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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万历还是亡于崇祯（第2页）

崇祯皇帝下这道“罪己诏”，是由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及其他农民起义军分路攻打了凤阳。有些史料说起义军们曾经开过一个会，宗旨是号召各路农民军协同作战，共同粉碎明军的围剿。这次会议被称为“荥阳大会”，起义军们在会上做出了攻打凤阳的决策。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也是他的祖陵所在。不仅如此，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定都南京，但朱元璋一直认为此举乃迫不得已。他既不满意把南京这个六朝粉黛之地作为国都，又不忍心劳动民力另外建都，所以一度想学元朝的样子，把凤阳建成中都；他又按皇家规制，重新修缮父亲、祖父的陵墓，使之成为明朝的祖陵。现在凤阳发掘出的明朝宫殿遗址，规模几乎和南京的一样宏大。崇祯八年正月元宵日，各股农民军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向凤阳进发，击溃了守护陵园的明军，摧毁了陵墓，烧毁了宫殿，这就相当于动摇了明朝的根基。《明季北略》用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贼自汝宁来，密遣壮士三百人，伪为商贾、车役，先入凤阳，或鬻锦帨、椒枣，或为僧道、乞儿等，分投各宿，随以重兵继之。时方元夕，士女如云，笙歌彻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贼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鸡入釜中、鱼游网内也。是时，凤阳无城可守，虽有总漕杨一鹏驻扎，兵不过二千余，皆市人，不习战，贼大至，官军无一人迎敌者，遂溃。贼焚皇陵，烧享殿，燔松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百余人。留守朱国巷战，斩贼二十七人，力竭死。贼渠扫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颜容暄囚服匿狱中，贼纵囚获之，张盖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杀推官万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杀者数万。剖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邸舍二万余间，光烛百里。贼渠列帜，自标“古元真龙皇帝”，恣掠三日。

这件事情对明朝，特别是对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打击和震动极大。崇祯皇帝闻讯，素服而哭，斋居武英便殿，减膳撤乐，青袍视事，又遣官告于太庙，杀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勒令地方官员六个月之内剿灭“群贼”。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贼”不但没有被剿灭掉，“贼势”还越来越大。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之后，李自成成了气候，明朝也干了同样的事情：米脂县的知县边大绶，在总督汪乔年的授意之下，把李自成在老家米脂县的祖坟给挖了。相互挖祖陵、挖祖坟，意味着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随着国内农民军的力量发展壮大，崇祯皇帝迫不得已，下了第一道“罪己诏”。这道“罪己诏”情真意切，说自己继位八年以来，虽然做了一些事，但是很多事情没做好，内则让贼寇折腾了七年，不但迄未被剿灭，还摧毁了皇陵；外则让后金三次越边墙而入，兵临京师。每每夜半惊醒，自己都深感愧对列祖列宗，决心要奋发图强，振作起来，剿灭流寇。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不期倚用匪人，边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诎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不胜愧愤……今调勍兵，留新饷，立护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吏士，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亦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水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择兹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非典礼事，惟以青衣从事，与我行间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厉，用回天心，以救民命。（《明季北略》）

第二次“罪己诏”发布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此时不仅张献忠、李自成的起义军“死灰复燃”，清兵更是从多路破关而入，从长城的各个关隘进入华北平原，对明朝的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就连身居北京城内的官民，也是“一夜三惊”。

这是明朝灭亡的又一个关键点，当时的明朝军队在和清兵的对抗中只能挨打，而清兵想什么时候入关，就可以什么时候入关。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发了第二道“罪己诏”。

人们都说长城伟大，但伟大的长城是挡不住强敌的。清朝的康熙皇帝认为，前朝建筑长城，并不能解决边患，就像明朝的长城无法阻挡清军入关，因此“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清实录》）。从北边防线来说，清朝比明朝做得更好的原因，是它团结了蒙古。清朝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比较成功，当然，这和满族与蒙古族、藏族在宗教信仰、民族习性上更接近有关，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明朝则没有这种优势。

第三次“罪己诏”发布于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这个时候李自成已经建国并定国号为“大顺”了。他的大顺军夺取了平阳、太原，正浩浩****地向京师进发。这是明朝灭亡的第三个转折点。

崇祯皇帝召集重臣，说是要御驾亲征。当然，崇祯皇帝也不过是做出姿态而已，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崇祯真的御驾亲征，不但于事无补，更是羊入虎口。大臣们纷纷劝阻，表示这事儿不需要皇上御驾亲征，由大臣出征就可以了。大学士李建泰主动请缨，代替皇帝前去抵御李自成。此时崇祯皇帝已感到大势将去，下了第三次“罪己诏”。这道“罪己诏”严格说起来是崇祯皇帝亡国前发布的最后一道诏书。

通过崇祯皇帝发布的三次“罪己诏”，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倾覆的三个节点。

第一次，国内的农民起义军不但无法被镇压，而且势力越来越大，甚至摧毁了凤阳的明朝祖陵。

第二次，边外的清兵大举越过边墙，深入河北、山东，甚至京津一带，明清战争彻底易势。明朝虽然是被李自成推翻的，但即便没有李自成，按这种趋势发展，清朝取代明朝也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次，李自成的大顺军正从山西浩浩****地向京城进发，明朝不日就要灭亡了。

有很多人说崇祯皇帝还下过另外三道“罪己诏”：第一道在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第二道在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或者六月，第三道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前，但这三道“罪己诏”其实都不能算数。

先说最后一道发布在煤山的疑似“罪己诏”，那不是“罪己诏”，而是遗诏。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载了这件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上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太监王之俊（王承恩）跪帝膝前，引带扼脰同死。上披发，御蓝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薄城三次，逆贼直逼京师，是皆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祖宗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毋伤我百姓一人。”

可见，这道诏书是写给农民军看的，而不是给他的文武大臣或者天下百姓看的，所以它是一道遗诏，而不是“罪己诏”。

另外一道诏书是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发布的，它并不是大家所说的崇祯皇帝的“罪己诏”，而是“责众臣罪己”。当时天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明朝内外的忧患非常多，崇祯皇帝忧心忡忡，命令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以及各部官员自省并做出检讨，所以这段文字叫作“圣谕责臣罪己”。“责臣罪己”就是让大臣们做自我检讨。所以说，这一道诏书不是君主的“罪己诏”，而是皇帝在责令大臣们“罪己”。

有些人见到“罪己”二字，就以为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实则不然。

有一些传言说还有一道“罪己诏”，是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或者六月，因为全国形势岌岌可危而发布的，但我没有找到任何相关史料。

做历史的人，应该坚守的原则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这个原则是胡适先生提出的。有一次，我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学术讲座，获赠了一个茶杯，茶杯上就有这句话。我们说崇祯皇帝发布过三道“罪己诏”，这是有确切材料可以证实的。而另外的三道，一道是给农民军的遗诏，一道是让群臣责己的诏书，还有一道我没看到过相关史料。

崇祯皇帝的“罪己诏”展示了明朝灭亡的轨迹。明朝之亡，亡于崇祯时代，这是毫无疑问的。

崇祯皇帝以十七八岁的年龄继承皇位，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殚精竭虑。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明朝还是亡了。

很多朋友问我，崇祯皇帝还有那么多的军队，还有那么多拥护他的人，为什么不像当年宋高宗赵构那样向南跑，跑到南京去？

事实上，崇祯皇帝对于继续生存下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他对自己丧失信心，对群臣丧失信心，对大明也已经丧失信心。

崇祯皇帝认为，北京都待不下去，跑到南京又能干什么呢？即便跑到南京，不还是要依靠这些人吗？这些人已经被证明是靠不住的，所以崇祯皇帝说“君非亡国之君，而事皆亡国之事”“君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无论这是原话，还是别人根据他的想法说出来的，都是这个意思。李逊之在《崇祯朝野纪》、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载的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邹漪在《明季遗闻》中记载的是：“朕本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明史·李建泰传》中记载的则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

这些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大明之亡，除了朕无辜之外，文武大臣都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前，在遗诏中表示农民军可以杀尽文武大臣，但是不要杀百姓。这封遗诏传播开来以后，很多南明遗老非常感动，他们觉得有君如此，亦复何求？

就像前面我讲过的，崇祯皇帝是个非常具有悲剧性的人物，在清朝所修《明史·庄烈帝本纪》的赞语中，也指出当时的局势是大厦已倾，他无力回天。这种无力回天的状况是明朝的统治者长期惰政造成的，其中最不可推卸责任的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所以人们又普遍认为，明朝之亡的主要责任不在崇祯皇帝身上，万历皇帝应负的责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