年，窦家阿婆去世，而在此之前，她至少有三年没有收到香港姐姐的任何音信——“一定是死了，只是没有可以跟我们报丧的人。”窦家阿婆冷静地说。

那一年夏天，上海的阿B来敲我家的门，递过来一只寿碗，低声说：“管亦心，大学生，我要找你说件事儿，这回我真的要发达了。”

光学仪器厂周围的旧屋已经拆了大半，厂房本身也在等待重新整合，拆分并入一家或者几家有限公司，只是工人们每天传说的方案都不太一样。我们站在大门口，头上还挂着前年春节的灯笼，垂下来的穗子抽丝脱线，像一团残破的红色蜘蛛网。

“眼看着就要搞出一个商业区了——你说在这里创个业怎么样？就这里。”阿B乱蓬蓬的鬈发倒向一边，被抹过多了的摩丝结成沉重的硬块。

“拷带，还是VCD？”

“咳，早就不干那个了……长大啦，得搞点儿稳重的事业。”

我想起有一阵，阿B卖的片子落到扫黄打非办手里，搜出两张有点儿嫌疑的，罚掉了本钱不说，学校里还贴了张处分的告示。没人知道阿B后来到底有没有拿到中专毕业证，有没有去哪家工厂上过一天班，只看到窦家媳妇逢人便说仪表局的国营企业不比从前，如今的年轻人，万万不能在这棵树上吊死了。

我懒懒地追问了两句，总算弄清楚，阿B说的“稳重的事业”，是要跟人合伙盘个小店面，卖寻呼机。“拷带哪里比得上寻呼机来钱，”他的眼睛开始放光，“你看看现在，传呼电话间嗓门最大的长脚阿四，已经越来越没活干了吧？”

我使劲儿想了想，阿四扯开喉咙喊，声音便能传过三栋楼的绝活，确实有大半年不怎么听到了。

这一回阿B的计划似乎比以往更长远。他给我算账，卖掉一台寻呼机，成本和利润对半，每个月还能净收台费，这一块儿没什么成本，人拉得越多钱来得越快。“你想想看，咱们这一带还看不到几家店面吧，我先下手为强，赚够钱了就再盘一家……说不定哪天买一段频率，包一个发射台，那就真是出头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如果钱真那么好赚，别人也不是傻子啊……”

他没接我的茬，视线落到更远方，沉浸在某种远比他现在的话题更为柔软而缥缈的情绪里：“你不懂，我再不混出点样子，她就真以为我都是在骗她。”

一股浑浊的热流堵在胸口。我差点儿冲口而出，说她可能早就不在乎你有没有骗她了。在师大的这几年，于晓红好像一直在并不相干的两极间摇摆：考托福去美国，还是跟诗社里的某个才子谈恋爱。被美国领事馆拒签的那个晚上，她对诗歌和才子的迷恋达到了顶点。

“签证是个玄学，”她对我说，“当你把每一条‘移民倾向’都背熟以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然后，那个章还是在你的护照上敲下来。一道伤口，一个判决。你知道吗，我甚至看到那个签证官笑了。答应我忍住你的痛苦不发一言穿过这整座城市——你需要有个人在那种时候给你念这句诗。”

阿B弄不到签证也不会念诗，更要命的是，他似乎并不相信遗忘是人的本能。那几乎断绝了往来的几年，被他一厢情愿地冻进了冰箱——随时取出来，一切都可以再接上。

“进货是要本钱的——你哪来的钱？”我只能用最实际的问题来抵挡跟他搭不上调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