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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学时代（第1页）

第三章大学时代

尽管我对科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我仍时不时地回顾一下我喜爱的哲学书籍。我该选择哪一种职业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热切地盼望着中学时代结束。因为那样我便可以去大学里学习了——我当然要学自然科学。这样一来，我便能掌握一些实际的知识了。但是一旦我对自己做出了这一许诺，我心中的怀疑也就接踵而来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还有，我不是对有关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希望能当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我并没有足够的钱去巴塞尔以外的地方学习，而巴塞尔并没有教授考古学的老师。于是这种愿望便很快熄灭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下不了决心，于是我便一再地拖延做决定的期限。我的父亲十分焦急，有一次他说：“这个孩子对一切能想象得到的事物都感兴趣，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认为他这话说得太对了。随着注册日期的临近，我们必须得决定去哪个院系报到了，我临时选择了科学，但我的同学们却对我的选择颇感疑惑，不知道我究竟会选择科学还是人文学科。

这一表面看来颇为突然的决定，其实也有它的依据。几个星期前，就在我的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争夺做决定的权力时，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在一片沿莱茵河河岸延伸的树林里，树林阴森森的。我爬上了小山坡，来到一座古坟前动手挖掘起来。出乎我意料的是，过了一会儿，我竟挖出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骨头。我欣喜若狂，并在那一刻懂得了：我一定得认识大自然，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我们周围的万事万物。

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这一次，我身处一片树林之中，其间河流纵横，我看见在最幽暗的地方有一个圆形水塘，被浓密的灌木丛围绕着。有一种一半身子浸在水里的最诡异、最神奇的造物，它是一只球状的动物，浑身闪烁着乳白色的光芒，它由无数个微小的细胞，或者说由无数个形如触手的器官构成。它是一只巨大的放射虫目的动物，直径大约三英尺。如此壮美的生物竟躺在这样一个鲜有人迹、不为人知的地方，置身于如此清澈的深流之中，我觉得这实在是妙不可言。它使我燃起了强烈的求知欲，当我从梦中醒来后心还怦怦直跳。这两个梦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我推向了科学一边，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

我心里也清楚，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和环境里，一个人必须得有一个谋生的手段。想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得选择一个职业，而我的同学们都被这一答案洗脑了，以至他们从来不想别的，这也令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古怪。为什么我就不能下定决心，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件确定的事呢？甚至连我那死记硬背的同辈D君，他曾被我的德语老师树立为勤奋而自觉的楷模，都已经早早地决定要学习神学了。我明白，我必须安下心来把这回事想明白。比如说，如果我选择学动物学，那么我将来就只能做中学教师，或至多在动物园里当个雇员。学动物学是没有前途的，即使一个人并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当然了，我会更乐意在动物园里工作，而不愿意当一个中学教师。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可以学医啊。奇怪的是，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尽管我的爷爷曾是一名医生——我听过太多关于他的故事了。说句心里话，正是因为我的爷爷曾是一名医生，我对这个职业其实颇有抵触。我的座右铭便是——“唯独不要跟风”。但是，如今我却告诉自己，学医至少要以多种科学学科作为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便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况且，医学的范围很广，以后总是有机会去专攻某一项的。我坚定地选择了科学，于是唯一的问题变成了——该如何实现呢？我必须自己挣出吃穿用度所需的钱，可是，既然我没有钱，我便无法去国外上大学并获得能够使我从事科学职业的训练了。我顶多能成为一个科学的业余爱好者。而且既然我的人格使得我的大部分同学或管事的人（也就是老师们）都不喜欢我，我也就不指望能找到一个愿意赞助我的追求的人。因此，当我最终决定选择医学时，我并不觉得愉快，而是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折中的选择开始我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好事。不管怎么说，在做出了这个不可逆转的决定之后，我如释重负似的松了一口气。

令人头痛的问题来了——去哪儿弄这笔钱呢？我的父亲只能提供一部分。他替我向巴塞尔大学申请了助学金，令人羞耻的是，这项申请居然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觉得丢脸，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一举动向全世界宣告了我家的贫困，而是我一向私下里相信，所有上层人士，即说话能算数的人，都对我没什么好感。我从来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我显然是由于我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照顾，他是一个朴实的好人。然而，我觉得自己和他完全不同。实际上，我对自己有两种迥异的认知。在我的第一人格眼中，我是个难以相处、资质一般却又心气很高的年轻人，不受管教，经常做出可疑的举动，时而天真热情，时而幼稚沮丧，归根结底是一个遁世者和反启蒙主义者。另一方面，我的第二人格把我的第一人格当作一个费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或一门不管怎样都必须完成的课程，并认为其犯有种种过错，比如一阵一阵的懒惰、泄气、忧郁，以及对别人所不齿的观念或事物抱有不恰当的热情、轻信一厢情愿的友谊、目光短浅、抱有偏见、愚蠢（尤其是数学！）、对别人缺乏了解、在哲学问题上举棋不定且糊里糊涂，此外既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没有其他归属。第二人格没有任何确定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人生，包含着生与死，以及一切的一切。他是人生的全景。尽管他对自己有着清醒冷酷的认识，但并不能通过第一人格这一浓暗媒介将自己表现出来，哪怕他渴望能这样做。当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便将第一人格掩盖并彻底抹去了，反过来也是如此，处于支配地位的第一人格也将第二人格化为了内心一个阴暗的角落。第二人格感到，他能想到的每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都只如被掷出了世界边缘的一块石头，无声地跌进了无尽的黑暗里。不过在他自己（第二人格）身上，光明是主宰，恰如皇家宫殿里美轮美奂的大厅，其高大的窗户全部开向阳光明媚的景致。意义和历史连续性便由此显现，与第一人格充满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一人格并未真正地接触过环境；而第二人格觉得自己暗暗地与《浮士德》中描绘的中世纪相契合，与一种过去的遗存一致——这一遗存显然使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因此，对歌德来说，第二人格也是一种真实——这令我深感安慰。我于是震惊地认识到，对我来说，《浮士德》比我深爱的圣约翰《福音书》更加意义深刻。在《浮士德》中有某些直接触动了我感情的东西。圣约翰讲的基督，在我看来则显得古怪，而其他人的福音书里讲的救世主则更加古怪。然而浮士德却是我第二人格的生动的等同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还是歌德向他所在的时代做出的回应。这种洞见不但使我觉得宽慰，它还给予了我一种更强的内在安全感，一种对人类共同体的归属感。我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再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大自然开的残忍玩笑。伟大的歌德便是我的教父和我最信赖的权威。

这个时候，我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让我恐惧，也令我鼓舞。梦中正值午夜，我身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笼罩着一切。我用双手捧着一盏小灯，它似乎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一切都取决于我是否能够保住这颗火苗。突然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从背后靠近我。我回头张望，看见一个硕大无比的黑色影子紧跟在我身后。但是在这个时候，尽管我十分恐惧，却也清醒地知道，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我必须保护我的小灯在这个狂风之夜不熄灭。我醒来之后立即便意识到，这个影子其实是“布罗肯山的幽灵”，即在我捧着的小灯的照耀之下，投射到迷离烟雾之中的我自己的影子。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其实就是我的意识——我仅有的光明。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拥有的唯一珍宝，也是我最大的财富。比起黑暗的威力，虽然这盏小灯十分渺小脆弱，但它仍有一丝光明，我仅有的光明。

这个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启示。如此我才明白了，第一人格是提灯者，第二人格则是跟在第一人格身后的一个影子。我的任务便是守护这盏灯，而且不能回头去看那个已然圆满的生命，那显然是一个被不同种类的光照耀的禁忌领域。我必须逆着暴风雨前进，这暴风雨要将我卷入一个无比黑暗的世界中。在那里，人们只能了解事物的表面，而不能触及其他的部分。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须前进——我得学习、挣钱，还得承担责任，我还要面对纠结、困惑、犯错、服从、挫败。阻挡我前进的暴风雨便是时间，它不停地流逝，也从不肯放过我们。时间散发出一股巨大的吸引力，贪婪地把一切活着的造物吞噬下去。我们若想暂时躲过它，便只能奋力前行。过去无比真实，并且存在于当下，如果一个人无法就过去的失败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就会被过去控制。

我的世界观再一次转向了全新的方向：我清醒地认识到，我所走的路无法回头，通向外部世界，通往有限且黑暗的三维世界。在我看来，亚当一定也是在这种状态下离开天堂的，伊甸园对他来说已成了身后的阴影，光明则出现在那个让他满头大汗耕耘的沙石地上。

我问自己：“这样的一个梦是怎么来的呢？”在当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梦是上帝亲自送来的。然而后来，我接受了大量的认识论观点，于是对此产生了怀疑。比如也可以这样解释，我的洞见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渐渐成熟，然后才突然以梦的形式破壳而出的。这可以是事情的真实过程。但是这种解释也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解释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的洞见会逐渐成熟，它又为什么会进入意识之中。在意识层面，我并不曾做什么事来促成这样的演变，相反，我的意愿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这个事件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它，是某种至少比我更加智慧的高等智力生物。一个如此卓绝的观点——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的明亮领域便表现为一个巨大的阴影——绝非是我凭借一己之力能够想到的东西。然而在刹那之间，我明白了许多之前我无法解释的事情——尤其是，从前每逢我暗指任何有关内心领域的事情时，在别人脸上掠过的尴尬冷漠的神情。

我必须丢弃第二人格，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否认他，认为他是无效的。这无异于自我毁损，甚至还会让我再也无从解释这些梦的起源。因为在我心中，第二人格无疑与梦的创造有关，而且我自然地相信第二人格必然拥有更高的智力。但是，我感到自己日渐与第一人格同一了，不过这种状态反而证明了第一人格仅是更加全能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我觉得自己不再能与第二人格同一了。第二人格的确是一个阴影，一个精魂，能够独力对抗黑暗世界。这是我在做此梦之前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即使是在做梦之后——我仍能清楚地记得——我也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了，尽管我在情感上毫无疑问是知道的。

不管怎么说，我和我的第二人格之间产生了隔阂，最终“我”被分派给了第一人格，与第二人格分离的程度便如与第一人格接近的程度相仿，因此，第二人格便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自主人格。但是我并未把这和任何一种确定的特质联系起来，比如亡魂可能拥有的某种特质，尽管乡下出身的我并不认为亡魂之类的事情有多奇怪。在乡下，人们会依照情境的不同来选择性地相信——有时认为亡魂存在，有时认为亡魂不存在。第二人格的唯一一个确定的特征是其历史性，即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或更确切地说，他是无始无终的。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切，对他的空间特征也没有任何概念。他是我第一人格的存在背景中的一种要素，虽然不曾被明确地定义，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周围环境中那些无法解释的事物对孩子的影响，远甚于大人所说的话。孩子往往无意识地对这类事物进行适应，而这也相应地会在孩子身上激发出补偿性的特征。我在很小的时候生发出的特定“宗教”观念，便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它只能被理解成我对家庭环境与时代精神所做出的反应。至于后来那种使我父亲低头屈服的宗教质疑，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才产生的。如果一个人的世界或任何一个世界要发生这样的剧变，都会显示出预兆，这一预兆存在的时间越长，我父亲有意识的头脑便越是要抵抗它的力量。父亲的预感令他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奇怪，而这种坐立不安稍后便感染了我。

我从来都不认为这些影响来自我的母亲，因为她似乎根植于一片看不见的深厚土壤之中，不过我又觉得，这并不比她对基督教的信仰更根深蒂固。在我看来，那片土壤似乎与动物、树、山、草地和流水有某种联系，这一切都与她表面上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她对这一信仰的习惯性的维护形成了最奇特的对比。这一背景恰好迎合了我自己的态度，因而并没有使我觉得不安；相反，它给了我一种安全感，并使我相信这是一块坚实的土地，能够供我立足。我从未觉得这个立足点带有“异教徒式”的意味。在这个时期，我的家庭传统与我的无意识创造出的奇怪补偿物之间的冲突已初现端倪，在这一冲突之中，我母亲的第二人格为我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

回首望去，我看到了童年时已在很大程度预示的将要发生的事，并为我适应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瓦解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所展示的令人震惊的启示铺平了道路——这个启示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很早以前便出现了端倪。尽管我们人类拥有属于自己的个体生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亦是一个存在了千百年的集体精神的代表者、牺牲者和促进者。我们当然可能认为我们一生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不过是世界这个舞台上的龙套罢了。尽管我们不知道，但是仍有一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果这些因素是无意识的，那么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便会更甚。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存在了千百年的——而这个部分，我称为“第二人格”来供自己使用。第二人格并不是那种已被西方世界的宗教证实的个体的好奇心。西方宗教特意将自己加在这个内在的人身上，并在两千年里急切地试图将它对个性的预设塞进我们的意识中：“无须向外寻找，真理就住在人们的内心。”

1892年至1894年期间，我与父亲之间进行过若干次相当激烈的讨论。他曾在哥廷根（Gttingen）学习过东方语言，还写了关于《雅歌》（SongofSongs）阿拉伯文版的学位论文。随着结业考试结束，他那些荣耀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后来，他便将自己的语言才华抛诸脑后。作为一个乡村牧师，他陷入了一种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里，不断回忆大学的黄金时代，并继续吸着大学时代的长柄烟斗，他还发现婚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满。他做了很多很多善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结果却总不尽如人意。我的父母都竭力去过一种虔诚的生活，但是两人生气反目的情形却屡屡出现。这些困难虽然都在情理之中，却渐渐摧毁了我父亲的信仰。

那段时间，他一天比一天更加不满和易怒，这种状况使我非常关心。我的母亲努力避免任何可能刺激到他的事情，拒绝和他争吵。尽管我也认为这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我却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脾气的时候，我尚能忍让，但是在他看起来心平气顺的时候，我偶尔会寻一个话题和他交谈，希望能了解他内心的想法，以及他对自己的认识。我看得很清楚，有某些特别的事情正在折磨着他，我怀疑这与他的信仰有关。他无意中给出了一些暗示，我更加确认了他是因为宗教方面的疑惑才倍感痛苦。在我看来，这种痛苦是免不了的，只要他没有经历过那些必要的体验。从我设法进行的讨论中，我发现实际上该类事情并不曾发生过，因为不论我提出什么问题，他都会用一样陈旧而死气沉沉的神学内容来进行回答，或者只是一耸肩膀拒绝回答，这种行为激起了我的逆反情绪。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不燃起斗志把握这些机会，而是最终向他的境况做出妥协。我看得出来，我提出的批判性问题让他悲伤，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想进行一场建设性的谈话。在我看来，他居然没有过有关上帝的亲身体验——这是最明显的一层体验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以我对认识论的了解，足以认识到这类知识其实是无法证明的，但是我亦同样清楚，这也实在无须证明，就好像夕阳是美的或夜晚是恐怖的一样。我曾尝试着——无疑是笨拙的——向他传达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满怀希望地想帮助他承受这无法抵挡的命运。他必须得和什么人争吵，于是他便与他的亲人或他自己争吵了起来。为什么他不与上帝——这位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争吵呢？毕竟上帝才应该为世上的苦难负责。上帝一定会降给他一个奇妙的、无限深刻的梦，同时附上一个答案，而尽管我并没有请求上帝，他却依然给了我这样一个决定我命运的梦。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为何发生，它们就这样发生了。是的，上帝甚至让我瞥见了他的面目。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我不敢也无法把它告诉我的父亲。若是我的父亲能够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来也是有可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的。但就我与他的谈话而言，我从来就没有触及这类事情，甚至都不能触碰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话题，因为我进行谈话的方式非常理性，毫无感性，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涉及情绪。这种方法每次都像是一块斗牛用的红布，会招来暴躁的反馈，这着实令我一头雾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场完美的理性辩论竟会引起如此情绪化的抵抗。

这些讨论徒劳无功，不仅触怒了父亲，也使我恼火，最终我们不再讨论，而是分别独自承受着自己的那份自卑情绪。神学使得父亲与我疏远起来。尽管我并未因此感到孤独，但我却再一次遭受了重大挫败。我隐约预感到，父亲正在屈从于他的命运，无法逃脱。他单枪匹马，没有朋友可以交谈。至少就我所知，我家的熟人里面，根本找不出一个我能信任的人出面力挽狂澜。有一次，我听见父亲在祈祷。他在绝望之中挣扎，想要保护自己的信仰。我感到震动，旋即义愤填膺，因为我看得出来他是多么不可救药地陷在教会和神学思维中不能自拔。这一切斩断了他与上帝之间的一切直接联系，但是随后却过河拆桥，抛弃了他。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那个早期体验的深刻意义了——上帝本人已经否定了神学，也否定了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另一方面，上帝也已经宽恕了神学，就像他曾宽恕的其他的一切。假设人类应该为这种局面负责，我认为实在荒谬。说到底，人类究竟算什么呢？“他们生来又哑又瞎，恰如刍狗，”我这样想，“就像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一样，只拥有一点儿微弱的光，永远都不能照亮黑暗，他们只能摸索前行。”我同样确信的是，我见过的神学家之中，没有一个曾亲眼看见过“能够消解黑暗的光明”，倘若他们亲眼见过这种光明，就再也不可能去教授“神学性质的宗教”了，我认为这种宗教有其固有的缺陷，因为它存在的唯一意义似乎只在于让人们在无望中信仰。我的父亲正是奋不顾身这样做的，结果却碰了壁。他面对精神病学家荒唐的唯物主义时，甚至也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影响。这种唯物主义，虽然在意义上与神学相反，却同样要求人们坚信其理论。我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二者均缺乏认识论的批判和经验。

我父亲显然有这样一种印象，认为精神病学家在大脑中发现了某种物质，证明了本该存放心智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并没有什么“精神的”存在。他后来劝诫我，如果我选择学医，就应该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件事也佐证了父亲的观点。对我来说，这一劝诫便意味着我应该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我深知，唯物主义者对他们的定义的相信，与神学者对神学理论的信仰是一样的；我亦深知，我可怜的父亲只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我发现，父亲的这种受人盛赞的信仰曾恶毒地捉弄过他，而且不只是他，我认识的大部分受过教育而又严肃的人都受过这种捉弄。在我看来，信仰最大的罪过就在于它对体验的排斥。神学家又从何得知，上帝会在有意安排某事之后，又“允许”了别的事物存在呢？精神病学家又如何知道，物质也能拥有人类心智的种种特性呢？我没有可能遇上屈服于唯物主义的危险，但是我的父亲却很可能以身犯险。显然，有人对父亲提及了有关“暗示”的事情，因为我发现他正在阅读由伯恩海姆著写、弗洛伊德翻译的有关暗示的书[1]。这是一个崭新的开端，意义非凡，因为此前除了阅读小说和偶尔翻阅游记，我从未见过他读别的书。一切“更聪明”和有趣的书，都属禁忌之列。然而，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并没有使他的心情愉快起来。他的抑郁情绪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了，他的疑病症也是如此。有好几年的时间，父亲一直在抱怨各种各样的肠胃不适，但是他的医生却始终没能查出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父亲又开始抱怨感觉“腹部生了结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未把他的抱怨当回事，然而后来他的医生却开始怀疑起来。这大约是在1895年的夏末。

早在1895年春，我就在巴塞尔大学读书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倍感无聊的时光——我的高中时代——终于结束了，而通向象牙塔与学术自由的黄金大门已向我敞开了。现在，我终于可以聆听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或者至少也是关于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的真理。我将会学习一切值得知道的人类解剖学与生理学知识，也将掌握关于各种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我还被批准加入我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兄弟会。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曾与我一同参加了兄弟会的远足活动，地点在马克伽芬（Markgrafen）乡下的一个种植葡萄的庄园。父亲还发表了一场天马行空的演说，令我欣慰的是，他大学时代的那种快乐精神又再次出现了。电光石火间，我意识到，父亲的生活在他毕业以后便停滞不前了，一首校园歌曲的段落回响在我耳边：

他们低垂着眼帘

齐步走回市侩的国度，

天地啊，神明哪，

怎的物是人非，今非昔比！

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很久之前，我父亲还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曾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学生，正如现在的我。世界也曾展现在他面前，正如现在的世界对我一样，无穷无尽的知识宝库曾向他敞开过大门，而这扇门现在正向我敞开着。为什么这一切会在他面前枯萎凋零，变成了辛酸与苦涩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我可以找到一万个答案。那个夏夜，借酒意而发表的演说是父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使他能够不是在回忆之中，而是切身按照他本来的样子度过一段时光。此后不久，他的健康状况便开始恶化。到了1895年秋末，他已卧床不起，1896年年初便与世长辞。

一天上完课后，我回了趟家，向母亲询问他的病情。“唉，还是老样子。他非常虚弱。”母亲答道。他低声向她说了些什么，她又把他的话重复给我，同时给我使了个眼色，提示我他已经神志不太清醒了：“他想知道你有没有通过审核考试。”我明白我必须说谎。“通过了，考得不错。”他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我又过去看了看他。他一个人躺在那里，母亲正在隔壁房间收拾着什么。他的喉咙不停地响，我由此知道他正在痛苦地死去。我站在他的床边，看得入了迷。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死去。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喘息。我一直在等待着他的下一次呼吸。可是再也没有下一次呼吸了。然后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便去另一个房间找她，而她正坐在窗边打毛线。“他已在弥留之际了。”我说。母亲跟随我来到床边，发现他已经死了。她仿佛十分惊奇，说：“这一切发生得多快啊。”

随后的几天被愁云与悲痛笼罩，但是我对这些都没有多少印象。有一次，我的母亲用她的“第二人格”对我，或者说对着周围的空气说道：“他及时地为你死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你们俩并不理解彼此，而且，他可能已经变成你的绊脚石了。”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正是我母亲的第二人格会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