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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发后经过一定时间，证物和搜查文件才会被移交到犯罪资料馆保管。对于杀人案来说，案发十五年后才进行证物移交。这是因为在2004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前，杀人罪的公诉时效是十五年。总而言之，一旦到了规定时间，证物和搜查文件就会被收进这个资料馆。2004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杀人罪的公诉时效延长到二十五年，而2010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直接废除了杀人罪的公诉时效，但是犯罪资料馆还是沿用了杀人案十五年后移交证物的规定。对于那些失去公诉时效的杀人案件来说，如果没有搜查资料，恐怕会对继续搜查造成影响，所以要复印搜查资料并将复印件存放到犯罪资料馆里。

因为证物和搜查文件起初都保管在案件所属警署，所以到了移交日期，犯罪资料馆会负责派人收取证物和搜查文件。这自然就成了寺田聪的工作。

2月25日早晨，寺田聪开着那辆破旧的小货车前往品川警署领取一宗十五年前案件的证物。这辆小货车是犯罪资料馆唯一一辆公务车。

品川警署位于东品川三丁目。寺田聪到了品川警署，把车停好，然后到一楼接待处，自报家门说“我是犯罪资料馆的”。在负责管理证物保管库的刑事课长的陪同下，寺田聪领取了证物和清单。同时，也领取了案件搜查文件的复印件。

夹克、西装、衬衫、内衣、鞋子、袜子、手套、眼镜、立体口罩、带血的刀子、手提箱、针，这些证物都一一装在聚乙烯塑料袋里。这些是1998年“中岛面包公司恐吓·社长遇害案”的证物。虽然案发当时寺田聪还是名中学生，但他还记得当时媒体对案件的大肆报道。

刚回到犯罪资料馆的停车场，绯色冴子就走了出来。寺田聪和她一起把证物从小货车上卸下来，搬到一楼助理室，放到工作台上。绯色冴子戴上手套后，从聚乙烯塑料袋里逐一取出证物，对照清单开始确认。这时，她苍白的脸上微微泛起一丝红晕。这位毫无情感可言的馆长只有在这时才露出兴奋的神色。

首先，是被害人社长的衣物。绿色迷彩夹克的内衬是黑色的，看上去两面都能穿的样子，应该是双面夹克。焦茶色的阿玛尼西装，棉质白色衬衣，以及同样材质的白色内衣。衣物从里到外都很时髦，只不过沾染上了干涸的血迹。约翰·罗布的黑色绅士鞋，白袜子，皮手套，古驰眼镜，立体口罩，大概是用来预防花粉症的吧。接下来是社长用来运送现金的零·哈里伯顿铝制手提箱，沾染血迹的刀子，刀刃长度大约有十二三厘米。最后是被放进被害人公司生产的面包里的东西——一束用橡皮圈捆起来的十几根针。

突然，馆长的手停了下来。寺田聪抬眼望去，只见她敏锐的目光正注视着证物，但看不出她究竟在盯着哪一件。

“关于这起案件，你了解多少？”

“也就只知道些皮毛……在警校的时候曾经简要地学习过这起案件。就企业恐吓案而言，据说是仅次于格力高·森永案件的重大案件。”

“明天之前把搜查资料读完，全面掌握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至于贴标签、录入信息之类的工作倒是可以先放放。”

“明天之前？为什么？”

绯色冴子没有理会他，只是一直盯着眼前的证物。看样子，这次十有八九都问不出什么了。寺田聪叹了口气，拿起这些复印好的搜查资料。

回到助理室，寺田聪开始读了起来。

案件发生在1998年2月。

东证·大证主板上市的企业——中岛面包股份公司，也就是受害企业，当时的年销售额已经高达六千二百亿日元，在职员工有一万七千余人，是当之无愧的业内佼佼者。

而在2月1日到2月8日期间，东京都内的各大超市却接连发生十四起在中岛面包公司生产的商品中发现钢针的事件。因为包装袋上有钢针穿过之后才会留下的小孔，所以投针肯定是在成品包装之后，也就是成品入库、在途配送、店面管理环节出现了纰漏。中岛面包公司花费了三天时间对工厂责任部门人员和运输业者进行了调查，同时加强了工厂仓库的监视。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依然被媒体大肆报道，其恶劣影响继续发酵，导致中岛面包的销量直线下滑。

2月10日，公司总部收到了一份快递，信封上只打印着“中岛面包股份公司亲启”的字样，却没有留下寄信人的姓名。信封是秘书打开的，他在看了信里的内容之后吓得脸色煞白。那是犯人发来的恐吓信。

如果希望我停止在面包里面继续扎针，烦请贵公司支付一亿日元。

虽然恐吓信上是这么写的，但是并没有提及具体的收付方式。社长当即决定报警。接到报警的警视厅判断这不是单纯的妨碍业务事件，而已经进入了恐吓案件的范畴，决定设置搜查本部。考虑到中岛面包公司位于品川站前，隶属于品川警察署的管辖范围，便将搜查本部设在了品川警察署。警视厅的搜查一课也派遣了专门负责劫持人质案件、绑架案件、企业恐吓案件的特殊犯罪搜查人员前往支援。

中岛面包公司召开了紧急董事会，一致同意支付这一亿日元的勒索金。虽然中岛面包公司是东证·大证主板上市的大型企业，却是典型的家族企业，时任社长中岛弘树是创办人三代中的一把手，专务[5]高木祐介是他的表弟。据说他们两人的对峙剑拔弩张，就连公司内部也分成了社长派和专务派两股势力。即便如此，在支付一亿日元勒索金这件事上，他们却难得地达成了一致。这起案件已经使公司蒙受了数亿日元的损失，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终止销售和回收商品了。

考虑到犯人也许会再次通过电话进行联络，搜查本部便给包括社长在内的公司高层的住宅电话安装了录音设备，以便通过NTT[6]逆向锁定犯人所处的位置。然而，犯人却再也没有打电话过来。

信封和恐吓信上的字都是打印出来的。不过，这种型号的打印机是市面上常见的型号，因此很难凭此追查到购买者的信息。而不管是信封上还是恐吓信上，都没有留下犯人的指纹痕迹。

搜查本部调取了事发超市的监控录像，由于人流量众多、画面不清等众多因素，始终无法确定嫌疑人。

随后，2月18日，犯人有了新的动态。就在当天，公司收到了犯人的第二封恐吓信。

把钱装进手提箱里。2月21日星期六晚上7点，社长带上手提箱从家里亲自驾车出发，沿着第一京滨大道一路向北。至于之后怎么走，届时会给出指示。

同样的纸张，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打印机，一切都与第一封恐吓信相同。同样地，犯人这次依然没有留下指纹。

虽然恐吓信里说“届时会给出指示”，但三天过去了，犯人却没有任何联络。2月21日晚上7点，中岛社长如约将装着一亿日元现金的手提箱带上了自己的丰田Celsior私家车，从位于大田区山王二丁目的家中驱车出发了。

中岛社长在衣领下安装了微型麦克风。如此一来，在他与犯人见面或通话的时候，搜查员就能通过麦克风窃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不过，由于微型麦克风的发射范围只有区区数米，电波十分微弱，只好又安排了一名搜查员躲在Celsior汽车的后座底下，以便将听到的内容用便携型无线对讲机传达给搜查本部。

中岛社长的汽车刚一出门，追踪组的车队便悄悄地跟了上去。因为事先已经对追踪组的警车进行了精心伪装，所以从外观看上去，已与普通车辆无异。Celsior汽车和追踪车队一起开进了第一京滨大道，随后一路向北驶去。

晚上7点10分，车刚刚驶过南品川四丁目的十字路口，中岛社长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现在怎么办？”

中岛社长向躺在后座底下的搜查员询问道。

“很有可能是犯人打来的。请先靠路边停车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