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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旅行（第1页）

第九章旅行

1　北非

1920年年初，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将前往突尼斯办事，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我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在3月出发，先到阿尔及尔，又沿海岸线东行，抵达突尼斯，再南行到苏塞（Sousse）。在苏塞，我朋友和我道别，办他的事去了。

我终于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一个非欧洲国家，不使用欧洲的语言，基督教观念并不盛行，居住着不同的种族，人们的脸上印着异域历史传统与哲学的烙印。我常希望能够有机会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一下欧洲人，以完全不同的环境为镜子，看一看欧洲人的样子。我不懂阿拉伯语的确是一种遗憾，为了弥补这一点，我更加留心地观察当地居民和他们的行为举止。我常去一家阿拉伯咖啡馆，一坐就是几小时，听人们谈话，尽管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不过，我仔细观察人们的手势，尤其关注他们的感情流露。我注意到，他们与欧洲人交谈时，手势会有微妙的变化。我因此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也了解了离开自己地盘的白种人是什么处境。

欧洲人认为东方人冷静而又淡漠，我却觉得那是一种面具，我感到面具的后面有一种难以解释的不安和躁动。奇怪的是，一踏上摩尔人的土地，我便莫名其妙地被一种印象吸引了，我一直想，这儿的土地有股怪味。这是一股血腥味，好像泥土中浸透了鲜血。我蓦地想到，这片狭长的土地已经经历过三种文明的冲击：迦太基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技术时代会对伊斯兰教产生何种影响，要留到来日再判断。

离开苏塞以后，我向南行至斯法克斯（Sfax），又从那里进入撒哈拉沙漠，来到绿洲里的城市托泽尔（Tozeur）。城市坐落在轻缓的高地之上，位于高原的边缘，高原脚下，微温的淡盐泉水大量涌出，通过成千条小水渠灌溉了绿洲。茂盛的枣椰树在头顶形成绿荫，下面生长的桃树、杏树和无花果树皆欣欣向荣，果树下有一片苜蓿，绿得不可思议。几只翠鸟像珠宝一样绚丽，轻快地飞过绿丛。绿荫之下相对清凉，有罩着白袍的人在树下徘徊，其中有很多热恋的情侣紧紧拥抱在一起——一看便知是同性间的情谊。我感觉穿越回了古希腊时期。那时候，同性恋是男性社会及以其为基础的城邦制的黏合剂。显然在此地，男人只与男人讲话，女人只与女人讲话。外人能见到的女人很少，她们都像修女一样，戴着厚重的面纱。我也看到过几个不戴面纱的女人。我的翻译告诉我，那些便是妓女。走在大街上，一眼望去，清一色的男人和小孩。

我的翻译证实了我的印象，此地同性恋盛行，其被视为理所当然。他还立即向我求欢。这个热诚的人一定没有注意到，有一些想法如晴空霹雳般震撼了我，给我指明了观察的角度。我感觉仿佛回到了许多世纪以前，那时的世界要天真得多，人们天真如少年，借助于《古兰经》知识，准备摆脱他们源自上古的原始而蒙昧的意识状态，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准备在外力侵入时保护自己，威胁已从北方传来。

这种恬静而古老的生活方式让我沉浸在了遐想之中，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怀表，这是欧洲生活节奏加速的象征。这无疑是悬挂在毫无戒备的众灵魂头顶的乌云。我突然觉得，这些灵魂就像是猎物，虽然看不到猎人，却隐约地感到不安，嗅到了猎人的气息。“猎人”是时间之神，时间的连续仍近乎永恒，他毫不留情地将之切碎，成为天、小时、分和秒。

离开托泽尔，我将前往奈夫塔（a）的绿洲。清早，日出后不久，我和翻译就上路了。我们的坐骑是腿脚灵活的高大骡子，驮着我们走得飞快。临近绿洲之时，迎面过来一位一袭白衣的独骑者。他器宇轩昂，昂首而过，未向我们致意。他骑着一头黑色的骡子，挽具有银质条纹和装饰。他仪态高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肯定没有怀表，更不用说腕表，他明显而又不自觉地保持着此地一贯的风采。他没有欧洲人那几分抹不掉的傻气。的确，欧洲人深信自己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但又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他的手表告诉他，“中世纪”与进步是同义词，它已悄悄降临，并已从他身上永远地夺走了一些东西。他的包袱减轻了，以稳步增加的速度继续着旅程，走向模糊的目标。他以幻影般的胜利，如轮船、火车、飞机和火箭，来补偿失却的重量和随之而来的缺失感。而这一切却夺去了他的延续感，把他载入了另一种速度至上、越来越快的现实中。

我们越是深入撒哈拉沙漠，我越是觉得时间过得缓慢，甚至有时光倒流的错觉。摇曳的热浪更是强化了我如梦如幻的状态，当我们抵达绿洲边缘的第一片棕榈树林和民居时，我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如既往。

翌日清晨，我被旅馆门外陌生的嘈杂噪声吵醒了。旅馆门前有一个很大的开放广场，头天晚上还十分空**，现在却挤满了人、骆驼、骡子和毛驴。骆驼长吁短叹，声调不一，宣泄着它们长久以来的不满，而毛驴则粗腔横调地长鸣不止，与骆驼一应一和。人们都十分兴奋，到处跑动，扯着嗓门喊话，还不时比画着。他们看起来粗鲁而机警。翻译解释说，这天是一个大节日，人们正在庆祝。几个沙漠部落趁夜晚赶来，要为隐士做两天农活。隐士是负责贫困救济的长官，在绿洲里拥有许多田地。人们到这儿来是要开辟一块新土地，并为之修建灌溉水渠。

在广场另一端，突然灰尘弥漫，一面绿旗展开，鼓声大作。几百个身强力壮的人提着篮子和短而宽的锄头列队而行，队首是一个相貌庄严的白胡子老人。老人表现出无可比拟的自在尊严，他俨然已有百岁高龄。他就是隐士，骑着一匹白骡。男人们围着他起舞，击响了小鼓。这一场景充满了狂热的兴奋、嘶哑的高呼声，空中弥漫着尘土和热气。整支队伍狂热而坚定地群簇而过，开入绿洲，犹如奔赴一场战斗。

我小心地保持了一段距离尾随着队伍，翻译也不想鼓励我走近一些，直到我们来到“工作”的目的地。在这里，人们的兴奋有增无减，大家豪迈地击鼓、呼喊。整个工作地点就像一个受到骚扰的蚂蚁窝。一切工作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男人们扛着满装沉重泥土的筐子，踏着鼓点跳起了舞，其他人非常麻利地掘挖土地，开挖沟渠，筑起堤坝。隐士驾着白骡，缓步穿过这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明显是在发号施令，姿态庄严温和，因高龄而略显疲惫。他所到之处，人们便更加忙碌，喊声更高，节奏亦更快了，在这样的背景中，这位圣者安然闲适的姿态显得尤其突出。到了傍晚，人群明显已精疲力竭，人们躺在骆驼旁边，很快就沉入了梦乡。夜里，狗吠声常常此起彼伏，像一场浩大的合唱，之后一切归于完全的沉寂，直到晨光熹微之时，报告祷告时刻的人开始大声祷告——那声音总是会把我彻底弄醒——召唤人们去做晨祷。

这一幕让我有所体悟：这些人跟着感觉走，受到了鼓动而陷入狂热之中。他们的意识一方面负责他们的空间方位感，传递来自外界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内部冲动和情感的刺激。但是，他们的意识并不习惯于思考，自我几乎毫无自主权。这种境况与欧洲人区别不大，但是，我们终究要复杂一些。欧洲人起码具有一定的意志力与明确的目的性。欧洲人所缺少的是生活的张力。

我无意陷入这种原始的魔力之中，但心理上还是受到了感染。在外部则表现为肠炎，多亏了当地的大米汤和甘汞，我几天后就痊愈了。

我头脑中充斥着各种想法，最后又回到了突尼斯。在登船返回法国马赛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觉得这个梦是这一段经历的总结。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一直习惯于同时生活在两个层面里，一是意识层面，它力求理解却又不能，二是无意识层面，它总想表达些什么，但除了梦之外找不到更明确的表达途径。

我梦见我到了一个阿拉伯城市，和其他这类城市别无二致，城里有一个城堡，即所谓的旧城区。城市坐落于广阔的平原之上，有城墙环绕。城墙为方形，有四个城门。

市中心的旧城区有一道很宽的护城河（在现实中的阿拉伯国家并非如此）。有一座木桥跨过河水通向一扇深色的马蹄形大门，门大开着，而我正站在桥头。我很想看看城堡的内部，便迈步上了桥。大约走了一半，有一位英俊、皮肤黝黑的阿拉伯青年迎面向我走来，他颇有王公气派。我认出这位披着白色连帽斗篷的青年正是城堡中的王子。一走到我面前，他就向我发动了攻击，意欲击败我。我们扭打在一起。打着打着，我们撞坏了栏杆。栏杆断开，我们俩都掉进了护城河里，他竭力把我的头按到水中，想要淹死我。不行，我想，这太过分了。于是我也把他的头按到了水中。我虽然这样做，可是心里却为他感到惊叹，但是我毕竟不想被他杀死。我也无意杀死他，只想让他晕过去不再打我。

此时梦中场景转变。他与我一同坐在城堡中心有八角拱顶的大房间里。房间是白色的，非常朴素和典雅。沿着浅色大理石墙摆着低矮的长沙发椅，我面前的地板上平摊着一本打开的书，奶白色的羊皮纸上写着黑色的字，字体华丽。那不是阿拉伯文，我看着倒是更像西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文。我曾见过吐鲁番摩尼教的断简残篇，所以对这种文字感到熟悉。我不懂内容，但我感觉这是“我的书”，是我写的。刚才和我打了一架的青年王子坐在我右手边的地板上。我向他解释说，既然我打败了他，那么他必须读这本书。但是他拒绝了。我用胳膊圈住他的肩膀，以一种父亲般的慈祥和耐心强迫他读这本书。我知道这非常必要，最后他便屈服了。

这个梦里的阿拉伯青年，是那个骑骡遇到我们却没有致意的骄傲的阿拉伯人的替身。作为旧城区的居民，他是自性的化身，抑或是自性的信使和使者。因为他所居住的旧城区是一个完美的曼荼罗：城堡由方形城墙围绕，四面各有一个大门。他企图杀死我，这回应了雅各与天使搏斗的母题。他就像——用《圣经》的语言说——主派出的天使，上帝的使者，他想要杀死人类，因为他不认识他们。

实际上，天使本是我创造出来的。但是，他只懂得天使的道理，对人类则一无所知。所以，他初见我时与我为敌，但是我没有让步，反抗了他。在梦的后半部分，我成了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脚边，被迫读书以理解我的思想，或者不如说——学习理解人类。

显然，同阿拉伯文化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从不反思的人，比我们更加接近生活。他们情绪化的本性强烈地暗示了我们身上的历史积淀，那些我们才刚刚克服、跨越了的积淀，或者只是我们认为已经克服了的积淀。这很像童年，我们想象自己摆脱了它，但是稍有挑拨，我们马上就会产生崭新的挫败感。的确，对进步的狂热使我们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我们对未来的幻想越发幼稚，逃离过去的愿望亦越发强烈。

另一方面，童年还有一种特性，便是由于其天真和无意识，它能比成年期更完整地勾勒出自性的形象，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人的纯洁的自性化过程。因此，儿童的和原始的眼光会唤起成年人、文明人心中的某些憧憬——这种憧憬与人格中未被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有关。为了建立适应环境的人格面具，那一部分人格被从全局中抹去了。

在前往非洲旅行，寻找欧洲氛围外的角度去观察心灵的举动之下，我亦希望在无意识中找到自己因身为欧洲人的影响和压力而消失于无形的那部分人格。这一部分人格无意识中站在了我的对立面，而我也的确试图去镇压它。按照它的本性来说，它想要让我变得无意识（将我按到水下）以杀死我。但是，我的目标是通过自省使它变得更有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过渡方式。阿拉伯人黝黑的脸色表示他是一个“阴影”，但不是一个人的阴影，而是种族的阴影，他与我的人格面具无关，却关乎我的人格完整性，即自性。作为旧城区的统治者，他一定是自性的一种阴影。以理性主义为主流的欧洲人发现许多关于人类的东西都很陌生，他还引以为豪，却不知道他的理性是以牺牲生命力为代价的，而他人格的原始部分，却因此被贬入了暗无天日的境地。

这个梦揭示了北非之行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首先，我的欧洲意识可能会无意中遭到无意识心灵的强烈袭击，这是我所遇到的危险。从意识上说，我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相反，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优越，因为我每走一步都会想到欧洲精神，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本身是欧洲人，对那些与自己的组成不同的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成见，且将自己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是，我心中存在的无意识力量让我措手不及，它们如此强烈地从陌生人身上体现出来，造成了激烈的冲突。梦用蓄意谋杀象征了这一冲突。

我当时并未分辨出这些干扰的真正性质，直到若干年后，我在热带的非洲逗留时才恍然大悟。事实上，它是“从心里变黑”的第一丝迹象，这种精神危险威胁着客居非洲、漂泊无根的欧洲人，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危险的紧迫程度。“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荷尔德林的这句话。救渡即指我们能够借助警示性的梦，使无意识的欲望上升到意识层面。这些梦表明，我们身上有某种东西，不仅不消极地臣服于无意识的影响，还会迫切地迎上，让自己与阴影同一化。正如童年记忆会突然占据意识，其伴着极为生动的情感，让我们感觉时光倒转，好像回到了原来的情境之中。这种陌生而迥异的阿拉伯环境便唤醒了一种原本众所周知，却被忘得一干二净的史前史的原型记忆。我们应铭记被过度泛滥的文明掩盖的一种生活可能性，它仍存在于某些地方。如果我们想天真地重温这种生活，便会退回原始野蛮的状态。因此，我们宁愿忘记它。但是，这种生活可能性可能会以冲突的形式重新出现，此时我们就得用意识接纳它，对比检验这两种可能：我们当下的生活和我们已经遗忘的生活。因为，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已被我们遗失的可能是不会再度涌现的。在活跃的心灵结构中，没有一个部分仅遵从机械的规则，每一部分都要适应整体的架构，与整体相联系。也就是说，心灵有其目的，也有一番意义。但是，意识没有整体观，通常理解不了这番意义。因此，我们只能暂时满足于注意这种现象，寄希望于将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揭示我们与自性的阴影相冲突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我当时对这一原型性经历的本质连一点儿模糊的概念也没有，对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则知道得更少。不过，尽管我并未完全理解这个梦的含义，它却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徘徊，同时我强烈地期待着下一次重访非洲的机会。这个愿望五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2　美国：普韦布洛印第安人

（未发表手稿片段）

为了使用批评的杠杆，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外部的支点。在心理学中尤其如此，比起其他科学，心理学素材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会更多地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从外部观察我们的国家，我们怎么能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特色呢？从外部观察，指的是从另外一个国家的视角来观察。为此，我们必须获取关于外国集体性心灵的充足知识，而在这个吸收同化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不相容的东西，包括民族偏见和民族特色。但凡他人使我们恼怒的地方，都会让我们了解自己。作为瑞士人，在我发现自己不适应英国的时候，方才了解了英国。作为欧洲人，在我发现自己无法融入世界的时候，才了解欧洲和我们的弊病。我通过与美国人交往，通过美国旅行的经历，才获得了对欧洲特性的深刻洞察。在我看来，对一个欧洲人来说，最有效的莫过于时不时地在摩天大楼之上俯瞰欧洲。我第一次在遥远的撒哈拉沙漠远观欧洲景象。撒哈拉有一种文明的氛围，其与我们的关系，多少类似于古罗马与现代的关系，我开始意识到，就连在美国，我也依然囿于白种人的文化意识之中。于是我有了一个愿望，通过退回一种更低水平的文化来进一步进行历史比较。

接下来的一次旅行我去了美国，和一群美国朋友前去访问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即建造城市的普韦布洛人。“城市”一词用在此处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他们建造的不过是小村庄罢了。不过，他们拥挤的房子一个挨着一个，连同他们的语言和整个风俗，都颇有“城市”的意味。在那里，我第一次有幸和一个非欧洲人及非白种人谈话。他是陶斯（Taos）普韦布洛人的首领，年龄在40～50岁，很有智慧。他名叫奥奇维艾·比昂诺（OchwiayBiano，意为“山地湖泊”）。和他交谈比和欧洲人谈话还要顺畅。当然，他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正如欧洲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但是欧洲人的世界算什么！和欧洲人交谈的时候，我经常会陷入河口沙洲，那些事物人们早已熟悉，却从未理解过。但与这位印第安人交谈时，船只却能够自由地驶向深沉而陌生的大海。随后，我们不知道何种情境更令人欢喜：是发现新的领域，或是温故而知新。

“你看，”奥奇维艾·比昂诺说，“白种人个个面目狰狞。他们嘴唇薄，鼻子尖，脸上因皱纹而坑坑洼洼、扭曲变形。他们的眼睛直勾勾的，总是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寻找什么呢？白种人每时每刻都有欲求，他们总是心神不宁，得不到满足。我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不理解他们。我们觉得他们疯了。”

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白种人都疯了。

“他们说他们用脑袋思考。”他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