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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社会开放还是亡于政府封闭（第2页）

社会的开放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冲击，也给社会带来了进步。

明代社会在明朝开国一百年后逐渐进入了一种多元化的状态。有志青年可以习举业，进入官场，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他们以名声为重，他们可以做像海瑞、叶春及那样的亲民官，把治下的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全国地方官的榜样。如果他们仕途走得好，可以像王阳明那样，做到正二品的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这样的高官，能够为朝廷办很多事情。他们甚至可以走到像张居正那样的位置，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对整个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他们也有第二条路，就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各种产业。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有很多物产，有很多市场可以开发。

比如上海。上海经济的发达有历史的缘由。从南宋开始，经过元朝、明朝到清朝的发展，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织业基地，凭借棉纺织产品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再比如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铅山的造纸业，在当时都是明朝非常重要的产业。手工业者、商人可以在这方面大展身手。

西南地区有很多铜矿、锡矿。那时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移民运动，即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有大量移民来到了云南、贵州和四川。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丁文江先生从国外把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带回国内重印，并且为宋应星写了《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其中提到，晚明学术空疏，士大夫却热衷于党争，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实学，即实用之学。宋应星写了《天工开物》，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尤其是矿业生产。

丁文江先生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一个最高只做到县学教谕的江西奉新人，为什么能够写出一部被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称为“十七世纪中国的工艺大百科全书”的作品？丁文江先生说：“先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瓷，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

手工业者、商人正在西南地区开矿，茶叶种植业、造船业以及浆染业等也在蓬勃发展。广东佛山还有制铁业。晚明时期，中国的手工业在很多地方已经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所以当时的有志青年可以走这条路。

他们还可以走第三条路：通过文化创作，为社会增光添彩。

我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样式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小说的真正兴起是在明朝，当时的文人创作出了许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我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就是因为小时候一天到晚都在看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东周列国志》等都是明朝的，这些都是带有历史色彩的书。另外，明朝也产生了很多艺术家，北杂剧、南传奇、民歌时调，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十六世纪的后半叶到十七世纪，也就是万历后期和崇祯时期，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到来，使明朝走向一个和世界接轨的新时代。但是与这个时代同步的是，明朝的制度和朝廷正在封闭。

举个例子：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正在参加浙江的乡试，中了举人。弘治十一年（1498），苏州人唐寅在南直隶的乡试里中了举人第一，也就是解元。这两个人在弘治十二年（1499）同时参加明朝的会试——当时最有才华的中国学者正在做这件事。

与此同时，西方发生了什么？

王阳明考中举人的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唐寅考中解元的这一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到达了印度；而他们俩一同参加会试（唐寅的第一次会试，也是王阳明的第三次会试）的这一年，达·伽马回到了葡萄牙，世界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在绍兴赋闲，开始和学生讲论《大学问》；与此同时，葡萄牙人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进行了环球航行（1519—1522）。

明朝继承了隋、唐、宋、元以来的科举制度，却又将其严密化、程序化。在中国历史上，科举的严密化、程序化是在明清时代出现的，这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封闭。

隋炀帝初开科举的时候，分十个科目来录用人才，这叫“十科举士”，招募的对象包括治理国家的人才、贯彻法律的人才、创作诗赋的人才等。

到了唐代，科举既有要熟悉儒家经典的明经科，也有考才学的进士科，还有算科、书科等。所以唐朝的科举考试也是录取各方面的人才。

但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宋朝前期，科举考试内容以辞赋为主，而从王安石时期开始，科举考试内容变成了以经义为主。到了明朝，科举考试内容仍然是以经义为主，甚至开始局限在朱熹章句的“四书”“五经”里，以“四书”“五经”出题，要考生以“四书”的集解回答，所以“四书五经”成为明代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这些书当然很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但是同时也限制了读书人。科举分为《诗》《书》《春秋》等各科，作答要带“圣人言”，科举就这样一步一步程序化，也就一步一步封闭了。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科举进入八股时代。科举考文章，要根据八股八段的程式写作。八股文进入科举考试，是因为阅卷方便，可以有标准答案，考官可以非常程序化地阅卷。但是对于考生来说，八股文却是一种禁锢。八股文一直传到清朝。人们在抨击明清科举的时候，抨击得最厉害的就是八股。

科举制度的封闭性所造成的危害不仅是没有了算学，甚至连原来朱元璋所定下的四夷馆也无以为继，也就是说没有了懂得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

四夷馆是礼部下属的一个衙门，专门培养通晓各种语言的人才，类似现在的外国语学院和翻译局。但是由于推行“禁海”“禁边”政策，明朝和日本、蒙古等国的往来减少，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人才得到使用的机会也大大减少。明朝只设了三个市舶司：宁波市舶司只接待日本使者；泉州市舶司后来搬到福州，只接待琉球使者；广州市舶司接待来自南洋和西洋的使者。而且，明朝还特别限制日本使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允许他们三年乃至十年来一次，同时控制其船只和人员数量。

外语人才的用武之地非常少，升迁机会更少，所以没人再学外语了。明朝后期，四夷馆几乎可以关门了。

万历援朝战争的时候，朝廷要找懂朝鲜语的人和朝鲜接触，找懂日语的人和日本谈判，四夷馆竟然派不出来，只好向民间招贤，最后找了一个宁波人。浙江、福建的民众对日语——尤其是九州的日语是非常熟悉的。东北季风一起，日本九州的人就到浙江、福建来了；东南季风一起，中国沿海的渔民、商人就到日本去了，所以，他们跟日本人很熟悉。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而郑成功正是这个日本妻子生的。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下，明朝官方竟然找不出谈判的人才，可见国家已经封闭到了什么程度。

明朝的科举只考经义，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科学技术都没有被列入考试范围。明朝最能体现当代科学技术的两个衙门后继无人。一个是钦天监，钦天监直接和上天对话，观察天象，识别地理。过去这种衙门出了许多人才，东汉的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元朝的郭守敬编制了《授时历》。但明朝的钦天监没有任何新的科研成果，他们只是看有没有彗星、有没有大水、有没有地震，然后向皇帝提建议：“该自省了，我们有些政策不合适了。”

明朝钦天监的唯一任务是以天象来警告皇帝，而对于天体本身的运动变化，他们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第一，钦天监的官员没有地位，升迁困难，因此缺乏研究动力；第二，他们得不到新信息，因此也就没有进步。郭守敬当年编制《授时历》，不是闭门造车做出来的。他和他的团队吸取了色目人、阿拉伯人的新信息，把天文观察站建在了北到贝加尔湖，南到海南岛，东到朝鲜，西到甘肃（西北）、云南（西南）的地方，《授时历》才得以完成。

另一个重要的衙门是太医院，这体现了一个时代医学的最高水平。但是明朝的太医院也没有培养出什么医学人才。明朝的著名医学家、药物学家，如李时珍等，都在民间。

无论是钦天监，还是太医院，都和四夷馆一样，遭遇了相同的困境。进入这些机构后前途渺茫，升不了官，加不了薪，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它们自然就无法吸引人才。大家可能会问，朝廷不重视只是升不了官，怎么还有生命危险？当然有。以钦天监的官员为例，他们不仅要观察天象、探知地情，还要向皇帝提意见；太医院的官员，他们侍候的是皇帝和他的家属，病治好了是本分，一旦治不好，就会被追责。

明朝的钦天监、太医院，几乎都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事业，没有新鲜血液注入，而且他们也不希望有新鲜血液输入抢了他们的饭碗。把科技事业当饭碗，是发展不了科技的。这就像皇帝一样，为什么明朝皇帝越到后面越没有本事？因为没有竞争，他们天生就是皇帝。如果运气好，碰上聪明一点的皇帝，他还能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如果碰到傻的皇帝，他根本管不了事。

有人问：为什么每一个开国皇帝都那么有才干？因为他们是在千军万马中打出来的，是在无数人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为什么明朝后来的皇帝没用？因为他们的继承人没有竞争的危机感，都是安排好了的，无论好坏都已经注定。为什么清朝的皇帝比明朝的皇帝能干？因为清朝的皇帝是可以选择继承人的，虽然选择空间不是太大，但是毕竟可以在多个儿子里选择最优秀的一个，而明朝没有选择。

为什么明朝在西方科学技术源源不断输入的情况下，先是挡不住倭寇，后来又挡不住女真？因为明朝的武器落后，只有在俞大猷、戚继光训练了新式军队后，拿着丝毫不弱于倭寇的武器装备，才能剿灭倭寇。后来真正改进武器的人是徐光启，幸亏他有国际眼光，“师夷长技以制夷”，训练了一支很了不起的国际军队。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毛文龙的属下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发动兵变，他们率领着那一支最先进的军队投向了清朝。

明朝政府的最封闭之处是思维的封闭。官员唯恐出错，所以永远按照祖宗法度、圣贤道理来办事，这样可以不出错；一旦跳出三尺法，他们立即会被追究责任。

如果只论社会的开放和进步，明朝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之一，但是明朝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封闭、最顽固的朝廷之一。

社会的开放是历史进步的表现，而政府需要适应这种开放的姿态，要与时俱进，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有符合开放时代的新政策，否则它就会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障碍。

明朝之亡是亡于社会的开放，还是亡于政府的封闭？毫无疑问，开放是进步的，而明朝政府的封闭要为其灭亡承担责任。但是，如何把社会的开放、进步引向好的发展方向？中国历朝历代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