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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东林还是亡于阉党（第2页）

实际上，东林党引发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像东汉的“党锢之祸”、宋朝的“元祐党人案”等。非常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在明朝接近于重演。从万历后期一直到整个天启时期，各种党争极大地损耗了明朝的元气。明朝之亡，不能不说与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有直接关系。

但到底是阉党的责任大，还是东林党的责任大，这就要看我们怎么分析了。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阉党的出现，东林党和浙、楚、齐、昆、宣诸党的斗争仍然会延续。天启年间，东林党人执政，贬斥了诸党。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年之后的京察，诸党就肯定不会东山再起吗？即便六年后他们没有东山再起，十二年后呢？东林党人能够持续把控朝政吗？这很困难。东林党得罪的人越多，对立面越多，自身也就越危险。而且，东林党打击对手的手段越严厉，反弹的力度就会越大，对手的手段也会更加严厉。

在天启年间那一次京察之后，朝野上下有一阵子欢欣鼓舞。当时的朝廷被称为“众正盈朝”：东林党人认为，内阁、吏部、户部、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的人都是正人，所以这是“众正盈朝”。

但是，任何一个看上去是“众正盈朝”的时候，都是危机四伏的。被他们贬斥为小人的那些“非正人”，一定会通过各种办法进行反击。东汉是这样，宋朝是这样，明朝同样如此。如果没有魏忠贤和阉党，东林党和其他诸党的斗争将长期延续。恰恰因为有了魏忠贤，各党对东林党人的报复，不用再等六年，更不用再等十二年，而是马上开始了。

魏忠贤可以说是天启年间一种妖孽般的存在。《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都根据时人的描述，给魏忠贤做了画像：

第一是无赖。他是个无籍之徒，没有正当的职业，不务农，不经商，没有从事手工业，更没有考科举，是社会上一个流浪的混混儿。

第二，此人有至少三个喜好，一是喜欢喝酒。喜欢喝酒的人往往酒肉朋友多，人脉都很强大。二是喜欢赌博。赌博是个恶习，赌博场上无父子，这说明他不讲情面。三是喜欢骑马射箭。据说他射术和骑术都非常好，经常是“奇中”，别人都射不中，只有他可以射中。这三个爱好显示他性格果断，非常有担当，有胆识。此外，魏忠贤虽然目不识丁，但是博闻强记。我看到这些材料，觉得在这个时候的明朝，从办事的角度看，几乎没有一个文官能比得上这么一个人。甚至可以说，他具备政治家需要的一切特点。但非常不幸的是，他的名字叫魏忠贤。这是他本人的一个悲剧，也是明朝的一个悲剧。

大概在二十来岁的时候，魏忠贤与人赌博，欠下赌债。他被对方逼债，走投无路，干脆自宫成为宦官，进入皇宫。从年龄上来说，他比万历皇帝小约五岁。到了宫里，魏忠贤被分配在提督东厂太监属下，所以他对东厂非常熟悉。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魏忠贤被分配去伺候当时已经被立为皇太孙的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天启皇帝），成为朱由校门下的宦官。魏忠贤比朱由校大四十岁左右。按当时的年龄来看，魏忠贤不但算得上是长辈，而且算得上是祖辈了。魏忠贤对这个比自己小四十来岁的皇太孙投入了感情和爱心，千方百计地呵护他、养育他，使得朱由校对魏忠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有意思的是，魏忠贤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即使不是一见钟情，也是性格投缘。他们成了好朋友，甚至有史料记载说，他们是“对食”，也就是情人。

这样一来，魏忠贤既得到了皇长孙的重视和信任，又得到了客氏的支持，人脉关系极其强大。等到朱由校继位之后，魏忠贤就走上了升官发财的快车道。他虽目不识丁，但排除了所有障碍，打破了所有制度，成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对政事有了发言权。魏忠贤不但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还提督东厂，拥有侦缉权。此外，他还提督宝和三店（宝和店是皇店），这就使他有了经济来源。

到了这个时候，魏忠贤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有胆识、博闻强记又心狠手辣，所以迅速成为宦官的首脑。而被东林党压制、排斥和打击的昆党、浙党、宣党、齐党、楚党等派系，也开始依附于魏忠贤。开始时他们攀不上魏忠贤，就攀附魏忠贤的亲戚，攀附魏忠贤手下的小宦官。各党的头面人物也开始依附于魏忠贤。掌权的东林党人一看，诸党依附了魏忠贤，有了更大的靠山后又开始死灰复燃，就觉得要想压制诸党，必须先打击魏忠贤。于是，东林党人把抨击的目标对准了魏忠贤。这又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败。

吏部尚书赵南星是东林党人的头面人物，清正廉洁，不徇私情，魏忠贤很佩服他。但是，赵南星不但瞧不起魏忠贤，还不断给他脸色，当着明熹宗的面奚落、斥责他，这就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这时出了一件大事。“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历数魏忠贤的种种罪行，列出了二十四大罪状。这二十四大罪状一传出，所有人都认为魏忠贤这回罪责难逃，死定了。其实并非如此。我想强调一个事实：几乎所有时代文官和宦官的斗争，都是以文官失败而告终的。为什么？因为疏不间亲。文官们根本不知道皇帝在想什么。他们认为的天大的事情，在皇帝那里，其实根本就不是事情。

杨继盛当年弹劾严嵩，根本不说“严嵩”两个字，他把“严”字改成了“贼”字，整篇奏疏里都是“贼嵩”如何如何。但是嘉靖皇帝一看，这不都在说他吗？奏疏里提到的很多事情是朝廷办的，并不都是严嵩办的，而且很多罪状都是吹毛求疵的。

徐阶在整严嵩的时候，将他的儿子严世蕃下狱，大理寺罗列了他的种种罪状，准备置严世蕃于死地。徐阶一看，笑了，说：“你们要替严世蕃开脱？”

大理寺的大臣们急了：“徐大人开什么玩笑？我们是要严惩严世蕃。”

徐阶说：“你们把这样的罪状提交上去，严世蕃马上就能出来。因为你们说的这些事情，都是朝廷的事。”在徐阶出主意之后，严世蕃才被处死。

只有皇帝身边的人知道皇帝真正想什么。士大夫弹劾宦官的时候，经常不得要领。

杨涟列出的二十四大罪状，不但没有扳倒魏忠贤，反而把魏忠贤彻底推到了东林党的对立面。魏忠贤心中仅有的一点儿对东林党人的敬意和宽容**然无存了，从此决心要杀戮东林党人。

当然，也有些“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这些“有识之士”主要分两类：

一类是东林党人或同情东林党人的有识之士，他们觉得杨涟这一弄，弄得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看到了这一点，他向皇帝提议，让魏忠贤暂避锋芒，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这就是讲策略了。天启皇帝没有同意，在他看来，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绝大多数是诬陷，是不实之词，并且这二十四大罪状还有讥讽朝廷、讥讽皇帝之意。

还有一类是浙党、昆党、齐党、楚党、宣党里的“有识之士”，他们一看到杨涟列出的二十四大罪状，非常高兴，觉得他这是在自寻死路，是在帮他们的忙——魏忠贤起先不忍心对东林党下手，现在这个“二十四罪”一出，终于决心下手了。于是，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投靠魏忠贤，而东林党人将他们统统斥为阉党，并且坚定不移地和他们划清界限，阉党就此形成。

但是有意思的是，所有被东林党人斥责为阉党的人，从大学士、吏部尚书到六科给事中，并不因此为耻，而是以此为荣，他们认为自己是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到了这时，这场党争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都认为自己是正人，都斥责对方是奸邪。

当时有人发表评论，说正德年间依附于刘瑾的官员都是偷偷摸摸的，唯恐别人知道；但是到了天启年间，大家依附于魏忠贤，都觉得自己光明正大，没什么丢人的。大家看到，凡是依附于魏忠贤的所谓阉党，无不加官晋爵；凡是和阉党、魏忠贤作对的，无不遭殃，高级官员被逼辞职，低品官员直接被贬斥，甚至被下狱。以杨涟为代表的所谓“东林六君子”统统被下狱，他们有的被处死，有的自杀，有的死在狱中，造成了一场极大的冤狱。如果说他们犯了罪，那就是指责了魏忠贤、和所谓的阉党对抗。这实际上不是什么罪，但是在那时就变成罪了。

一旦官场和社会疯狂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时代的悲剧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道理可讲。东北的女真人步步紧逼，没有人去管，熊廷弼在东北抵御女真兵，立下大功，但是也因为党争的问题被斩首，传首九边。这样一来，谁还给朝廷办事？那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依附于阉党。

北京的官员通过各种关系成为阉党，地方官也想攀附魏忠贤。但地方官见不到他，于是有人投机取巧，在自己的管辖地界内建立魏忠贤的生祠（也就是在魏忠贤还活着时就给他建庙），来表彰他的丰功伟绩。有人向魏忠贤报告说：“某地已经有你的生祠了。”魏忠贤一听说此人是谁，就立即给他升官。这就成了一种榜样，其他的地方官也纷纷效仿：这个县立生祠，那个县也立生祠；这个府立生祠，那个府也立生祠。

开始的时候，谁立了生祠，魏忠贤知道后就给予谁奖励。到了后来，全国各地都立生祠。如果有谁不立生祠，被魏忠贤知道，那他就要受到惩罚。这样一来，国已不国，朝廷也不朝廷了，人们完全没有是非之分，也不再认真办事，而是在意气用事。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崇祯皇帝上台以后魏忠贤被杀才告一段落。崇祯皇帝继位以后贬斥阉党，可东林党人再次出手，继续党同伐异。

有两个数字能说明当时有多少人被卷入党争。

在阉党执政期间，有一个阉党叫韩敬，他按照当时非常流行的小说《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把他们认为的东林党人一个一个列出来，编为《东林点将录》：有“五虎上将”，有“正面先锋”，还有“及时雨”，等等。《东林点将录》一共列出了“一百零八将”，从内阁的大学士、六部的尚书侍郎、都察院的都御史，一直到各部的主事、给事中、御史等。它得以推广，靠的是另外一个叫王绍徽的阉党。韩敬和王绍徽都不是等闲之辈。

韩敬是宣党首脑汤宾尹的学生，天分极高，儒、佛、道三教皆精，深得汤宾尹的器重，通过汤宾尹的违规操作，韩敬连中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会元、状元，后来因此被弹劾。天启年间，韩敬投靠阉党，弄了《东林点将录》，并且堂堂正正地署上了自己的籍贯和名字：“归安韩敬。”归安在现在浙江省湖州市，在明朝是湖州府的归安县。如果谁是归安县的人，就像是杭州的钱塘人、苏州的长洲人一样光荣。

王绍徽是陕西人，在魏忠贤掌权的时候曾做到吏部尚书。他在做六科六部的官员时曾经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干了很多好事，但是由于出身不好，不是东林党人，而被东林党斥责为阉党。

等到崇祯年间，翻盘的东林党人又搞《奸党录》，一共惩治了三百多人，同样也是从内阁大学士、司礼监太监到各部官员。

东林党、阉党里都有很多有识之士，但是，一旦他们在这个疯狂的时代被卷进党争，明朝直接就会被拖垮。

可以说，明朝的整个官场都被卷入党争之中。明朝的灭亡，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都应该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