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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东林还是亡于阉党（第1页）

第三章明朝之亡是亡于东林还是亡于阉党？

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是明朝历史上，特别是晚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直接影响到明朝官场的走向，影响到明朝万历后期、天启和崇祯年间的政策制定和人心向背。如果没有东林党，就没有阉党；如果没有阉党，后来也就不会闹出那么大的事情。

东林党的出现，和明朝的“国本之争”是直接相关的。

说起来很好笑，万历皇帝十岁继位，二十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儿子朱常洛，也就是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的父亲。但是，朱常洛的出身不好。帝王之家，子以母贵，母亲的身份高贵，儿子的身份才高贵。皇后的儿子叫嫡子，是最高贵的；贵妃的儿子也比较高贵。但是朱常洛出身微贱，他是万历皇帝一时兴起，和一个并不了解也并不真正喜欢的，李太后宫中的宫女生下的孩子，因此他被万历皇帝嫌弃地称为“都人之子”。这就埋下了明朝后期党争的导火索。

过了三年半，万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严格说来，这个儿子是皇三子，因为原本的二儿子夭折了，所以皇三子就变成了皇次子，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而郑贵妃是万历皇帝最喜欢的女子，她比万历皇帝小两岁，与万历皇帝情深意长。万历皇帝在位后期，天天在宫里干什么呢？有人分析：第一，在抽烟；第二，跟郑贵妃讨论文学问题。

毫无疑问，因为孩子母亲的原因，万历皇帝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喜欢皇次子朱常洵。于是外廷的文官开始警惕了。

明朝有时候确实是文官坏事。文官恪守祖宗法度、圣贤道理，认为立皇子要以立嫡、立长为原则。朱常洛是皇长子，而万历皇帝的皇后没有儿子，既然没有嫡子，就立子以长，这叫“长幼有序”。实际上，这也有可能是他们想借此压制郑贵妃。他们担心皇帝和郑贵妃在一起，就会沉溺于女色，就会不管理国家大事。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把男人干坏事归罪于女人，比如，把商纣王亡国归罪于妲己，把周幽王亡国归罪于褒姒。他们也不想想，就算没有郑贵妃，万历皇帝难道不会有王贵妃、冯贵妃吗？

朱常洵出生以后，内阁打报告，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万历皇帝觉得这明显是针对自己与郑贵妃的儿子，所以不予理睬。但是，文官们不依不饶，持续地上疏，请求早立“国本”。

“国本之争”就是围绕着皇储发生的争论，表现最激烈的是下层言官——御史和给事中们。内阁大学士、部院大臣有时候要考虑皇帝的面子，说话比较委婉，但是言官绝不委婉。皇帝不表态、内阁部院玩矜持，言官们没有耐心了，把怒气指向了内阁，认为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坚定，态度模棱两可，没有做到坚定不移。所以，言官们开始对内阁、部院进行谴责。明朝官场上小官骂大官、大官怕小官的怪事，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年纪轻、资历浅的言官们理直气壮，站在圣贤道理、祖宗法度的角度，义正词严地抨击内阁不作为。他们得到了一些中下级官员乃至高级官员的支持和赞赏，其中就包括后来著名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

明朝灭亡的前兆出现在万历皇帝身上，他的母亲李太后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有一句话说：母子齐心，其利断金。不知道李太后是同情自己宫中的这个宫女，还是对郑贵妃不满，抑或是和儿子吃醋，她坚定地支持外廷文官，要立宫女的儿子朱常洛为太子，反对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这样一来，外廷文官和万历皇帝的母亲就站在了一条线上。我有时候也不理解，李太后本来是很有主见的，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儿子站在一起？实际上，明朝曾经有过皇帝在太后的默许下废黜皇后的先例。比如，明宣宗让自己的皇后打报告辞职，然后改立他喜欢的孙贵妃做皇后。

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孤立无援。随着文官的不断抨击，万历皇帝表态了：“我从来没有说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让老三做皇太子，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

在皇帝做出承诺后，文官们开始更加理直气壮地争论，从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一直争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争了整整十五年。“国本之争”的过程，也正是东林和东林党出现的过程。

东林党的第一位领袖是大名鼎鼎的顾宪成。顾宪成是明朝南直隶的乡试解元。他人格高尚，坚持原则，甚至有点儿认死理。认死理是成为一个思想家的前提条件，但是作为一个官员，认死理的态度容易在官场引起各种矛盾。顾宪成也的确引起了诸多矛盾。他在吏部做文选司郎中，主持官员的考核，对一些声望不太好的官员大肆贬谪，引起了官场内部的动**。

张居正死后，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是申时行。这是一位擅长斡旋于官场的老江湖。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时，就多次谈到申时行。申时行最擅长斡旋、调和，保持一团和气。但只有大家都和气，申时行的这一团和气才能够保持得住。“国本之争”开始以后，这一团和气就保持不了了。

后来，王锡爵接任内阁首辅。王锡爵是苏州太仓人，很有个性。他这样看待顾宪成的做法：“你坚持原则是可以的，你有正义感是可以的，你品德高尚我也是钦佩的，但是你不能认死理，不能内阁有什么决定，你就跟内阁作对，这是不对的。”黄宗羲《明儒学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王锡爵把顾宪成请到内阁面谈，说：“我跟你说一件很可笑的事。”

顾宪成说：“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

王锡爵说：“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

他的意思是，内阁一定会和皇上在国本问题上达成协议，让顾宪成不要着急，他会处理这个事。王锡爵觉得，外廷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在短时间内解决国本问题，如果引起皇帝的反感，事情反而不好办。但现在的问题是，内阁说什么，顾宪成这些人就反对什么，这让他们怎么办？

这句话一出来，顾宪成即回了一句话：“这种说法固然可笑，还有更可笑的事情。”什么事情比“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更可笑？顾宪成说：“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意思是，天下人的舆论希望怎么样，内阁、朝廷偏偏不这样，这是什么道理？

当然，两个人都是君子，继续保持一团和气，一笑泯恩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

“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曾经我觉得这两句话证明了明朝的自由和开放，但后来我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再读这条材料，就发现其中的问题大了：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已经严重冲击了国家的一体化。这条材料说明，明朝的文官已经涣散，人心已经不齐了。明朝的士大夫形成了很大的舆论势力，他们可以通过舆论鼓动群众，对内阁、皇帝进行压迫，但是他们从来不对后果负责。所以正如我上一章所说，明朝的文官对于明朝的灭亡是需要负很大责任的。

顾宪成后来又得罪了很多人，出了一些问题，因此被革职回家。他的老家在常州，于是他来到常州府的无锡。这里有一个始建于宋代的、由文化人杨时开创的著名书院——东林书院。顾宪成就在这里和他的弟弟、朋友开始讲学。和顾宪成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顾宪成的声望也越来越大。他不但在东林书院讲学，还被请到各地书院讲学，更不断有各书院和东林书院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声势。

声势越大，东林书院、顾宪成的威望就越高，这就容易出问题了。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人，觉得自己总是正确的，别人总是错误的，容不得向他们提意见的官员，也容不得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学者。高层之中还能保持一团和气，但东林书院的弟子们将不同的观点视为异己，对它们进行猛烈的抨击，这引起了很多官员的反感。

顾宪成退休的当年，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出任大学士。以他为首的一帮浙江官员不同意东林的看法，于是和东林的弟子们辩驳，他们被东林称为“浙党”。其他对东林的某些看法不同意的官员，也被东林的弟子们冠上了类似的名头：山东人被称为“齐党”，昆山人被称为“昆党”，湖广人被称为“楚党”，南直隶的宣城人被称为“宣党”。

所谓的“党”，都是政敌给他们安上去的，他们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是“党”。在中国古代，人臣不党，有党必诛。官员是不能结党的。所谓的昆党、楚党等，都是东林书院的弟子们给别人冠上的，反过来，他们也被称为“东林党”。这个时候，阉党还没有出现，文官内部就已经四分五裂，闹得一团糟了。

所以毫无疑问，在晚明的所谓党争中，东林党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

他们的确是一批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在讲学的同时评议朝政没有错，但是他们不能不允许别人评，不能禁止不同意见的发表。而且被称为楚党、浙党、宣党、昆党的人中，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人，他们不愿意被别人称为“党”。实际上顾宪成、高攀龙也不希望自己被别人称为“东林党”，但有时候人是被形势推着走的。形势所致，贤者不免。一旦陷进去，再想脱身都脱不开了。

魏忠贤时代，有一位首辅叫叶向高。叶向高非常希望调和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把大家稳定下来，共同为朝廷出力。但是，后来叶向高发现他没有办法平息党争，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谁愿意去争名夺利？谁愿意去弄党争？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真正激化矛盾的是下层。有时候，是下层的舆论在推着上层人士走。”

每一个时代都有派别之分，人们对朝政都有不同的看法，一旦形成派别之后，往往又有左、中、右之分，有温和派、激进派之分。如果一个时代各种不同的派别携起手来，以大局为重，调整各种矛盾，互相尊重，这个国家就能治理好。如果各派中的激进派推动各个派别陷入无序的纷争，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那这个国家就完了。

人们往往说是阉党坏事，但阉党出现之前，东林党和楚党、浙党、昆党等的争论就已经坏事了。这种争论不死不休，各党都在找机会来打击对方。

明朝有各种各样的官员考核制度：一是考满，文官三年一考，九年考满，考满就要升官；二是考察，地方官三年一考察，京中官六年一考察（这叫作“京察”）。考满是考政绩，考察是考官绩。

万历三十三年（1605）考察的时候，东林党人士掌管着专门进行考察的吏部和都察院。万历三十九年（1611），还是他们主持考察。在这两次京察里，东林党对齐、楚、浙、宣、昆各党进行了大规模压制。当然，他们的这种压制主要是针对小官的，压制大官需要经过皇帝的允许。这种做法引起了其他党派极大的反弹。万历四十五年（1617），换成浙党主持考察时，他们也借机对东林党人进行报复，东林党的低品官员和行事高调的官员，基本上都被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贬了职。

六年后，到了天启年间，东林党重新掌管吏部和都察院，此时吏部由赵南星掌管，都察院由邹元标掌管。邹元标刚刚中进士的时候，有几个翰林院的官员抨击张居正夺情，因此受到廷杖。邹元标在午门外目睹了这一场廷杖。廷杖结束后，他没有收起弹劾张居正的奏疏，而是继续投递，导致自己也遭到廷杖，一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但是到了万历后期，也是他最早提出为张居正平反。应该说，邹元标是一个有气节、有原则的人，这样的人主持都察院，应该是非常公正的。

但是，在赵南星、邹元标的主持下，东林党人还是犯了老错误，甚至是变本加厉地犯了老错误。他们党同伐异，贬斥异己，一方面获得一片喝彩声，另一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官愤、民愤。有人担心他们做得太过分会引起反弹，而反弹果然很快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