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作者按（第2页）

所以在1960年暑假里的任意一天，榆树港的孩子们无人看管的有效玩耍半径大约是单程10英里，往返20英里。相比之下，今天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过去三四十年来，前青春期儿童的自由活动空间到底缩小了多少，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寻找可靠的社会学证据，但是，尽管我在线上论坛认识了几位比我懂行得多的研究者，这方面的数据还是少得可怜。我只能仰仗于个人的观察和旁人的口述，综合下来，大家普遍认为，21世纪的孩子多半像囚犯一样被关在家里或者院子里，只能按照父母安排好的时间表活动。

不过，我找到了桑福德·加斯特主持的一项有趣的研究——《城市儿童的活动范围——三代以来的变化》——这份报告刊登在《环境和行为》杂志1991年1月的第23期上。

正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它研究的是过去三代以来，美国儿童“自由活动空间”的丧失，但它调查的对象是城市儿童，主要关注1915年到1976年之间的几个世代，尤其是曼哈顿北端的英伍德城郊社区。显然，曼哈顿儿童的行为习惯似乎很难跟1960年伊利诺伊州小镇榆树港（邮编650——有电子测速）的麦克、凯文、戴尔、劳伦斯、杜安、哈伦、科迪这些孩子扯上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他们真的有关系。

英伍德最早的城市居民主要是来自爱尔兰、德国和俄罗斯的移民。后来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陆续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干净体面的工人阶级社区。20世纪50年代，英伍德迎来了第一批非裔美国人家庭；等到加斯特开始做研究的年代，这里的很多地方只剩下了黑色的面孔，你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白人儿童样本。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伍德的孩子享受着最纯粹的自由，他们的活动场地包括树林、建筑工地和巨大的英伍德山公园。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政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永远地改变了英伍德的地貌，横贯英伍德山公园的亨利·哈德逊公园大道就像一座长城，它隔开了树林和旷野，将孩子们圈禁在了公路这边。（同一个项目下的亨利·哈德逊桥联通了英伍德和曼哈顿，但在本地的孩子们看来，这座匝道繁复的大桥很难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同样是在罗斯福新政期间，英伍德山公园里那些孩子能走到的荒野也慢慢变得?“文明”起来，长椅、步道、路灯、运动场、游戏场地和游乐场取代了树林和小径。到了60年代中期，英伍德山公园里大部分无人监管的区域已经成了黑人青年帮派的地盘。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父母和神职人员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迅速地将孩子们的活动场地转移到了组织严明、有人监督的地方：譬如成人主持的少年棒球联合会、学校活动项目、青年活动中心，等等。

这样一来，没有加入帮派的8到13岁的非裔美国儿童成为第一批受到严格监管的孩子，他们在树林和旷野中自由漫游的时间越来越少，乃至于无；到了20世纪70年代，白人儿童也步其后尘，开始遭到成人的严格监管。20世纪20年代，英伍德山公园里的孩子尚且拥有3到5英里的活动半径，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的活动范围不断遭到压缩，最终局限在了后院的栅栏和有人监管的游乐场里，这主要是出于家长们对帮派、毒贩和汽车的恐惧。

下面我引用了这项研究的部分结论。

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英伍德儿童无人监管的社区活动日益缩减。最显著的趋势是：儿童能够或者可能造访的地点，其数量和类型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有成人引导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犯罪、物理环境退化和车辆交通都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20世纪20年代，英伍德如火如荼——堪称永不停歇——的挖掘、建筑、清理和其他改造工作为孩子们带来了不受监管的多样化的游玩场地——包括深坑、石堆、农场、沼泽、树林、农仓、宅院甚至建筑垃圾场。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英伍德的建设工作走向尾声，罗斯福新政描摹的蓝图地貌已经成形，这里的人口达到了顶峰，孩子们的玩耍环境也逐渐固定下来，受监管的程度有所提高——他们被关进了游乐场和球场里，到了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室内活动项目进一步压缩了孩子们的自由。

我和弟弟在1956—1957年的得梅因亲身体验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伍德儿童的乐趣。当时我家后面有一片私人森林保护区，峡谷中野生的“城市树林”绵延两英里以上，广阔的树林里几乎没有路，更别提其他人工设施。除此以外，峡谷周围还有很多正在修建的住宅，任何一个男孩都能告诉你，这些“建筑工地”——包括废弃的坑洞、泥土堆成的小山、尚未完工的房屋乃至晚上和周末无人使用的建筑设备——是最完美的游乐场。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干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爬到刚搭好框架、还没来得及铺地板的三层小楼上，踩着狭窄的木板打泥巴仗，或者把我弟弟（他是我们这群孩子里胆子最大的一个）装进大纸箱，从30英尺高的土堆顶上推下去，让他冲进一个20英尺深的半满水坑里（他每次都能像胡迪尼一样惊险地死里逃生）。

等到我们终于从得梅因搬到伊利诺伊中部小镇布利姆菲尔德（这座小镇正是“榆树港”的原型，邮编650——有电子测速）的时候，我们自由漫游的范围变大了很多，这不光是因为我们又长大了几岁。想去树林里废弃的采石场（比利羊山）玩耍，我们只能靠自行车和双脚走更长的一段路——差不多5英里；到了地方以后，我的弟弟韦恩会钻进一个更大一点的纸箱，然后我们把他从一座更高一点（50英尺）的小山顶上推下去，让他冲进一个更深一点（25英尺）的满当当的水坑里，这完全值回票价。（他最后总能从纸箱里逃出来，但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能看到漆黑的水面上不断冒泡，接下来完全不冒泡的时间还会更长一些，我必须承认，这时候我总会胡思乱想，该怎么跟父母解释弟弟的死亡。我能想到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一群吉卜赛人从树林里钻出来，他们把韦恩绑在纸箱里扔进了水坑，我们其他人都被绑了起来，所以只能干看着。）（当哥哥可真不容易。）

我的研究伙伴发现，关于儿童的玩耍和漫游范围，这方面的研究英国做得相对比较多，而且这些研究的结论和我耳闻目睹的情况相当吻合：美国8到13岁的儿童正在失去四处漫游的自由。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观察家报》上的一篇文章开篇就写道：

这是一幅象征童年的画面：年幼的兄弟姐妹奔向一棵枝繁叶茂的橡树，他们争先恐后地爬到低垂的树枝上，跃跃欲试地比赛谁爬得更高。但成百上千万的儿童正在被剥夺这样的快乐，因为父母不愿意让孩子承担哪怕一丁点儿风险。

英国国家儿童局下属组织“游玩英格兰”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半数儿童被禁止爬树，21%的儿童不准玩康克戏，还有17%的儿童被告知不得参与追逐、抓人之类的游戏。为了让孩子远离危险，某些极端的父母甚至不准孩子玩躲猫猫。

虽然我不知道英国人的“康克戏”具体怎么玩，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孩子——曾经可以自由接触球和土块的孩子——我完全能想象。那篇文章继续写道：

用棉花球把孩子们裹起来的趋势悄然改变了他们的童年体验。研究表明，现在的成年人里有70%的人童年最刺激的冒险经历发生在户外的树林或者小河里，相比之下，今天只有29%的孩子拥有类似的体验。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孩子表示，他们最刺激的冒险经历发生在游乐场里。

孩子们最刺激的冒险经历竟然发生在见鬼的游乐场里！！？？这样的说法恐怕会让戴尔、劳伦斯、麦克、杜安、凯文、哈伦和他们的朋友呕吐好一会儿（科迪·库克在呕吐之前还会笑得声嘶力竭）。

在《诡异之夏》里，你会发现，哪怕是在小镇中央那片被大得骇人的老中心学校完全包围的巨大操场里，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还是高高的滑梯（如今的学校操场上根本不允许出现这么高的滑梯）旁那座新修的庞大的污水池。孩子们把这座高达8英尺的池子当成“国王山”，他们互相推搡，让小伙伴顺着陡峭的滑梯一直溜到最下面，然后再爬回来，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呃，这可比康克戏好玩多了。

我的研究伙伴找到的最后一篇英国论文发表于2007年，它的题目叫作“四代以来的儿童如何丧失漫游的权利”，这篇文章的结论广泛适用于英美儿童，包括生活在郊区甚至小镇上的孩子们。

这项纵向研究观察了从1919年到2007年，同一个家庭里的8岁儿童（我感兴趣的是8到12岁儿童的活动范围，8岁正好是个下限）漫游范围的变化趋势。

外曾祖父乔治，1919年正好8岁，他可以步行6英里去镇外钓鱼。这段路主要由铁轨、乡村小径和步道组成，需要穿过大片茂密的树林。

外祖父杰克，1950年时8岁，他可以自己走1英里左右的路去树林里玩耍。他能和同龄的朋友一起，或者自己在树林里玩！和1960年榆树港的男孩们一样，杰克大部分时间待在户外，几乎不会留在家里听广播或者看电视。（直到这份调查报告出炉的那一年，88岁高龄的杰克仍是个“步行爱好者”。）

母亲维姬，1979年时8岁，她可以独自走去半英里外的游泳池。但维姬补充说：“我小时候外出相当自由——我可以骑自行车绕着屋子转圈，和朋友们一起去公园玩，还能步行去游泳池和学校。”

这一代的儿子埃德，2007年时8岁，父母只允许他走到家门口那条街的尽头，大约不超过300码的距离。

我在本地认识的一些孩子处境比埃德还要糟糕。我们有个邻居，他的儿子在12岁以前甚至不能在没有成人监管的情况下走出自家的院子，尽管我们住的这一片属于历史氛围浓郁的“老区”，相对比较安全，颇具小镇风情。等到这孩子终于开始骑车的时候，他浑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看起来活像个中世纪的骑士——除了头盔以外，他还穿着从轮滑店买来的护胫。（你可能想问，麦克、戴尔、劳伦斯、凯文、哈伦和榆树港的其他孩子从来不戴骑行头盔，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那个年代的成年人不骑自行车，所以你看不到身穿紧身运动服、脚踏售价超过3500美元的自行车、用价值几百美元的头盔保护自己珍贵头颅的骑行者。榆树港的孩子们——我这一代的孩子们——从来不戴骑行头盔。奇怪的是，我们也没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骑车摔伤了脑袋而送命或者瘫痪的。当然，骑车的人早晚会摔跤，但最多留下擦伤和瘀青，而不是在植物人病区里躺上一辈子。）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社区里的所有孩子要想靠近自行车15步以内，就得穿上全套护具，打扮得像个纳粹冲锋队员一样；除此以外，21世纪每辆自行车上的反光条恐怕有10英尺长，每根反光条上仿佛都写着橙色的大字：“求求你，别撞我！”近年来我们认识的邻居家的男孩在14岁以前都只能在父母的视线范围内骑车，就算满了14岁，他们也最多能骑到街区尽头就得掉头回来。就算孩子们的活动范围如此有限，如今的母亲们仍会像老鹰一样把自己的孩子盯得紧紧的，要是在榆树港，只有7岁的孩子才可能引发这样的担忧。

正如2001年吉尔·瓦伦丁和约翰·麦肯德里克在英国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清醒地总结的那样：“限制儿童户外活动和无监督玩耍的主要因素不是游乐设施不足，而是父母对孩子安全的担忧。父母认为现在的孩子面临的风险高于自己儿时。在所有针对父母焦虑原因的调查中，家长最大的担忧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陌生人诱拐，其二是道路交通。尽管父母的焦虑与日俱增，但事实上，现在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

等等！你喊道。那是在英国。美国的灌木丛里到处都是拐子、恋童癖、疯子和拎着斧头的杀人犯！

真的吗？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美国内陆城市非危险区——譬如郊区、小镇和乡村——儿童的安全程度和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乃至世纪之交几乎没有区别。但我们这些成人——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却不相信，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和成年人的监管，孩子们依然是安全的。（虽然同样有研究表明，很多“恋童癖”最终会在学校、游乐场、学前班或者有组织的运动队里谋一个职位，摇身一变，成为“监管孩子的成年人”——要是孩子们依然自由自在地在户外漫游，他们原本不会成为这些人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