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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学时代（第1页）

第二章中学时代

11岁对我有别样的意义，因为那年我被送进了巴塞尔的高级中学。于是，我告别了我的乡下玩伴，真正地步入了“上流社会”。那儿有远比我的父亲更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住着宽敞的豪宅，乘着昂贵的马车，驾着俊美的马儿，讲着高雅的德语与法语。他们的儿子——衣饰得体、风度翩翩、拥有花不完的零用钱——如今成了我的同学。他们大方谈论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见闻，这令我极大地震惊了，暗暗妒忌得要命。他们曾经登上过苏黎世周围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还去过海边——这令我瞠目结舌。我凝视着他们，他们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触不可及、光芒万丈、白雪皑皑的山峰，来自遥远的、不可思议的大海。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来自一个多么贫穷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寒的乡下牧师，而我则是乡下牧师的一个穷酸的儿子，我的鞋子破了洞，雨天我就得穿着湿袜子坐在学校里——一连六个钟头。我开始用不同的目光看我的父母，开始理解他们的忧虑和烦恼。我尤其同情我的父亲——很奇怪，我对母亲的同情要少得多。我总觉得母亲是我的双亲中更强势的那一个。然而，每当父亲发火时，我却总是站在母亲这一边。这种必须明确表态的情形对我的性格形成颇为不利。为了不让自己困在父母的冲突里，我不得不充当一名高级的仲裁人，不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得对我的父母做出审判。这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妄自尊大起来；我原本就不稳定的自信心，在某些方面增加了，也在某些方面减少了。

在我9岁的时候，我的母亲生了一个女儿。父亲的激动与喜悦溢于言表。“今晚，你有了一个小妹妹”，他对我说，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母亲的卧床时间的确比以往更多了，但是我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因为我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卧床不起都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软弱。父亲把我领到母亲的床边，她则抱着一个长得极为扫兴的小东西——她的脸庞红通通的、皱成一团，就像一个老人；她的眼睛紧闭着，我想她大概像刚出生的小狗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吧。他们还给我看她背上的几根长长的红毛——莫非她曾是一只猴子来着？我震惊了，不知道该作何感想。难道新生儿都长这样？他们语焉不详地讲着鹳鸟送子的故事，理论上婴儿都是鹳鸟送来的。那么，成窝的小狗和小猫是怎么来的呢？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才能凑够一整窝呢？还有，奶牛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无法想象鹳鸟的喙能叼得住一头小牛犊。何况，我听农夫们说过母牛产犊的事，牛犊并不是鹳鸟送来的啊。这个故事显然又是一个谎言，我的父母总是哄骗我。我非常确定，我的母亲一定又做了一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降生使我隐隐有一种不信任感，这令我的好奇心更强了，观察力也更敏锐了。随后，我母亲的古怪举动证实了我的猜测，一定有一些令人抱憾的事情伴随着这次生产发生了。除此以外，这一事件并不曾让我挂怀，不过，它很可能对我12岁时的一段经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的母亲有个烦人的习惯，在我受到邀请准备出门做客的时候，她一定要在我后面喊出种种令我难堪的话。当我受邀外出时，我不仅会穿上我最体面的衣服、擦得锃亮的皮鞋，我也会体会到我的意志与公众形象的尊严。因此，倘若满大街的人都能听见我的母亲追在我身后喊那些不体面的话，那我真是颜面无存了——“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记得擦鼻涕——你带手帕了吗？你洗手了吗？”等。这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当我小心翼翼、怀着一颗自尊与虚荣的心，想要尽量表现出一个完美无瑕的形象时，这种与我的自负相伴而生的自卑，却被迫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这些场合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在去做客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很重要、很有尊严，就好像在平日里穿上了礼拜日的服装一样。然而，当我看见我将要拜访的房子时，这种感觉就灰飞烟灭了。这时，主人家的庄严与权势便扑面而来，将我压倒。他们令我畏惧，而我是那么卑微，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我便怀着这种感觉按下了门铃。房子里响起了叮当声，我听在耳朵里，觉得好像丧钟一般。我感到羞怯，惶惶如丧家之犬。我的母亲为我做的准备越是周全，事情就越糟。门铃声仿佛敲在了我的心上：“我的鞋子非常肮脏，手也没有洗；我忘了带手帕，我的脖子上全是泥垢。”出于逆反心理，我故意不转达父母的问候，我的举止也变得异常羞涩和固执。如果情况糟糕透了，我便会想起我藏在阁楼上的秘密宝贝，这会使我重新镇静下来。在我孤立而绝望的时候，我就变成“另一个人”，他拥有神圣的秘密、黑色的石头和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戴着高帽的小人儿。

我已想不起来，童年的我是否曾尝试把这几个因素联系起来——耶稣，穿着黑色长袍的耶稣会会士，站在坟墓旁边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戴着高帽的人，草地中央如墓穴一般的洞，地底下的阴茎神殿，铅笔盒里的小人。梦见直立的阴茎之神是我的第一个重大秘密，小人则是第二个。然而，我确乎感受到了“灵魂之石”与山坡上的我的石头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直到今天，我已83岁了，在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我仍没有完全解开我童年的心结。它们好比同一个地下茎长出的独立的根，就像无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的驿站。虽然我越来越不可能对主耶稣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从11岁时起，我就对“上帝”这一概念产生了兴趣。我逐渐喜欢上向上帝祈祷，不知为何这种祈祷并不令我感到矛盾，反而令我心满意足。上帝没有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而且，上帝穿的并不是黑色长袍，也不是像主耶稣的图片中那样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与之相反，我听说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准确的上帝的概念。诚然，他应该很像一个强大威武的老者。然而，有一条令我极其欣赏的戒律，大意是“你们不可使他成为偶像，或任何类似的事物”。因此，人们对待上帝，不能像对待没有“秘密”的主耶稣一样。我渐渐明白，上帝与我在阁楼里的秘密有一些相似之处。

我开始讨厌学校了。上学太耗费时间了，我宁愿把这些时间花在画打仗的画或玩火上。神学课是那种无法形容的枯燥，数学课则让我彻底地恐惧。数学老师声称，代数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是理所应当的，但我却完全不能理解数字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植物，不是动物，也不是化石；我想象不出它们的形象，它们只是通过计算得到的数量。让我更加不解的是，这些数量现在由字符代表着，字符又对应着读音，所以可以说，我们能够听见数量。说来也奇怪，我的同学们都能掌握代数，并理解它们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告诉我数字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甚至无法用语言准确地把我的问题描述出来。令我恐惧的是，我发觉谁也不理解我的困惑。老师向我解释这种将数量声音化的奇特操作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我必须承认他已经竭尽全力了。最终我领悟到，其目的在于获得一种更简略的系统，使得很多个数量也能够用一个简短的公式来表示。但是，这丝毫无法激起我的兴趣。我觉得这门学科简直是蛮不讲理。为什么要用读音来表示数字？人们明明也可以将a理解成苹果树，将b理解成盒子，将x理解成一个问号。a、b、c、x、y、z并不是确定的，就像苹果树一样，它们都不能告诉我任何数字的本质。最让人恼火的东西是如下命题——如果a=b且b=c，那么a=c，但是，根据定义，a与b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既然不同，那么a也就无法等于b了，更不用说等于c了。不过说到等值的问题，比如说a=a、b=b之类的，这是我能够接受的，然而a=b在我看来却是个彻彻底底的谎言或骗局。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讲过的平行线的定义，改口说它们在无穷远处相交时，我也同样恼怒了。我觉得这无异于戏弄乡下人的愚蠢把戏，我是不能也不会参与其中的。我的理智与道德都在与这种反复无常斗争着，数学的无常和善变使我永远都不能理解它。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顽固的感觉，如果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轻描淡写地接受了a=b、太阳=月亮、狗=猫这类定理，那么数学就会愚弄我一辈子——只有到了耄耋之年，我才可能醒过神来。我一辈子都没有想明白，虽然我毫无疑问是能够正确进行运算的，但我为什么始终未能在数学里找出个头绪呢？我尤其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在道德上质疑数学。

若要理解一个方程式，我只能替换掉方程式中的字母，代入特定的数值，再通过实际运算来进行验证。随着数学课的进阶，我凭借抄录那些不知所云的代数公式，记忆黑板上的字母组合，多少是能够跟上进度的。我渐渐不再能通过替换数值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时不时地说道，“在这儿我们加上某某表达式”，然后他便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潦草的字母。我不知道这些字母的来龙去脉，也不理解老师为何要写下它们——我所知道的唯一原因就是，写下这几个字母能使运算得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结果。我因不理解而惶惶不安，不敢提任何问题。

数学课完全变成了我的噩梦与折磨。其他课程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多亏了我良好的视觉记忆，我得以长期在数学课上蒙混过关，甚至每每得高分。然而，我对失败的恐惧和面对广阔世界时萌生的渺小感不仅令我厌恶，还让我感到一种无言的绝望，这彻底毁掉了我的中学时代。还有，我以能力不足为由，免修了绘画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因为我因此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是一个新的挫败，因为我多少有点儿绘画天赋，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天赋是建立在我的感受之上的。我只能画那些激发了我想象力的东西。但是，我却被迫临摹眼睛暗淡无神的希腊神祇，我当然画不好，而老师显然认为我应该临摹某种更贴近自然的东西，于是把一幅山羊的头像摆在了我的面前。那次作业我完全搞砸了，我的绘画课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除了数学与绘画，我还有第三个挫败——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体操。我不能容忍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动作。我上学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练习无用且愚蠢的杂技。不仅如此，由于我早年的疾病，我对自己的体能很没有自信，这种胆怯直到很久之后才被克服。这种胆怯还演变成了一种对世界及其可能性的不信任。当然，我眼中的世界美丽而令人喜爱，但是它同时也充满了混沌与无法掌控的风险。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想知道，我能依靠什么？我能把自己托付给谁呢？这也许与我曾被我的母亲抛弃过几个月有关吧。当我得了神经性昏厥——我稍后将详细讲述——以后，医生便禁止我练体操了，这很合我的意。我摆脱了体操课的负担，但是也承受了又一个挫败。

我并没有将多出来的时间全用来玩耍。这些时间使我多少能够更自由地沉溺在我对阅读的强烈渴望中，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我能找得到的每一页印刷品。

我的12岁是决定性的一年，时值1887年的初夏。有一天，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候一个和我同路回家的同学。那时正是中午12点，上午的课已经结束了。突然，一个男孩撞了我一下，我便失去了重心。我摔倒的时候，脑袋重重地磕在马路牙子上，几乎失去了意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都头晕眼花。在我被撞击的那一刹那，我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这下好了，你再也不用上学了。”虽然我只是摔得有点儿迷糊，但是我故意比需要的多躺了片刻，主要是为了报复袭击我的那个男孩。后来我被路人抱了起来，送进了附近的一栋房子里，那里住着两位上了年纪的未婚女人。

自此以后，每当我的父母要求我去上学或做功课的时候，我的昏厥就开始发作。我整整6个月没去上学，那对我来说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自由自在，每天都能做几个小时的白日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比如树林、水边，我还能画画。我又开始画画了，打斗、残暴的战争、攻城或烧城，我还一页又一页地画着讽刺画。到了今天，我还会在入睡前回想起类似的漫画形象，那些脸谱狞笑着，不断地移动、变幻，其中有一些将死的熟人的面孔。

最重要的是，我又能够沉浸在我的神秘世界中了。这个世界里有植物、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还有我父亲的藏书室。然而，我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了，这一直让我隐隐感到苦闷。我虚度着时光，闲逛、搜集小玩意儿、阅读、玩耍。但虚度并未使我更开心。我模糊地觉察到，我正在逃避我自己。

我不记得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了，但是我觉察到了父母的担忧并深感痛心。他们咨询了很多医生，医生们抓耳挠腮，打发我去温特图尔的亲戚家度假。温特图尔有一个火车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但是等我回到家里，一切还是老样子。有一位医生认为我得了癫痫。我知道癫痫有怎样的症状，暗地里嘲笑这种胡说八道。但是我的父母却愈加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他们坐在花园里聊天，我躲在灌木丛后面，因为不知怎的我非常好奇他们在聊什么。我听见客人问父亲：“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回答说，“医生们查不出他得了什么病。有人认为可能是癫痫症。要是真的治不好，那可怎么办啊。我已经倾尽我的所有了，万一将来这孩子没法自食其力，他该如何是好呢？”

晴天霹雳一般，我发觉自己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天哪，我必须得好好学习了！”我突然想到。

从那一刻起，我变成了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我蹑手蹑脚地离开了灌木丛，来到父亲的书房，拿出我的拉丁语语法书，专心致志地大读特读起来。10分钟后，一次昏厥发作强烈地袭来。我险些从椅子上跌落下去，不过几分钟之后我便感觉好多了，于是继续读书。“该死，我不能再昏厥了”，我对自己说，依然坚持读我的书。这一次大约持续了15分钟，昏厥第二次发作了。不过这一次也像上一次一样被我挺过去了。“现在你必须得悬梁刺股了！”我坚持住了，第三次发作发生在一个小时以后。我依然没有放弃，而是又学了一个小时，最后我觉得我已经克服了昏厥发作。我的感觉一下子变得好极了，比此前几个月都要好。而且事实上，我再也没有昏厥过。此后，我每天都在学习语法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以后，我重返学校，之后也没有再昏厥过。这一场闹剧结束了，结束得干干净净！这也让我理解了到底什么是神经症。

我逐渐回忆起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我清晰地认识到这场可耻的闹剧是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从未真正生过那个把我撞倒的同学的气。我明白，他只是被我利用了而已，可以这么说，这整个事件其实是我自己策划的恶毒阴谋。我也明白，我以后不会再被人撞倒了。我对自己感到愤怒，也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知道是我害自己误入歧途的，害自己变成了自己眼中的蠢货。这事怪不得别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在这之后，我再也无法忍受父母为我担忧，或者用一种怜惜的语气和我说话。

这场关于神经症的闹剧成了我的又一个秘密，但它是一个可耻的秘密，一个失败。然而，它使我变得谨小慎微、无比勤奋。我开始变得自觉了，并不是为了装出一副乖巧的样子来换取某些好处，而是真的为了自己能够成才。我通常会在五点按时起床学习，甚至会在凌晨三点起床，一直学习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导致我误入歧途、陷入这场危机之中的，是我对独处的钟爱、对孤独的嗜好。在我的眼中，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想要沉浸在大自然的奇迹之中。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以及其他的万事万物都生机勃勃、妙不可言。我沉湎于大自然之中，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远离凡俗人世。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我还有另一段重要的经历。我家住在克莱因惠宁根，我从家里出发去巴塞尔上学，这中间颇有一段距离。在路上，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势不可当的感受，就好像拨云见日一般。我立即明白了——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在此之前好像有一片迷雾在我身后，迷雾的后面没有“我”。但在这个时刻，我突然遇见了我自己。在此之前我虽然也活在这世上，但只是行尸走肉。而现在我找到了自己，我终于感受到我就是我自己，终于找到了存在感。从前，我按照别人的意愿行事；现在，我则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十分新鲜，而且极其重要——我拥有了“权威”。还有怪事一则，在这个时刻以及我身患昏厥性神经症的那几个月里，我不记得任何关于阁楼里的宝藏的事情。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当时就该意识到，我的“权威”感，与宝藏在我心中激发的价值其实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事实不尽如人意，与铅笔盒有关的一切记忆都消失了。

也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应邀前往父母的朋友家度假，他们家在卢塞恩（Lue）湖畔有一栋房子。令我欣喜的是，这栋房子就坐落在湖边，有船屋，也有划艇。主人允许他的儿子和我使用划艇，同时也严厉地警告我们切不可鲁莽行事。事不凑巧，我偏偏知道如何驾驶威德令船（Waidling，一种两头尖尖的平底船）——那种船是站着划的。我家就有这么一条平底船，我们在上面尝试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划船技巧。因此，我上划艇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尾的座位上，将一支船桨插进湖水中。焦虑的房主人对此忍无可忍，他立即吹口哨让我们回去，将我狠狠训斥了一顿。我垂头丧气，但又不得不承认，我的行为正是他明令禁止的，而他给我们的教训完全是理所应当的。但同时我也感到火冒三丈，因为这个又胖又蠢的乡下佬居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举足轻重，充满权威，有地位、有尊严，是一位理应受到尊重与敬畏的老者。然而，这一切与现实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我的愤怒戛然而止，一个疑问浮上心头：“归根结底，你到底是谁呢？凭你现在的表现，鬼才知道你很重要！可是，你也明白他的做法合情合理。你才不到12岁，是一个中学生，而他却是一个父亲，有钱有权，还有两处住房和几匹骏马。”

这时我突然发现，我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人，这令我十分困惑。其中一个我是中学生，他掌握不了代数，整个人也没有定型；另一个我则德高望重、不可小觑，其权势和影响力都不亚于我眼前的这位制造商。这“另一个我”，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者，他穿着扣带鞋，戴着白假发，乘着一辆有高大后轮的出租马车，车厢以皮带悬吊在弹簧板上。

这个念头来源于我之前的一次奇特体验。在克莱因惠宁根时，有一天，一辆来自黑林山（BlackForest）的老式绿色马车经过我家门前。那真的是一个古董，看上去完全就像从18世纪一径驶来的。我一看到它便激动万分：“就是它！毫无疑问，它来自我的时代。”仿佛我曾驾驶过同一类型的马车一般，我一眼就认出了它。但是旋即，我又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怨愤，好像有什么东西被人偷走了，或者被人骗走了——骗走了我美好的往昔。这辆马车就是来自往昔的一件遗物！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内心的感受，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也许是渴望，也许是乡愁，也许是一种认同感。一个声音说道：“没错，就是这样！没错，就是这样！”

我还有另一个梦回18世纪的经历。我曾在一个阿姨家里看见过一个18世纪生产的小雕像，由赤陶制成，包含两个彩色的人物。其中一个人物是老斯塔克伯格医生（Dr。Stückeiherger），他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末的巴塞尔名人。另一个人物则是他的病人，她被塑造成一副闭着眼睛、伸着舌头的模样。据说，有一天老斯塔克伯格正走在莱茵桥上，这位惹人厌的病人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老斯塔克伯格不耐烦地说：“是，是，你一定是生病了。闭上你的眼睛，伸出舌头给我看看。”女病人照样做了，老斯塔克伯格趁机溜走了，而她却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路人皆大笑。小雕像上的老医生穿着扣带鞋，不知怎的，我认为那双鞋是我自己的。我敢确定，那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得发狂。“天啊，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然记得这双鞋穿在脚上的感受，但却解释不了这种奇特的感受从何而来。我不理解我为何会对18世纪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那段日子里，我还经常把1886年写成1786年，每当这时，我心中总会涌现一股莫名的怀旧之情。

经历了船上的出格行为与因胆大妄为而遭受的惩罚之后，我开始琢磨这种分裂的感受，它们共同塑造了一幅连贯的画面——我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我迷惑不解，思绪万千。最后，我失望地得出结论，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仅仅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中学生，理应受到惩罚，我的举止必须与年龄相符。另外的那个我则属子虚乌有。我怀疑他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儿听来的我的祖父的故事有关。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尽然，因为我的祖父生于1795年，他主要生活在19世纪，何况他在我出生前就已去世了。与我具有同一性的那个人不可能是我的祖父。我想，我当时的这些考虑，大部分只是模糊的闪念和梦罢了。我不记得那时的我是否知晓我可能与歌德有某种血缘关系。我推测我是不知道的，因为印象里我是从一个陌生人那儿得知这个传闻的。补充一句，这则讨厌的传闻说我的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1]

同年夏季，有一天中午天气很好，我放学后去了大教堂广场。天空明亮湛蓝，太阳光芒四射。大教堂的房顶闪闪发亮，新铺的、熠熠生辉的琉璃瓦折射着璀璨的阳光。我被这美景征服了，心想：“这个世界好美，这座教堂好美，是上帝造就了这一切，他就在蓝天之上一个遥远的地方，坐在一个金色的宝座上……”突然，我再也想不下去了，并感到透不过气来。我全身都麻木了，只剩下一个唯一的念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否则就会想到某种恐怖的事物，那是我不愿意亦不敢去想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犯下最深重的罪。最深重的罪是什么？是谋杀吗？不，谋杀不是最深重的罪。最深重的罪是背叛圣灵，这才是不可饶恕的。要是谁犯下了这一条罪行，那可是要遭天谴的，永世不得超生。我是独子，我的父母爱我至深，倘若我被判要受永世的惩罚，他们一定会悲痛欲绝的。我不能这样对待我的父母。我万万不能再想下去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走在回家的长路上，努力去想别的事情，然而我却再三回想起那美不胜收、令我沉醉的大教堂，以及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然后便像遇着了一个霹雳似的，无法再想下去了。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别想它了，不能再想它了！”当我回到家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的母亲注意到我不大对劲，便问道：“你哪里不舒服吗？还是学校里出了什么事？”我向她保证学校里没出什么事，在这一点上我是无须撒谎的。我确实有过一个念头，觉得要是把我胡思乱想的真正原因告诉我的母亲，也许会对我有所帮助。但是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放任我的思绪进行到底。我那可怜的母亲，她完全相信了我的话，丝毫不曾怀疑我已身处危机之中，将犯下不可饶恕之罪，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放弃了向她坦白的念头，将自己的想法埋入心底。

是夜，我失眠了。那禁忌的想法一再想要冒出来，虽然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我只得拼命抵挡它的出现。接下来的两天我为此备受煎熬，以至母亲觉得我一定是生病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忍着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我认为，告诉我的父母这件事将会令他们悲痛欲绝。

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这种煎熬越发强烈，我感到无所适从。我辗转反侧，难以安枕，不知怎的又想起了大教堂与上帝。我险些没有遏制住我的思绪！我感到我对它的抵抗力渐渐弱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从**坐了起来，把睡意完全驱走。“该来的还是来了，事情严重了！我必须想下去。我必须想出个所以然来。然而为什么我要想这些我并不懂得的事情呢？我本是不愿意想这些事情的，我可以对天发誓。可是，是谁让我想的呢？是谁迫着我去思考这些我不懂得亦不想懂得的事情呢？这恼人的冲动从何而来？而且，为什么偏偏是我要经受这一切？我的本意只是想赞美造物主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感谢他赠予我们这样一份无价之宝，凭什么我就得承受这些凶险可怕的念头呢？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真的，因为我无法，也万万不能去深思这一个念头，否则我就会知道它的内容。这种局面并非由我造成，也非我所愿，它只是发生在我身上，像噩梦一样。它从何而起？我什么都没做，老天为何降之于我？归根结底，我并不是自己的创造者，我生成这副模样，都是上帝的旨意——或者说，都是父母的功劳。莫非我的父母本就想将我塑造成这副模样？但是，我的父母是那么善良，他们是不可能有这种可怕的想法的。他们是绝对不会遇上这样残酷的事情的。”

我发觉自己的想法极为荒谬。然后，我又想起了我的祖父母，我只在画像上见过他们。他们看上去慈祥而高贵，是绝对不可能做一点儿坏事的。我又在心里细数那些我并不认识的祖先，最后想到了亚当与夏娃。随后，我便有了一个结论性的想法：亚当与夏娃是人类的始祖，他们并非由父母所生，而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他们的一毫一发都是上帝有意塑造的。他们自己并没有决定权，一切皆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他们浑然不觉自己本可能是其他的模样。他们是上帝的完美造物，因为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他们仍然犯了原罪，做了上帝禁止的事情。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若不是上帝赋予了他们这种潜能，他们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蛇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上帝在创造亚当与夏娃之前便创造了蛇，而后蛇便引诱他们犯下原罪。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已布置了一切，使人类的始祖无法不犯罪。因此，是上帝的意志令他们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