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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论死后的生活（第1页）

第十一章论死后的生活

我必须讲一讲关于冥世以及死后生活的事情，这些事全部由我的回忆、生活的表象和冲击性的思想组成。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回忆也是我的著作的基础，因为我的著作基本上在尝试回答“现世”和“冥世”相互作用的问题，并不断推翻重建。不过，我迄今没有专门写过死后的生活，因为写作必须能够引文佐证我的观点，但我却找不到相应的资料。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在此将我的观点陈述一番。

即使是现在，我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讲一段故事——“编一则神话”。也许，人只有在接近死亡的时候，才能够无所顾忌地谈论它。这并不是说，我希望死后仍保有一种生活。实际上，我是不愿意那样想的。然而，虽然我并无这种意愿，也无相应作为，但是为了尊重事实，我必须坦白，死后生活的念头在我心中萦绕不去。我不敢说这些念头是对是错，但是我知道它们是存在的，而且如果我不因偏见而压抑这种想法，是可以将其表达出来的。偏见常常减弱和损害心灵生活的丰满面貌；何况，我对心灵生活所知甚少，故而觉得自己无法用更高级的知识正确地加以陈述。批判理性主义不仅扬弃了许多其他的神话概念，甚至连冥世的概念都丢弃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在于，如今的大多数人将自己排他地等同于他们的意识，并假定他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凡是稍具心理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了解是相当有限的。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它们自称能回答一切。但是，大量被我们现有的有限知识斥为不可能的事情，或许都会在将来被发现。我们的时空概念仅仅是近似于真实，也就是说，它很可能有着细微或悬殊的偏差。有鉴于此，我曾留意倾听有关灵魂的离奇的神话，并仔细观察我遇到的各种事件——不论它们是否符合我的理论假设。

很不幸，现代人忽视了神话的一面。人们不再能创作寓言，也因此失去了很多。因为谈论费解的事情既重要而又颇有助益。这样的谈话就好像是我们坐在壁炉边，叼着烟斗讲一个有趣的鬼故事那样。

我们当然不知道关于冥界的神话故事的真正含义，以及它们背后的现实是怎样的。这些故事将人的形象投射于鬼神，但除这一毋庸置疑的价值外，我们拿不准它们是否还有可以确定之处。所以请务必铭记，对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事物，我们是不可能对其下定论的。

很难设想有一个运转规则截然不同的世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特定的世界里，在其影响下形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建立了我们基本的心理状态。我们深囿于一个固有体系之中，我们的整个身心和思维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难解难分。可以确定的是，神话的人需要某种“无拘无束”，但科学的人不允许有这种观念。理性认为一切神话创作都是想入非非；但是感性却觉得，它们是一种治愈性的、有益的举动——它能赋予生活一种魅力，让我们欲拒不能。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它。

超心理学认为，死者显灵——作为鬼魂出现或通过灵媒现身——并且传达一些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事，便是死后仍有生活的科学证据。但是，即使这类例子确实有充分的证据，也还存在问题：鬼魂或者灵媒的声音是死去的某个人，还是一种精神投射？而它们传达的事情，是真的来自死者，还是来自无意识中可能存在的知识呢？[1]

姑且不说这些事是否确实存在的理性争辩，我们不能忘记，对大多数人来说，假定他们的生活不终结于现世，而是无限地延续下去，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他们会活得更感性，感觉更为良好，生活也更为平和。一个人拥有千百年的时间，拥有一段长得惊人的时间可自由支配。那么，又何必为无谓的东奔西走呢？

当然，这种推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有的人就不渴望永恒，一想到要坐在云彩上弹上一万年竖琴，他就会吓得哆嗦。也有少数人命途多舛，或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厌倦，他们就更倾向于到此为止。但是大部分时候，追求长生不老才是人们渴望的事情，而且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我们必须努力找到一种视角。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寻找呢？

我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借助于无意识提供的线索——比如梦。但我们通常会摒弃这些线索，因为我们相信这类问题是无解的。这种怀疑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建议做如下考虑：如果存在不可知的事物，我们便有必要放弃其作为智识问题的一面。例如，我并不知道宇宙的起源，以后也不可能知道。因此，其作为一个科学或智识问题必然会被我放弃。但是，如果我借由某种途径——梦或神话传说——获得了一种相关的见解，我就应该予以注意。我甚至应该基于这些启示提出设想，即使我明知它是无法被证实的，即使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假设。

一个人能够说，他已尽最大努力去构建关于死后生活的设想，并为之创造一些意象——即使他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不做尝试是一种重大损失，因为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人类自古已有之，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问题，其是一个富含神秘的生命力的原型，伺机加入我们的个人生活，使我们的个人生活臻于完整。理性给我们划定了过于狭窄的边界，只允许我们接受——连这种接受也是有限制的——已知的事物，并生活在已知的框架之中，就好像我们能够知道生命的确切长度似的。事实上，日复一日，我们的生活都远远超出意识的边界。不知不觉之间，无意识的生活正在我们心中进行。批判理性的管制越多，生活就越贫乏；而留意到的无意识和神话越多，生活就越完整。被高估的理性与政治上的独裁有共同之处：它的统治使个人贫穷。

无意识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向我们传达信息并给出形象的暗示。它还有办法向我们传达凭借逻辑无法知道的事情。试想那些共时性现象以及预感和梦境成真的事件。我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柏林根回家途中的一次经历。我带着一本书，但是读不进去，因为火车出发的一瞬间，一个有人溺水的意象占据了我的头脑，那是我服兵役期间遇到的一次事故。整个旅途中我都没能摆脱它。我觉得十分蹊跷，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吗？”

我在埃伦巴赫下车，又步行回到家里，这段回忆一直困扰着我。我次女的孩子们正在花园里。他们一家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战乱，我们从巴黎搬回了瑞士。孩子们站着，显得闷闷不乐，于是我问：“欸，你们怎么啦？”孩子们告诉我，最小的弟弟艾德里安刚才掉进船库的水里了。那水很深，他又不太会游水，差点儿淹死。是他的哥哥把他捞了上来。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正是我在火车里陷于那段记忆的时候，这是无意识给我的一个提示。那么在其他事情上，无意识又怎会不给我以提示呢？

我妻子娘家的一个亲戚去世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我梦见我妻子的床是一个石砌的深穴。那是一座坟墓，颇有几分古典时代的风格。接着我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似乎有人快要咽气了。一个酷似我妻子的人影在墓穴之中坐了起来，向上浮起。此人身穿一件织有奇怪黑色符号的白色长袍。我惊醒了，这也吵醒了我的妻子，我看了一眼时间——时值半夜三点。这个梦太奇怪了，我立即想到，它可能预示着有人要死了。早上七点，噩耗传来，我妻子的一个堂姐在凌晨三点去世了。

预示经常出现，但人们很难辨认当事人是谁。有一次我梦见我正在参加一个花园聚会。我在那里见到了我姐姐，这很令我惊讶，因为她几年前就去世了。我的一位已故的朋友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其余的人都还在世。旋即，我看见一位熟悉的女士陪着我姐姐。甚至还在梦中，我就得出结论，这位女士将不久于人世。“她已经被标记了。”我想。在梦中，我很清楚她是谁。我还知道她居住在巴塞尔。可是醒来以后，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她是谁了，虽然整个梦依然历历在目。我逐一回想我在巴塞尔的熟人，看看记忆中的形象能不能对上号，但都对不上！

几个星期之后，我得到消息，我的一位朋友遇到事故去世了。我立刻明白过来她就是我的梦中之人，虽然之前我一直未能认出她。关于她的记忆十分清晰、历历在目，因为她在死前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曾是我的病人。但是，在我努力回忆梦中之人时，我想象出的一串巴塞尔熟人的肖像中，唯独她没有出现，虽然按理说她的肖像理应在最开始便出现。

如果一个人有类似经历——我稍后会讲述类似的经历——那么这个人便在某些方面对无意识的潜力和艺术怀有敬意。但是，他也必须保持批判性，能意识到与无意识进行的沟通可能具有主观性。它可能符合现实，也可能不符合。不过，我已发现自己依据这些来自无意识的启示，能够产生极有益的思想。当然，我不是想就之写一本启示录，可我得承认，有一种“神话学”鼓励我更深入地探索这整个领域。神话是科学最早的形式。当我谈论死后诸事时，谈的是内在的启示，而且无非就是与你谈论有关的梦和神话。

当然，可能有人从一开始就争辩道，涉及死后的生命延续的神话和梦，都不过是我们天性中固有的、补偿性的幻想——一切生命都渴望永生。为回答此问题我能引用的唯一论据便是这种神话学本身。

有许多迹象表明，心灵至少有一部分不受时空法则的支配。J。B。莱因（J。B。Rhine）的著名实验为此提供了科学证明[2]。除了许多自发性预知、非空间知觉等案例——在这些方面我是用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的——这些实验还证明，心灵时常在时空的因果律之外运行。这就说明，我们的时空观念和因果观念都是不完备的，世界的完备图景仍需要增加另一个维度。只有这样，完整的现象才能得到系统的解释。理性主义者至今坚持认为，超心理体验并非真正存在，因为他们的世界观的成立与坍塌都基于这一认识。若超心理现象真的发生，理性主义者的宇宙图景就失效了，因为它不够完备。这样一来，便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重要的事实，它藏在现象世界背后，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的世界，包括它的时间、空间和因果，都与它背后或外表下的另一种事物的秩序有所联系。在该种秩序中，“远近”和“早晚”都不再要紧。我也一直相信，我们的心灵生活，起码有一部分的时空性质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似乎与离意识的距离成正比，直到达到一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绝对境界。

不仅有我自己的梦，偶尔也会有别人的梦，塑造、修正和确认我对死后生活的看法。我尤其看重我的一名学生的一个梦，她已年过六旬，该梦发生于她去世前两个月。她在梦中进入了冥界，梦中她正在上课，她的许多已故的女友都坐在前排长凳上。整个气氛充满了期待。她四顾寻觅老师，但是找不到。然后她发现自己就是老师，因为刚刚死去的人必须报告自己全部的生活经历。死人对于新死之人讲述的生活经历非常有兴趣，就好像在尘世时空里的活动、经历都十分关键似的。

不管怎么说，这个梦描述了尘世难寻的甚至不平常的听众：他们对人生的终极心理结果有着热烈的兴趣——按照我们的想法，那些结果毫无非凡之处，可以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很有限。然而，如果“听众”们以一种相对的非时间状态存在，在其中，“终结”“事件”“发展”都成了不可靠的概念，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对自己的情况中所缺乏的东西很感兴趣。

在做这个梦的那段时间，这位女士非常惧怕死亡，竭尽全力驱赶关于死亡的念头。但对日益衰老的人来说，死亡又是举足轻重的。老年人需要面对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而且必须予以回答。为此，他应该有一则关于死亡的神话，因为理性告诉他的只能是他将被埋入漆黑的坟墓。而神话可以为他创造出其他的意象，为他勾勒出冥界灵生的图景，既有益而又丰富多彩。如果他相信这些神话，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并欢迎这些神话，那么他便会像那些不信神话的人一样过于绝对了。但是，有的人正绝望地走向虚无，有的人则相信神话原型，沿着生命的道路前进，并在死后也依然活着。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无法确证，但是，有一类人违背了本能，另一类人则依从了本能。

无意识中的形象也是信息不全的，故需要由人进行加工，与意识相联系，以获得信息。我刚开始研究无意识时，与莎乐美和伊利亚的形象多有纠缠。不久之后，他们消退了，又过了大约两年，他们再次出现。令我十分惊奇的是，他们丝毫没有变化，他们的言行举止就好像两年之中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而实际上，我的生活中发生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我必须从头开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并加以解释。当时，我对这一情况大感诧异。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这样：两年间，这两个形象潜藏在无意识里，将自己隐匿了起来——我也可以说，他们处于一种非时间状态中。他们与自我及自我状态的变化失去了联系，因此，他们对意识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我很早就知道，我必须指导自行解释无意识中的形象，还有那群难以区分的“已故者的灵魂”。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一点，是在1911年，当时我正同一位朋友骑自行车穿越意大利北部。回家的路上，我们从帕维亚（Pavia）骑行至阿罗纳（Arona），在马焦雷湖（LakeMaggiore）的下游湖畔过夜。我们原想沿湖乘汽车穿过泰辛（Tessin）抵达法伊多（Faido），再从那里乘火车回苏黎世。但是，在阿罗纳，我做的一个梦扰乱了我们的计划。

在梦中，我正参加一个近代名人鬼魂的集会；这种感觉很像1944年的黑岩寺视象，我参与的“显赫祖先”的聚会。谈话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一位戴着长长的、卷曲的假发的绅士跟我讲话，问了我一个很难的问题，但醒来以后我就想不起是关于什么的问题了。我能听懂他的话，但是对拉丁文的掌握程度却不足以回答他的问题。我感觉非常羞愧，这种情绪使我从梦中醒来。

醒来的一瞬间，我立即想到了我正在著写《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再次为那个答不出的问题而感到非常自卑，于是我立即乘火车回家，想要继续工作。我不能再继续骑自行车旅行，浪费三天光阴。我必须工作，我要找到答案。

直到多年后，我才理解了这个梦和我的反应。那位戴假发的绅士是一个祖先的灵魂或者死者的灵魂，他向我提问实在是——白费力气！问这个问题为时过早，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我隐约觉得，只要我努力写书，便可以回答它。提问的人就好像是我精神上的祖先，希望并期盼着得知他们在世时没能弄明白的事情，因为答案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才首度建立起来。如果问题和答案永远是现成的，总是唾手可得，那么我便无须再做努力，答案可能早在之前的某个世纪中已被发现了。的确，自然界中似乎有着无限多的知识，但是，只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意识才能理解它们。想来这个过程就像个体心灵的发展一样：一个人可能在很多年里对某一事物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却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恍然大悟。

后来，我在写《向死者的七次布道》的时候，死者又向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他们——如他们所说的——“自耶路撒冷归来，他们想要的在那儿未能如愿以偿”。这在当时颇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按照传统观点，死者拥有很多知识。人们都认为死者比我们知道的多很多，因为基督教教义告诉我们，死后我们将会“坦诚相见”。然而，似乎死者的灵魂只“知道”临死时所知道的那些事，而不会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他们才努力混迹于尘世，想要分享人们的知识。我时常有一种感觉，他们就站在我们身后，等着我们给他们答复、给命运交代。我觉得，他们依赖于活着的人帮他们找出问题的答案，依赖于那些活得比他们长、还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的人。似乎他们并不具有无限的知识——或者我更倾向于称为无限的意识——无限的意识只能注入活人的心灵，即与肉体结合的灵魂。因此，活人的头脑似乎至少在一点上要比死者的优越——获得清晰而确定的认识的能力。我认为，具有时间和空间概念的三维世界像一个坐标系；而在无时空概念的世界里，一件事物同时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纵坐标和横坐标上，就像一个具有许多侧面的原始意象，或者围绕着某个原型的千头万绪的概念。不过，如果想对离散的事物加以分辨，那么坐标系便是必需的。而在一种广泛的全知状态下，或在一种无时空界限的、无主体的意识之中，则不需考虑划分坐标系的举动。认知与坐标系一样，都需要一个参照系，好比远近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

如果死后仍有意识存在，我认为这种存在会在人类所达到的意识水平上延续下去，而意识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一个可变的上限。许多人穷尽一生，直到临死时都未能实现他们自己的潜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落后于其他人在一生中所获得的知识。所以他们死后也需要寻求有生之年未能得到的认识。

这一结论是通过观察涉及死者的梦而得出的。有一次，我梦见前去访问一个两周前逝去的朋友。这位朋友生前只接受一种传统的世界观，而且顽固不化，从不反省。在梦中，他家在一座小山上，类似于巴塞尔附近的图林格山（TüllingerHill）。一座古老城堡的围墙围成了一个广场，内有一座小教堂和一些其他的小型建筑。这令我想起拉伯斯维尔城堡（CastleofRapperswil）前面的广场。时值秋季，古树的叶子已变得金黄，柔和的阳光更使整个景致多姿多彩。我的朋友和他女儿坐在桌旁，他女儿曾在苏黎世学习过心理学。我知道她正在给她父亲讲心理学。他被她的话吸引，因而只是随意一抬手向我致意，似乎是对一位很熟悉的人表示：“请勿打搅。”这种致意同时也是辞别。这个梦用一种令我费解的方式，告诉我现在他需要理解他将精神长存这一现实，这是他在世的时候所未能做到的。

关于人死后灵魂的进步，我还有一次体验——在我妻子死后大约一年。有一天晚上，我忽然醒来，我方才梦见和她一起待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整整一天都和她在一起。她正在那里全心全意地研究圣杯。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死时仍没有完成这一项研究。在主观层面上的解释——我的阿尼玛尚未完成她的任务——让人兴味索然。我很清楚自己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想到我的妻子死后还在继续努力进一步发展她的精神——不论这种念头是怎么来的——都令我觉得意义非凡，并在某种程度上令我欣慰。

当然，这类观点是不准确的，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就像将三维的形体投影到一个平面上；或者相反，就像从一个三维的形体出发去设计四维的模型。它们都采用了三维世界的术语来向我们表达自己。数学不惜劳苦地创造出一种纯粹从理论层面即可理解的关系表达式。类似地，训练有素的想象力从无形中创造出意象也是非常重要的，或是通过逻辑法则，或是建立在经验资料之上，即以梦作为依据。所用的方法则被我称为“必要条件陈述法”。它表现了在梦的分析中的扩充原则，不过，用简单整数所隐含的陈述能最容易地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