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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旅行002（第1页）

第九章旅行002

这个纬度日出的景象，每天都让我有新的惊叹。日出的壮观不在于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瞬间，而在于升起之后的景象。我习惯于搬着营地小凳，坐在伞形相思树下等候黎明。我面前是一条小山谷的谷底，那儿有一条深绿色的、近乎黑绿色的丛林，山谷对面的高地则拔地而起，与丛林高下呼应。起初，明暗对比非常强烈。随后，物体显出轮廓，沐浴在晨光之中，整个山谷似乎充满了明亮耀眼的光芒。而上方的地平线则发出耀眼的白光。越来越强烈的光线似乎渗入了物体的结构之中，物体开始由内而外发出光芒，直到通体闪耀着光辉，就像有色玻璃一样。一切都变成了火红的水晶。风铃鸟的歌声从地平线处响起。在这样的时刻，我感觉仿佛置身于寺庙的殿堂之中。这是一天之中最为神圣的一小时。我醉心于这一壮丽景象，这种快乐再多也不够，或者，这是一种永恒的狂喜。

在我的观察点旁边是一个陡峭的岩壁，那里住着大狒狒。它们整天吵吵闹闹地游**在森林里，尖叫或喋喋不休，唯独每天的清晨时分，它们纹丝不动地静坐在悬崖边，面对着太阳。它们似乎像我一样，也在等待着日出。这让我想起埃及阿布辛贝神庙里那些做出顶礼姿势的大狒狒。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自上古始，人类就开始膜拜这位从黑暗中发出万丈光芒，恢复了世界光明的神了。

那个时候我明白了，灵魂从开始出现之时，就一直怀有对光明的渴求，以及一种升出原始黑暗的不可遏制的愿望。深沉的夜降临的时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每一个灵魂都被一种对光明的不可言状的渴望攫获。这种幽闭的感情可以从原始人类的眼睛里看到，也可以从动物的眼睛里看到。动物的眼中有一种悲哀，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悲哀是否与动物的灵魂有关，抑或是一种尖锐伤人的信息，还是无意识的存在在对我们讲话。非洲的情绪也是一样的悲哀，它让人觉得孤寂。这种原始的黑暗，神秘而具有母性色彩。这便是为什么清晨的日出对当地人有如此深远的意义。光明到来的瞬间就是上帝。这个瞬间带来了救赎和慰藉。如果有人说太阳就是上帝，就模糊并遗忘了这个瞬间的原型体验。当地人会说：“我们很高兴，灵魂在外徘徊的夜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这已然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了。实际上，与自然界的黑夜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黑暗仍在大地上游**。它便是心灵原始的黑暗，从古至今从没变过。对光明的渴望就是对意识的渴望。

我们在埃尔贡山的愉快驻扎临近尾声。我们收起帐篷，心情沉重，默念着一定要再来。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这种不期而至的喜悦。在那之后，卡卡梅加斯附近发现了黄金，采矿开始，这些无辜而友善的当地人发动了矛矛起义[1]，而我们也从文明的美梦中猛然惊醒。

我们沿着埃尔贡山南线继续徒步旅行。渐渐地，景色的特征变了。平原的边缘耸起了更高的山，覆盖着浓密的热带森林。居民的肤色更黑，身体粗笨而高大，没有马塞人的风韵与优雅。我们进入了布基苏地区，在布南巴利（Bunambale）的休息站停留了片刻。此地海拔很高，我们饱览了宽广的尼罗河谷地美景，接着到了姆巴拉（Mbala），在那里乘坐两辆福特汽车前往维多利亚湖畔的金贾（Jinia）。我们把行李装上一列窄轨火车，这列车每两个星期会去吉奥格湖（LakeKioga）一趟。到了那里，一艘烧木头的明轮汽船接上了我们，经过几次事故以后，终于抵达了马辛迪港（MasindiPort）。在那里我们改乘卡车，来到了马辛迪镇。该镇坐落在一块平原上，位于吉奥格湖和阿尔伯特尼亚萨湖（AlbertNganza）的中间。

从阿尔伯特尼亚萨湖到苏丹雷贾夫（Reja^f）的路上有一个村子，我们在那儿有一段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当地的地方首领，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年，带着随从来看望我们。他们是我见过的最黑的黑人。这一伙人有点儿令人捉摸不透。尼姆莱人的长官派了三名当地民兵保护我们，但是我发现，他们和我们的工人相处得并不融洽。毕竟，他们一人才有三发步枪子弹。所以，他们的到来只不过是政府的一种象征性姿态而已。

首领提议由他在晚间跳一个舞，我欣然同意。我希望聚会能够引出他们友好的天性。到了晚上，我们都感到困乏，突然听到鼓号齐鸣。旋即约60个人出现了，全身披挂着闪闪发光的投枪、木棒和刀剑，十分勇武。跟在他们后面不远，依次而来的有妇女和儿童，甚至婴儿也来了，他们由母亲背在背上。显然这是一次盛大的社交集会。虽然酷暑难当，温度在华氏93度[2]上下，他们还是燃起了篝火，妇女和儿童围着火堆站成一圈。男人们在他们的外围又站了一圈，这很像我曾见过的一群紧张的大象的站法。面对这一混乱的场面，我真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心。我环顾四周，寻找我们的小伙子和政府派的民兵——营地里却不见他们的踪影！为表示友善，我把雪茄、火柴和别针分赠众人。男人们开始合唱雄壮有力的战歌，倒也不算不和谐，同时开始踢腿。妇女和儿童围绕着火堆轻快地走动。男人们跳着舞走向火堆，挥动武器，接着后退，接着又向前，伴随着野性的歌声、鼓声和号角声。

这是野性而刺激的场面，沐浴在绚烂的火光和奇幻的月色之中。我的英国朋友和我也迈出步子，混杂在跳舞的人群中间。我挥舞起犀牛鞭，这是我仅有的武器，和人们一起跳舞。从他们满面红光的脸上，我看出他们准许我们加入了。他们的热情倍增，男女老幼全都跺着脚，大吼大唱，汗如雨下。舞蹈和鼓点的节奏渐渐加快。

在这种有音乐伴奏的舞蹈中，当地人轻易陷入了一种潜在的着魔状态。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快到深夜11点时，他们兴奋得不行，突然，整个局面变得十分奇特。跳舞的人们变成一群野人，我开始担心该怎么收场。我向首领打手势表示应该结束了，他和他的部落应该回去睡觉。但是他还要“再来一个”。

我想起一位同乡，他是萨拉辛的表哥，曾到西里伯斯岛探险，在这类舞蹈中误被投偏的长矛射中。所以，尽管首领要求延长，我还是把大家招呼到一起，分发雪茄，并做出睡觉的手势。接着，我挥舞犀牛鞭做威胁状，但同时又大笑，还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语言，便使用瑞士德语大声说跳够了，他们现在必须回去睡觉。我的愤怒在当地人看来显然是装出来的，但还是起了作用。人群发出笑声，雀跃着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后来好一会儿，我们还听得见他们在远处兴高采烈的吼声和鼓声。最终，寂静降临，我们筋疲力尽地入睡了。

我们的徒步旅行结束于尼罗河畔的雷贾夫。在这里，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在雷贾夫停泊的明轮汽船，但由于水位太浅，汽船的停泊相当勉强。此时此刻，我感到我的全部经历压上心头。千般思绪在我脑海里翻腾不已，我清醒而痛苦地认识到，我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经快到极限了。当下要做的事，是重温这些观感和体验，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我把值得的记录都写了下来。

整个旅途中，我做的梦都顽固地坚持着忽略非洲的策略。这些梦只呈现出家乡的景色，这样看来，梦似乎想说——姑且把这些无意识过程进行一定的人格化——这次非洲之行不是真实的，而是症状性或者象征性的行为。就连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被严格地排除在我的梦之外。在整个考察的过程中，我只梦见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容我十分熟悉，但是我回忆了很长时间，努力想知道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最后终于想起来了，他是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理发师！一个美籍黑人。我梦见他手执一把大得出奇的烧红了的卷发钳放在我头上，要把我的头发烫成卷的，也就是说，黑人的发型。我甚至感到头皮热得发痛，然后我被吓醒了。

我认为这个梦是来自无意识的警告，它提醒我原始事物很危险。但那个时候，我明显接近于“头脑一片空白”。我正患白蛉热，病症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防御能力。为了表现黑人正对我构成威胁，我的无意识触发了12年前的美国黑人理发师的记忆，只是为了防止我想起眼前的黑人们。

我的梦如此神奇，碰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记录的一种现象。战场上的士兵梦见战争比梦见家园少得多。军队里的精神病医师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如果士兵梦见太多的战争场面，就应该将他撤离前线，因为这意味着他不再具有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防御机能。

同样，我身处非洲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我的梦便也成功地保有底线。梦涉及的都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欧洲人格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保持完整。

我亦没有料到，自己会渐渐怀疑此次非洲考察另有隐秘的目的，即避开欧洲和那些关于欧洲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惜冒着被困非洲的风险，这种做法有先例，当下这种人也不少。从这次旅行的结果看来，很难算是一次原始的心理学研究（“布基苏心理考察队”的缩写是B。P。E。，用黑体字印在了杂物箱上！），而是对一个尴尬问题的探讨：在非洲荒原之中，心理学家荣格会怎么样？尽管在理智上意欲研究欧洲人面对原始情境时的反应，我却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我渐渐明白，这种研究与其说是客观的科学项目，倒不如说是严格的个人项目，每一次深入研究的尝试，都触动了我内心的潜在痛点。我必须向自己承认，让我决定旅行的原因绝非温布利博览会，而是欧洲的气氛对我来说太过沉重这个事实。

在这样的思绪中，我沿尼罗河向北顺流而下——向着欧洲，向着未来。航程在喀土穆（Khartoum）结束。再往北就是埃及了。就这样，我实现了我的愿望，践行了我的计划，去接近南方的、尼罗河源头的，而不是西方的、欧洲的和希腊的文化领域。我对埃及文化中复杂的亚洲因素不太感兴趣，而对含米特人在其中的贡献则较感兴趣。沿着尼罗河的地理流向，也是时间的长河走向，我在这一方面有所体悟。我在其中最大的成绩，是在埃尔贡人的仪式中发现了太阳神荷鲁斯的本质。那整个的过程，全部的含义，在我于埃及南门的阿布辛贝神庙看到犬面狒狒雕像时，又再度戏剧性地浮现在脑海里。

荷鲁斯的神话是一个关于新升的神圣之光的古老故事。这个神话必定是在人类的文化即意识从史前时代的黑暗中把人类解放出来以后才有的。所以，从非洲腹地一直到埃及的旅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出光明诞生的戏剧。这一戏剧与我以及我的心理亲密相连。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又觉得无力以文字将它阐述明白。旅行之前，我不知道非洲会给我何种馈赠。但是它终究给出了令我满意的答案和充实的经历。对我个人而言，这比任何民族学领域的成果，任何武器、陶器或猎物收藏更有价值。我曾想要知道非洲会怎样影响我，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4　印度[3]

1938年的印度之行，并非我主动要去。此行的起因，是印度的英国政府邀请我前去参加加尔各答大学25周年校庆。

在那以前，我读过很多有关印度哲学和宗教史的书，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这些知识对我来说就像蒸馏瓶里的小矮人[4]一样，我必须去旅行，才能得出我自己的结论。印度像一个梦一样影响着我，因为我始终在探索自我，寻求我自己的独特真理。

当时我正热衷于钻研炼金术哲学，这次旅行插在其中正是相得益彰的。我对此项研究极为热爱，所以我带着1602年版的《炼金术大全》同行，书中包含了杰拉德斯·多尼乌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从头到尾研读了这本书。于是，这份属于欧洲思想的基本资料，持续地与我对异域思维与文化的印象形成对比。两者都源于对无意识的原始精神体验，所以产生了相同、相似或至少能进行比较的洞见。

印度让我首次体验到了一种外国的、截然不同的文化。而贯穿我的中非之行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因素，那时文化并不占主导地位。至于北非，我在那儿从未与能够用语言表述他们文化的人谈过话。而在印度，我得以与能够代表印度思想的人物谈话，并把印度的思维方式和欧洲的相比较。我访问过苏班曼亚·伊尔（S。SubramanyaIyer），他是迈索尔（Mysore）大君的古鲁（智慧导师），我当时是大君的客人。我还访问了一些其他的人，可惜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另一方面，我竭力避开所谓的“圣人”。这样做是为了运用我自己的真理，不从他人那里获取那些我无法独自取得的东西。倘若试着从圣人处学习，把他们的真理纳为己用，在我看来无异于盗窃。即使在欧洲，我也不能借用东方学说，而必须依靠自己去塑造我的生活——依靠我内心的声音，或者大自然给予我的东西。

在印度，我最关注的问题是邪恶的心理本质。这一问题参与印度精神生活的方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它。同一位有学问的中国人交谈的时候，我屡次感觉到，这些人能够在不“丢面子”的前提下整合所谓的“邪恶”。在西方，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对东方人来说，道德似乎并不是首位的，不像欧洲人认为的那样。东方人认为，善与恶包含在自然之中，有着丰富的意义，甚至是同一件东西，只是在程度上不同罢了。

我看到，印度精神包含的恶与善一样多，基督徒追求善而屈服于恶。印度人觉得自己超脱了善与恶，并且想通过冥想或瑜伽来实现这一境界。我的反驳是，以这种态度去看问题，善与恶都没有了真正的界限，这就会导致某种停滞。人们既不真正相信恶，也不真正相信善。那么，善与恶至多被看作我的善或我的恶，即某物对我来说是善的或者恶的——这样便产生了两种矛盾的说法，一是印度精神中没有善恶的概念；二是因为其背负了太多的冲突，才需要无诤，即从二元对立乃至从万物中解脱出来。

印度人的目标不是道德的完善，而是无诤的境界。他们想要超脱于自然之外。为达此目的，他们通过冥想寻求没有意象的虚空境界。相反，我则希望自己处于活跃地思考自然和心灵意象的状态。我既不想脱离人类，也不想脱离我自己和自然，因为这一切都是最伟大的奇迹。自然、心灵与生命对我像是**出神性——既然如此，夫复何求？对我来说，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的有，而不在于它的无或者不再。

对我来说，不存在不计代价的自由。我不能够超脱我所不具备、没有完成或体验的一切。我认为，只有当我完成了一切能做的事，完全地投入一项事业中并将它做到极致之后，我方能真正得到解脱。如果我中途撤出，便相当于砍掉了我心灵的相应部分。当然，我或许会有很好的理由为没有某一经历而开脱。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承认自己能力不足，同时也一定会认识到自己可能错过了重要的事情。这样一来，对自己能力的明确认识就会补偿积极行动的缺乏。

一个没有经历过情欲炼狱的人，也从未超越过它。这样，情欲就居住在隔壁，随时都可能有火苗窜出来，殃及这个人自己的房屋。每逢我们过度地放弃、丢下或遗忘，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就会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