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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第2页）

以司礼监为例，司礼监有掌印太监、提督太监、秉笔太监，但是提督东厂的既不能是掌印太监，也不能是提督太监，还不能是秉笔太监的第一人，而是秉笔太监的第二人。这就形成了一种制约。文书房在编制上是司礼监下属的机构，但文书房的工作直接对皇帝负责，司礼监的掌印、提督、秉笔太监都无权干预，这又是一种牵制。

明朝史学家王世贞说，不要看有些明朝的宦官专权得厉害，只要头天晚上从会极门递出一张两寸宽的纸片，专权的宦官第二天就会身首异处。实际上，都不用两寸宽的纸片，皇帝只要两天不见他，其他宦官就会把他弄死，因为他们是一个一个盯着的。

所以说，明朝的国家机器架构是一种全方位的制衡：以下制上，小官制约大官，然后上下相维；以内制外，宦官也接受十三道监察御史的监督，也在外廷的监督对象之中，然后内外相制。因此，明朝没有失控的条件。否则魏忠贤那么厉害，为什么崇祯皇帝能够刚上台就把他打倒？就是因为有全方位的制衡机制。

不过，由于明朝宦官的气焰十分嚣张，人们对宦官危害的感受就非常深。

说到对明朝宦官提出的最尖锐的批评，不得不提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在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中被下狱，自杀了，所以黄宗羲和阉党有杀父之仇。另外，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是东林党。所以他对宦官专权有极其深刻的感悟。

黄宗羲写了一本政治思想类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其中对于君主制和宦官的批判，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强音：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

这是黄宗羲对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明朝君主的批评，也是对清朝君主的警示。下面则是他对明朝宦官的批评：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明夷待访录·奄宦》）

当然，黄宗羲抨击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带有一定的极端性，但他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入清之后，黄宗羲也是前明遗老。经常有人说清朝黑明朝，实际上，真正黑明朝的是明朝人自己。从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明朝进入多元化时代，社会舆论逐渐开放，各种娱乐活动也随之而出。明朝的戏曲和小说常常描写当朝人，比如严嵩还未倒台的时候，就有戏曲在演“打严嵩”；海瑞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开始编造海瑞和严嵩斗争的故事。其实这完全是“关公战秦琼”，海瑞到北京做主事的时候，严嵩已经罢官回家了，两人根本没有交集。明朝人经常如此。

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对明太祖和明朝的“文字狱”的批判非常多，但是他用的很多材料都引自祝允明（祝枝山）的《野记》。祝允明这本书不仅名为“野记”，内容也都是道听途说而来的，有点像今天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内容不能说全是假的，但是会有添油加醋的成分。明朝人对明朝的这种黑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个性，到了明朝后期更是如此。

万历后期，朋党形成。齐、楚、浙、昆、宣诸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伐。天启后期，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形成。宦官专权的危害的确很大，国家大事他们通通不管，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党同伐异，造成了大量的冤狱。但是，我特别要说的是，明朝文官对于明朝的灭亡也难辞其咎。

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十分活跃，以他为首的八个宦官被外廷的文官斥为“八虎”。正德皇帝十五岁继位，他不喜欢老师，不喜欢读书，最喜欢的就是打架斗殴。他喜爱文艺，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他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好演员，但唯独不是一个好皇帝。内阁、六部的士大夫们觉得皇帝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不断警告正德皇帝，提醒他说：“你要和我们接近，不要和那些宦官接近。”正德皇帝陡然说：“先生们，难道天下事都是宦官败坏的吗？十个文官中，好人才有三四个，坏人倒有六七个，这不用我说，先生们也知道。”弄得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目瞪口呆。

正德皇帝说得并不错。崇祯皇帝继位后，当机立断，铲除了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中的宦官，以及依附魏忠贤并构成阉党的浙党、楚党、齐党、宣党、昆党等，赢得一片喝彩。但过了不久，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崇祯皇帝斥退宦官之后起用文官，而且用的都是舆论评价极高的文官，如钱龙锡等。但是，文官办不了事，没有担当，继续党同伐异。东林党和其他派系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的弘光政权。甚至到桂王政权时，他们还在继续闹。

晚明的一个极大的问题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意气用事，没有方寸，没有规矩，更没有是非。所以我在《“山人”与晚明政局》一文中指出：“庙堂已无是非，以江湖之是非左右之；而江湖之是非实为意气。朝廷已无主张，以舆论之主张左右之；而舆论之主张实为游戏。”

崇祯皇帝看到文官中有担当、有才干的人很少，畏事的人比较多，又开始慢慢地任用宦官了。有人向崇祯皇帝提意见：“皇上，你初政的时候贬斥宦官，现在为什么又开始用宦官了？”崇祯皇帝说了一句让文官瞠目结舌的话：“你们没有看到我用文官吗？用文官的时候，你们又办成了什么事？如果文官能干，文官能办事，我犯得着用宦官吗？”文官无言可对。崇祯年间，很多时候都是宦官监军办坏了事。可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文官的无能和无所作为，才造成了崇祯皇帝派宦官监军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左右，浙江著名的文官集团领袖倪元璐向崇祯皇帝推荐一个老头儿，松江人陈继儒。倪元璐说，如果能够把陈继儒请来，朝廷的事有可能办好。实际上这个时候陈继儒已经死了。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想起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指望他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满朝文武都干什么去了？

明朝可以说是文官集团意气风发的时代。明太祖曾经有意识培养明代士大夫的气节。有一个姓萧的御史得罪了明太祖，明太祖准备让人把他推出午门杀了。在推去午门的过程中，明太祖又觉得，此人不过是语言冲撞了自己，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如果把他杀了，好像处置太过，显得自己太意气用事，所以立即让锦衣卫把他押回来。萧御史回到大殿，明太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萧御史说：“我没犯错误，是皇上您犯了错误，所以我跟您提出来。”明太祖一看，哪有这么认死理的人，说：“继续，推出去杀了！”路过翰林院的时候，萧御史高声喊：“今天值班的是谁？你记下来，皇上无缘无故杀死了御史萧某某！”

明朝就形成了这种很有意思的风气：士大夫向皇帝提意见，皇帝要对他进行惩罚——或者是责骂，或者是廷杖，或者是罢官。但是士大夫受廷杖或者被罢官以后，出了皇宫，出了北京，声誉就更高了，大家都更加钦佩他。

明朝出过一个“四铁御史”冯恩。所谓“四铁”，是说他的膝、口、胆、骨都像是铁铸的，绝不屈服。冯恩是王阳明招收的最后一个弟子。当时王阳明在广西，朝廷派冯恩去慰问，他因此成为王阳明的弟子。后来他成为“四铁御史”，极了不起。

中国历代文官中涌现出了许多伟大人物，数不胜数。“唐宋八大家”都是文官。苏洵曾经屡次落第，他跟别人说：“考进士真是难，比上天还要难，比如我就考不上。”但是他有骄傲的资本，他又说：“考进士真是容易啊，像摘路边小草一样容易，比如我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说到文官里的伟大人物，也不能不说文天祥，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一线正气。到了明朝，内阁初起的时候，“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很伟大的文官。正德年间，中央有杨廷和，地方有王阳明。万历年间，又有张居正这么有担当、有才干的伟大文官。

但我还是认为，相对于宦官，文官对明朝灭亡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国家主要还是由文官在治理。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治国为安民，安民在治吏。”治国的目的是安民，安民要靠文官。

宋元明清时期，知府、知州、知县都被称为“亲民官”。他们和底层民众接触最多，最了解底层民众的呼声，也最了解国家政策，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民众需要的。他们的优劣、好坏，直接决定民众的福祉、地方的安定，所以王阳明提出：“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

为了维护好亲民官，历代朝廷采取了多种措施。吏部的重要工作是选拔官员，都察院的重要工作是监察官员，国家的制度很多都是为了澄清吏治而设置的。吏治好，政权就稳定，民众就安居乐业；如果吏治出现问题，整个社会都会出现问题。而文官正是吏治的主要构成部分。

明朝的文官一方面为国家治理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在为自己谋利益，而且常常贪心不足。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崇祯皇帝“责臣罪己”：

帝德好生，降罚必有所致。久祈不应，乃朕躬之悃诚未能上达，朝廷之德泽不能下沾。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涤肺肝，共竭悃诚，仰祗天意。（《明季北略》）

从上到下，所有层级的官员、吏员，所有的贵族、乡绅，被崇祯皇帝数落了个遍。谁说皇帝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他什么都知道，但积习已深，身为皇帝也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读者朋友们可以体会这两句话：“出仕专为身谋”，出来做官就是为自身做打算；“居官有同贸易”，任职以后，就像在生意场上做生意。这两句话把当时的官场面貌全部揭示了出来。

金庸的小说《鹿鼎记》很有意思，它揭露了中国古代官场的潜规则，其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千里为官只为财。”这句话可以说是明朝文官的一种画像，也是中国历代文官的一种画像。

当然，回过头来说，明朝的文官如果不贪污受贿，经济上就会非常困难。明朝坚持以农业立国，以农业税作为主体税，所以在“三饷加派”之前的两百多年间，税收不仅没有增加，反倒减少。因此，明朝的官员两百多年都没有涨过薪水，不但不涨，朝廷还通过“折色”等方式，变相降低官员收入，这要人家怎么活？所以很多官员都去经商、兼并土地了，当然，更多的官员直接选择了贪污受贿。

明朝官场风气的败坏，一方面是官员自身道德丧失，另一方面也跟朝廷没有很好地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有关。特别是明末，确实也有能为百姓、为朝廷谋利的文官，但是他们一旦卷入党争，人性就都变了。就像有些人，可能平常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看着很不错，但是一旦他们用化名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简直认不出来了，仿佛变了一个人。这就叫“风尚所致，贤者不免”。

明朝的文官到后来已经变质了。随着党争越来越激烈，随着他们对朝廷越来越失望，整个官场的文官也在破罐子破摔。不能否认这个时期仍然有很多伟大的文官，比如孙承宗、袁崇焕、史可法等，他们都是文官的优秀代表。但是从整个官场上来说，随着时代的推移，明朝从万历时期进入崇祯时期，眼看着农民军越来越壮大、清军频频入关，文官集团的主流趋势变成了放弃明朝政权，因为明朝已经无法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需要寻找新的主人，以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

在李自成建立大顺、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明朝的文官纷纷投靠李自成；在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的时候，明朝的文官又纷纷投靠大清。所以说，明朝的亡国和文官的主流群体放弃明朝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