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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第1页）

第五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

我通过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踏上了探索智识发展的旅程。我开始不带任何成见地观察精神病患者，客观中立而仅从外部去看，并因而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本性的心理过程。这些过程被草率地视为“病态的”，并已接受过充分的评价，我不带任何一丝主观理解地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并加以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日益集中在那些我感觉可以理解的案例上，即妄想症、躁郁症和心因性失常。自我的精神病学职业生涯伊始，布洛伊尔、弗洛伊德和皮埃尔·让内的著作，便给了我丰富的启发与激励。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弗洛伊德的析梦和释梦的技术，为理解精神分裂症的表达形式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早在1900年，我已读过弗洛伊德的《释梦》[2]。那时候，我读完这本书，便把它置于一旁，因为我尚不能完全理解它。25岁的我经历得还太少，欣赏不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后来，我的经历渐渐丰富。1903年，我重拾《释梦》，才发现它与我的想法真是同符合契。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把从神经症心理学中产生的压抑防御机制（repressionmeism）的概念应用到梦上。这于我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我在进行词语联想测验时频繁遇到压抑（repression）——病人在回应某些特定激发词时，要么不能说出联想词，要么反应时间格外长。后来我发现，每当激发词触及心理创伤或冲突时，便会发生上述压抑。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对此是无意识的。若被问及产生压抑的原因，病人回答的方式总是奇怪而不自然。读过弗洛伊德的《释梦》后，我便明白了此处是防御机制在起作用，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借此，我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论点。

若涉及压抑的内容，情况便不同了。这正是我不认同弗洛伊德的地方。他认为产生压抑的原因是性创伤。然而，通过实践，我熟悉许多神经症病例，性欲在其中仅起次要作用，而其他因素起主要作用。如社会适应的问题、生活中的悲惨境遇所带来的压抑感、关于声誉的考虑等。后来，我向弗洛伊德报告了这些病例。不过，他并不同意除性欲以外的因素也会是压抑的根源。我非常不赞同这一点。

起初，我很难在生活中给弗洛伊德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也不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他才是正确的。待渐渐熟悉他的作品之时，我正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即将完成一篇能使我在学校得到晋升的论文。当时，弗洛伊德在学术界明显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科学界的人若与他沾上关系，是有损声名的。“大腕儿”们顶多私下提到他，而在学术会议上，人们只在走廊里讨论他，在台上却避而不谈。因此，当我发现联想测验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吻合时，我一点儿也不高兴。

有一次，我正在实验室里反思这些问题，一个邪恶的声音告诉我，我完全可以在发表我的实验结果和结论时不提及弗洛伊德。毕竟我是在得到实验结果之后很久才理解了他著作的含义。但这时，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你若这么做了，装作不知道弗洛伊德，便是学术造假。你不能把学术生涯建立在谎言之上。”于是，问题迎刃而解。自此以后，我便公开成了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为他而战斗。

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报告人在论及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时有意避开了弗洛伊德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为弗洛伊德辩护。1906年，我就这一事件为《慕尼黑医学周报》撰文[3]，介绍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其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了解做出了很大贡献。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两位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要是我仍站在弗洛伊德一边、继续为他辩护，我的学术生涯便岌岌可危了。我回信道：“若弗洛伊德所言确是真理，我就会支持他。如果所谓学术生涯要建立在限制研究、掩蔽真理的基础上，我将弃之如敝屣。”在那之后，我依然为弗洛伊德和他的思想辩护。然而，基于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我仍然不能接受一切神经症皆源自性压抑或性创伤的观点。有些案例的确如此，但另一些案例却不是这样。不论如何，弗洛伊德在调查研究方面独辟蹊径，那时他所招致的震耳欲聋的反对声在我看来着实荒谬。[4]

赞同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表达的观点的人不多。实际上，我的同事都对我冷嘲热讽。但是凭借这本书，我才认识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探访他，1907年3月，我们在维也纳第一次会面。我们在下午一点钟碰头，随即一口气谈了13个小时。弗洛伊德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在我当时见过的人中，没有人能与他比肩。他的态度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我觉得他非常聪明、睿智、卓尔不群。不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有些复杂，我无法用文字描绘他。

他讲的性理论让我印象深刻。但是，他的话未能消除我的犹豫和疑惑。有好几次我试着提出我的保留性意见，但每次他都将之归结于我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那时，我尚未拥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我的反驳。显而易见，不管是从个人还是哲学的角度出发，性理论对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对此印象至深，然而我无法确定，如此强调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主观偏见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确凿的经验。

弗洛伊德对待精神的态度尤其令我大为不解。只要一个人或一件艺术作品显露出精神性（指智识层面的，而非超自然意义上的），他便质疑它，并迂回地证明它是受到了压抑的性欲的影响。不能直接解释为性欲的事物，他称为“心理性欲”（psychosexuality）。我抗议道，按这种逻辑推论，这种假设将导向文化崩塌的判决。这样一来，文化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成了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成果。“是的，”他赞同道，“事实如此，而这是命运的诅咒，我们无力与之抗衡。”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这一点，也不想就此罢休，但我尚没有能力与他争个对错。

第一次会面时，还有些别的东西让我觉得意味深长。在我们的友谊结束后，我才想出并理解其中意义。毋庸置疑，弗洛伊德无法自拔地陷入他的性理论中去了。当他谈到它时，他的声调变得急促，几近热切，他平时对待事物的批判性和怀疑态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我茫然不知其中原因。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性理论对他来说是神圣的。三年后（1910年），我们在维也纳进行的另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弗洛伊德对我说的话，弗洛伊德对我说：“亲爱的荣格，答应我，永远不要抛弃性理论。这是最本质的东西。你知道的，我们必须使它成为教条，建起不可动摇的堡垒。”他的语气中饱含着感情，口吻如同一位父亲在叮嘱他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答应我一件事，今后每个礼拜日你都到教堂去。”我有些吃惊地问：“建起堡垒——来抵御什么呢？”他回答道：“抵御淤泥里的暗流。”说到这里，他略一迟疑，又补充道——“来自神秘主义的”。最开始，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词。因为教条，换句话说，是一种不可辩驳的信仰的声明，其设立的目的永远是一劳永逸地镇压疑虑。这便与科学评判一刀两断了，其只受到个人冲动的驱使。

这就是直插我们友谊之心脏的利剑。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背后的含义，实际上与哲学、宗教，包括正在兴起的当代科学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对心灵的理解如出一辙。对我来说，性理论正像神秘学，换言之，其只是一种未被证明的假设，像其他千千万万的推测性观点一样。在我眼中，作为科学真理的假设，只能在一个时期内存在，但不能被当作信条而永久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此不甚明了，却在弗洛伊德身上观察到了无意识里宗教因素的爆发。显然，他希望我帮他建立起一道屏障，抵御这些面目狰狞的无意识内容。

这次谈话留给我的印象令我更加困惑不解。那时，我仍不认为性欲是一个珍贵的、濒危的，人们必须对之忠诚的概念。性欲对于弗洛伊德的意义明显多于其他人。对他来说，性欲是如宗教般需要被恪守的东西。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旁人通常只好三缄其口了。在我几次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之后，谈话很快便结束了。

我感到既困惑又窘迫。我感到我瞥见了一个新的、各种新思想蜂拥而至的未知王国。有一件事很清楚：以往一直极为重视无宗教性的弗洛伊德，如今却创立了一种教条。更确切地说，他遗弃了一个忌邪之神（ajealousGod），代之以另一个夺目的意象，即性欲。与原先的意象相比，性欲亦不乏坚持、严苛、专横、威胁和道德暧昧的特征。正像精神上的强大寄托被赋予“神圣”或“恶魔”的属性一样，“性的力比多”取代了隐藏之神（deusabsditus）[5]的角色。显然，这种转换对弗洛伊德的好处，在于使他既能够赋予神秘的新原则一种无懈可击的科学性，又得以从一切宗教禁锢中脱离出来。然而实际上，这种神秘性，即理性上无法比较的两个对立物——耶和华和性欲——的心理本质仍是相同的。改变了的只是名称而已。当然，随之改变的还有如下观点：丢失的上帝不再在天上，而应到凡界去寻找了。但是，追根究底，就某种强大的寄托而言，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换一个名字，这有什么差别呢？倘若心理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有形的物体，便会一物克一物，取而代之。但事实上，至少在心理体验中绝不会缺少紧迫、焦虑、强迫等。问题仍亟待解决：我们如何才能克服或逃离焦虑、愧疚、罪恶感、冲动、无意识和本能？如果我们无法从光明、理想的一面出发来达成这个目标，或许从黑暗、生物的一面去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胜算才更大一些。

电光石火一般，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很久之后，当我回想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的意义方显露出来。在我眼中，他有一个特点最为显著：痛苦。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这个特点便展现在我眼前，使我震惊，但我却一直无法加以解释，直到我将其与他对待性欲的态度联系起来时才恍然大悟。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性欲无疑是一种神秘之物，他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似乎把它单纯看作一种生物学功能。只有在谈及它时他所表现出的情绪性，才揭示了他心中激**着的更深刻的元素。根本上，他想告诉人们的是——至少在我眼中如此——看本质的话，性欲既包括精神性也具有本身的意义。然而，他所使用的具象化的术语太过狭隘，无从表达这层含义。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其实在做有悖于自身目标和自我本身的工作，毕竟再没有比自己与自己仇深似海更让人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正被“淤泥里的暗流”威胁——他曾比任何人都更想一探这暗流的深浅。

弗洛伊德从不反躬自问，为什么他会不由自主、一刻不停地谈论性，又为什么这种观点让他如此着迷。他从未意识到，他那“千篇一律的阐释”表达了对自身的逃避，或在逃避他身上或许可以成为神秘性的一面。只要他拒绝承认这一面的存在，他就绝不可能与自己和解。他对无意识内容的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视若无睹，也不晓得无意识中浮现的一切都有其顶端和底部、内部和外部。当我们只谈论外部时——正像弗洛伊德所做的——我们只考虑到了整体的一半，结果无意识便起到了与之互补的作用。

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也许他自己的某些内在体验会使他大开眼界。不过到时候，他的理智可能会把这样的体验都归于“纯粹是性欲”或“心理性欲”上去。他始终被困于他所能认识到的片面，也因此，我把他看成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是一个伟人，亦是一个被自身恶魔限制的人。

在维也纳的第二次谈话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权力假说，那是我之前很少注意的。阿德勒像很多儿子一样，继承了其“父亲”的身教而非言传。突然间，厄洛斯[6]和权力的问题像沉重的铅块一样压在了我的心头。弗洛伊德亲口告诉过我，他从未读过尼采。然而此刻，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智识历史上的一次巧妙进步，是对尼采奉若神明的权力原则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不能被描述为“弗洛伊德vs。阿德勒”，而应是“弗洛伊德vs。尼采”。因此，我想，这不只是心理病理学领域内的一场争辩了。我渐渐领悟到，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就像龃龉的同父兄弟，或是某个单一的具有激发性的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其在经验上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式，像正负电荷一样。厄洛斯就像是动作的承受方，权力驱动力则像施与方，反过来也可以。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没有了彼此，单个的内驱力又何以立足呢？一方面，人们屈从于内驱力；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企图驾驭它。弗洛伊德的观点体现了个体是如何屈从于内驱力的，而阿德勒的观点则体现了个体如何利用内驱力，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跳不出自己命运的掌心，不得不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超人”的形象。而弗洛伊德，据我推断，他本人一定深受厄洛斯的力量影响，以至他实际上想要把它拔高成一种教条——比青铜还要耐久——就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众所周知，“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位宣福音者，而弗洛伊德亦在此企图击败教会，并神化某个理论。可以肯定的是，弗洛伊德这样做时并不自知；相反，他怀疑我想做先知。在做出了悲剧的论断的同时，他也否决了它。这是人们面对神秘之物时的惯常做法，而且理应如此，因为一方面它们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又不是。神秘体验既崇高又卑贱。倘若弗洛伊德对性欲的神秘性的心理真实——既是上帝也是魔鬼——有一丝考虑，他便不会被生物学概念的范畴禁锢了。同样，尼采若是能坚守住人类生存之根基，也就不会因他的过度理性而被世人不容了。

每当心灵受到神秘体验的冲击而动**不安，人便会处于命悬一线的境地。一旦到了这种境地，有的人会陷入绝对肯定之中，有的人则陷入绝对否定之中。东方人将无诤（Nirdvandva）（摆脱二元对立的自由）作为改善这一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我铭记在心。心灵的钟摆往返于理智与非理智之间，而不是正确与谬误之间。神秘之物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会引诱人们走向极端，将适度真理看作绝对真理，也使无关紧要的错误等同于致命错误。万物皆流——昨天的真理成了今天的谎言，而昨天的错误推理却可能变成明天的惊人发现。在心理学问题上更是如此，就算被告知的是真理，我们仍知之甚少。除非微小的、短暂的意识注意到了，否则一切都并不存在，而这代表了什么，我们尚未能理解。

通过与弗洛伊德的谈话，我发现他害怕自己对性的洞见所带来的神秘之光会因“淤泥里的暗流”而熄灭。此处便引出了一个神话中的情境：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证明了性理论的神秘性，也解释了弗洛伊德为何依赖于他那带有宗教般防御性质的教条。我在那之后的著作《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7]中，论述了英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弗洛伊德对此表现出的好奇促使我进一步去研究这一原型主题及其神话背景。

一方面是性的阐释，另一方面是教条的权力驱动力。多年后，这二者引我开始考虑类型学（typology）的问题。心灵的两极性和动力学皆是值得研究的。我亦开始研究“神秘主义淤泥里的暗流”，也就是说，我试图厘清作为当代心理学根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历史假设，这个研究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我很想知道弗洛伊德对预知未来和超心理学的一般看法。1909年我到维也纳拜访他时，曾问起他对这些事情持何看法。出于唯物主义偏见，他把这一类的问题都斥为无稽之谈，而且还以非常浅薄的实证主义为由，这让我好不容易才把已到嘴边的尖锐反驳咽了回去。直到好几年之后，他才认识到超心理学的严肃性，承认了“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在弗洛伊德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膈肌好像一块铁板，被烧得赤红——灼热地跳动着。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身边的书柜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爆裂声，我们二人都被吓了一跳，马上站了起来，担心它会倒下来砸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看吧，这就是一例所谓的催化性外化现象。”

“得了吧，”他大声说，“那是胡说八道。”

“那不是胡说八道，”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说法，我在此预言，片刻后还会有一声这样的巨响！”果不其然，我的话音刚落，书柜便发出了一声同样的爆裂声。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我怎会如此肯定。我只是确信无疑地知道，这声音会再度响起。弗洛伊德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的神情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这件事令他开始对我心存疑虑，而我则感到自己做出了违抗他的事情。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跟他提过此事。

1909年是对我们的关系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我应邀到美国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开设联想测验的讲座。弗洛伊德也独立接到了邀请，我们便决定一同前往。我们在不来梅会合，费伦齐[8]也在这里与我们会合。在不来梅，弗洛伊德昏厥发作，成为日后经常被人们谈论的事件。这件事间接因我对“泥炭沼尸体”的兴趣而造成。我得知，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曾发现过传说中的沼泽尸体。那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或是淹死在沼泽里，或是被埋在了那里。泡着这些尸体的沼泽水含有腐殖酸，能够腐蚀骨骼，同时把皮肤鞣成棕色，使皮肤和头发保存得十分完好。其本质是一种自然干尸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尸体会由于泥炭的重量而被压得扁平。在德国的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丹麦和瑞典，泥炭采挖者有时会挖出这样的遗骸。

我读过关于泥炭沼尸体的资料，在不来梅时，我便想起了它们，但是头脑昏昏然，把它们和当地地下室的木乃伊搞混了。我的兴致勃勃使弗洛伊德有些烦躁。“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尸体呢？”他这样问了我好几次。他对整件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恼怒，在某一次他又为此事生气时，我们正一起进餐，他突然就晕了过去。过后他对我说，他确信我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尸体，其实是希望他死掉。这个说法让我大吃一惊。令我震惊的是他的幻象的强度——竟是这么鲜明，足以让他晕倒。

无独有偶，弗洛伊德在一个类似的场合下又在我面前晕倒了。那是在1912年的慕尼黑精神分析大会期间。有人提起了阿蒙诺菲斯四世（AmenophisⅣ，即阿肯那顿）[9]。大意是由于阿蒙诺菲斯四世对他的父亲持一种否定态度，才凿毁了他父亲的石碑上写有名字的部分，而他创立一神论宗教的伟大行为背后，潜藏的是恋父情结。这种看法激怒了我，我便试图和他争辩，阿蒙诺菲斯四世是个既富有创造性又极度虔诚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用他反对父亲的个人情感来解释。我还说，恰恰相反，他一直怀着崇敬之心纪念他的父亲，而他的破坏热情只针对阿蒙（Amon）神的名字，他在所有地方都废除了这个名字，所以他才凿去了他父亲阿蒙霍特普三世（Amon-hotep）石碑上的“阿蒙”两个字。而且，其他法老也会用自己的名字取代纪念碑或雕像上的真实祖先或神话始祖的名字。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自己也是同一个神的化身，就有权利这样做。我还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启新历，也没有创立新的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滑出了椅子，晕了过去。大家手足无措地围住了他。我扶起他来，搀他走进了隔壁的房间，让他躺在沙发上。在我搀起他的时候，他已半醒过来，我永远忘不了他看我的眼神。他虚弱地望着我，好像把我当成了他的父亲。暂不提造成他晕倒的其他原因——毕竟当时的气氛剑拔弩张——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皆是弑父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