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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前言

他审视着自己的灵魂，

以望远镜。它看似

全无规律，却在他眼中

显现为美丽的星群；他亦

为意识添加了世间

一个不为人知的领域。

——柯勒律治《笔记本》[1]

写这本书的设想萌生于1956年的夏天，也是爱诺思会议在阿斯科纳召开的时候。在那里，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在与来自苏黎世的朋友们交谈时，表达了他想让纽约万神殿书局出版一部卡尔·荣格传记的意向。而荣格的一位助手，乔兰德·雅克比博士，便提议由我来主持传记的编写。

我们都明白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完成——众所周知，荣格一向反感将私生活公之于众。事实上，他确实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同意出版这本传记。不过一旦同意，他便每周安排一整个下午，专门与我一起写传记。就他日常工作的压力，以及因年过八旬而极易疲劳的身体状况而言，这些时间已是很多了。

从1957年春季动笔时开始，这本书便被设想为一部“自传”而非“传记”，由荣格本人作为叙述者。这个设想决定了书的构架，而我的任务则基本是提问和记录。一开始，荣格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但他很快就对这件事燃起了热情。他开始越来越有兴致地讲他的故事、成长经历、梦和见解。

同年年末，荣格对协力合作的积极态度促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进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动**后，荣格源于童年、之后长期潜藏的一些内在意象渐渐浮现。他发觉这些意象与他晚年作品中的一些思想有所关联，却又无法准确把握其中联系。一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想亲自执笔童年回忆的部分。彼时，他已向我讲述过很多关于早年的记忆了，不过仍有错漏之处。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又出人意料的决定，因为我知道这项写作对荣格而言会多耗费精力。以他的高龄来说，除非打心里觉得这是一项内心的使命，否则他是绝不会接手这类事务的。这样一来，即从荣格本人的精神生活的角度，证明了本书是一部“自传”。

不久之后，我记录下了荣格的一句话：“我的每一本书都与命运息息相关。每一次写作过程中总会有不可预测的事件出现，我无法给自己预设一个什么章程。如今这部‘自传’，也与我最初的设想截然不同。写下早年的回忆，于我而言已成了一件每日必行的事情。一日不写，身体就会感到不适。而只要提起笔，不适感便**然无存，头脑也会异常清晰。”

1958年4月，荣格完成了自传的童年时代、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共三章内容，最初被他称为“重要的早期经验”。第三章叙述截至1900年他完成医科学业。

不过，荣格对这部传记做出的直接贡献并不仅限于上述章节。1959年1月，他住在柏林根的乡间住所，每个早上都用来校对选定章节，本书也在那时修改成文。当校完“论死后的生活”一章时，他对我说：“我内在的某样东西被触动了。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我必须写下来。”于是“晚年思想”一章应运而生，这一章讲述了他最核心的，可能也是意义最深远的信仰。

这一年的夏季，荣格在柏林根写了“肯尼亚和乌干达”一节。而“美国：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一节则取自一篇未发表的未完成手稿，论及原始宗教心理学的一般问题。

在完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与无意识的面质”这两章时，我参考了1925年一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荣格第一次讲述他的内在发展历程便是在该研讨会上。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一章的内容则基于1956年荣格与一位年轻的助理医生的谈话记录。这位助理医生来自伯格尔兹尼的苏黎世精神病院，当时荣格的孙子也在该院当精神病医生。谈话地点是荣格在库斯纳赫特的一处住所。

荣格通读过本书的原稿，并予以了肯定。间或他会订正几个段落，或添加一些新材料。反过来，我也会用我们的谈话记录来补充他自己写的章节，扩充其中过于晦涩的隐喻，再删去重复的部分。本书越是向前推进，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就越是趋向于融合。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产生即决定了其内容。谈话和随机的讲述难免带有随意性，随意的格调便贯穿了整部自传。所有章节都像是灵光一闪，匆匆阐述了荣格的人生和工作中的某些外在经历。不过作为补偿，这些章节传递了荣格智慧世界的气场，以及一个视心灵为深刻现实者的经验。我常向荣格询问这些外部事件的具体资料，却徒劳无获。他只记得他生活经验的精神实质，并且似乎也只有精神实质值得他讲述。

比文本梳理的困难更为要紧的，是固有的、更私人化的障碍。1957年下半年，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来函邀请荣格写一写青年时代的记忆，他在回信上曾提及这一障碍。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