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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越鸟栖南1（第1页）

许倬云：越鸟栖南[1]

2008年，许先生于匹兹堡家中（许乐鹏摄）

二十多年前，由于年事渐高，行动不便，许倬云夫妇卖掉了带花园的独栋房子，搬到有物业管理的公寓居住。2015年，邻居家失火，殃及池鱼，连带整栋楼都需要整修。两位老人不得不搬到保险公司提供的临时中转公寓租住，直到2017年才搬回整修好的家。就是在这样的奔波客居中，许倬云完成了《许倬云说美国》的书稿。

1957年秋天，二十七岁的许倬云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土，到芝加哥大学深造，“盼望着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大陆，能否落实人类的梦想。在超过一甲子的时间让他有机会近距离研读美国这本“大书”后，他却目击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许倬云不禁发问：“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

一生沉醉于考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在年届九旬时著书剖析一个帝国的变迁，他心中惦念的，却仍是他一直依恋、在著作中不断追溯其历史荣光又对其近代命运悲戚莫名的故国。许倬云期望着以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互相对比，由此警惕，避凶趋吉。他真正要问的，还是“中国向何处去”。

这些年，他一直在用不同角度和方式反复讲着他想说的话。“我们中国过去一直要赶英超美，但是西方现代文明到了第三期，已是穷途末路了。”“一切都要重新构建。”“中国应该最有资格做这样的构建工作，但我们的本钱以前用光了，必须用全世界的文化资源来构建。”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评价许倬云：“他是极端爱中国的一个人。”十九岁起离开中国大陆，许倬云自认故国种种，他已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塞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着“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好”。

家国离乱

许倬云生于1930年，江苏无锡人，他和弟弟是双胞胎，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时他只有两斤七两重，因为肌肉发育不良，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八岁以前的记忆在许倬云心中已经模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跟随家人一路撤退逃难的颠沛流离，才是他真正有意识的心灵经验的开始。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在海军任职，孙中山曾坐他指挥的军舰到上海勘察。湖北沙市[2]沦陷前，许凤藻在此任职，抗日战争时兼任货运稽查并负责筹办粮饷，上班时都背着枪支随时准备打仗。

许倬云记得，那时常有人到沙市投奔他们。有一回，一个姓廖的海军军官带着两个小兵在他家住了一周，天天给他讲故事。有天深夜，廖队长辞别，许凤藻身为将军却向廖队长行军礼。原来，当夜廖队长带着两个小兵乘小船，装了一船炸药划到日本军舰旁，进行自杀式袭击，连人带船一起炸掉了。

许先生的父亲许公凤藻及母亲章太夫人舜英

1936年，许倬云（后右二）

在沙市海关监督公署前留影

在逃难的路上，许倬云数次目睹轰炸后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上午还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下午已变成一堆残骸，日本军机对着路上、船上的难民俯冲扫射。不良于行的许倬云只能由家人背着、挑夫挑着，辗转流徙。某个深夜，挑着许倬云的一个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前面的队伍已经走出很远，另一个挑夫忙跑去追。深山野岭，年幼的许倬云独自坐在翻倒的滑竿和死去的挑夫旁，过了许久，才看到家人来寻他的火光。

那时留下的悲伤和恐怖太过稠密，几十年后还不能散去。1957年到美国读书时，许倬云在睡梦中听到“呜呜”而过的警车还会惊坐而起，恍惚中以为是“鬼子”的飞机又来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陆远在2004年到2010年常伴于许倬云身边，许倬云曾对他讲起一段对自己童年影响极深的往事，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清晨：只有八九岁的许倬云坐在门边的台阶上，一排排年轻的川军小兵从他面前经过，他们从沙市取道信阳，直奔台儿庄。母亲说：“不知道这些人还有多少能回来。”很快，许倬云就知晓了什么叫轰炸与流亡。

成年后，他专门去翻看了那段历史，川军派出的一个师，从士兵到师长在台儿庄全体阵亡。多年后，他回想起那一幕仍忍不住眼含泪光，那个画面切开了他的童年，他的心境从那时起不再是无忧无虑了。

与同龄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抗日战争期间在老家安徽潜山市闭门读书不同，年少的许倬云不得不直面那段家国离乱的岁月，饱受国难沧桑。也许与这段经历有关，许倬云与余英时等同时代学者相比，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遥远的同情与依恋，而较少苛责和批判。他总是从中国文化过往的辉煌中寻找传承，希望以此为今天的中国思索出路。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中国思想史学者葛兆光看来，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是许倬云年轻时代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这是许倬云那一代人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

那段“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不知道下一步境况如何”的日子，让许倬云看见每个个体的苦难，也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许倬云说，“看到人类的精神”。

在重庆吴家营的广场上，许倬云曾看到大批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由于开刀没有麻药，大哭小叫。许倬云说：“叫我怎么能不恨日本人？”但他在五十岁后，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尽管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他看到，狭义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观念，在历史上都有可能是冲突的祸源。

现在，他只把人类和个人看作两个实在的东西，姓氏也罢，族群也罢，国家也罢，都变动不居。许倬云曾举例说，读古代史时看到荆轲、田横都壮烈无比，“今天看起来不是开玩笑吗”？吴王和越王打得昏天黑地，也是为了国族，“但是今天江苏跟浙江分得开吗”？

现在的他，珍惜每一个人的价值。

整个的突破

许倬云直到十六岁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正式进学校接受教育。在此之前，他没办法走崎岖的山路去上学，只能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许倬云说，那时的阅读“大半是自己瞎摸而来”。不过一到周末，父亲就会给他讲数学、讲历史。父亲许凤藻喜欢阅读《宋名臣奏议》，常常自己读着读着，就跟许倬云说：“这一段好，你听听……”许倬云得益于父亲这套英国式的全科教育，学得很杂，也使他发现自己对史地特别有兴趣。

1946年年初，许倬云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考进去时，国文、史地、英文分数非常高。学校隔壁就是东林书院，只用一排矮松树隔开。许倬云记得，每当有学生不听话、不用功，老师就会把他拉到松树林边罚站，对着里面的东林祠堂说：“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

四十年后，他的学生葛岩在匹兹堡大学兼职教学助理，遇到美国学生问“你们中国人没有上帝，你们怎么忏悔？”的问题。许倬云笑着对他说：“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谁犯了错，他的爸爸就会揪着他的耳朵把他丢到祖宗牌位面前，大喝一声，‘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许倬云家中就一直保留着一卷“祖宗轴子”，上面写了历代祖宗世系表，是当年赴美时哥哥抄给他的。每到春节，他一定把轴子供起来祭祖，他自小在美国长大的独子也会在“祖宗轴子”前三鞠躬。

许先生在台湾服父丧期间留影

1949年春天，许倬云跟随家人赴台，考取台湾大学。考试时，他的历史和中文考卷被阅卷教员推荐给校长傅斯年，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原本报考外文系的许倬云在念了一学期后转入历史系。当时的台大历史系，汇聚了李济、沈刚伯、严耕望等一批从大陆过去的名家。在名师指导下读完本科、硕士，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一年后，1957年，许倬云得益于胡适的帮助，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美国被他视为人生转折，是“整个的突破”。在芝大，他师从写出《中国的诞生》的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G。Creel，1905—1994）。顾立雅给许倬云很大的自由，由着他“乱七八糟地选课”。20世纪中叶，正赶上美国汉学研究划时代地转向，汉学从传统东方学分支的地位中独立了出来，关注点从古代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

许倬云那时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舍友有犹太教教士、天主教神父、不同宗派的牧师，甚至还有一两位和尚，他们晚上常在大洗澡间边淋浴边讨论各种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因此，许倬云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选修了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Eliade）的宗教课程，又选了和宗教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学课程，还开始关注城市经济学。

在这个过程中，许倬云发现一些观念深藏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的潜意识里，这促使他开始以更宽远的尺度衡量文明的发展，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那些看似“杂乱”的选课给许倬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譬如他发现中古欧洲城市的出现与春秋晚期的城市出现完全合拍。在论文中，他将《左传》中的两千多个人物排出一百多个家族谱系，根据这些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与幅度，做了一项系统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