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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越鸟栖南1（第3页）

重庆南山一盏油灯旁，许凤藻常常给无法进学堂的幼子读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也总讲“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许倬云明白，这是父亲让他了解何为仁者的用心，他用一生去践行、追寻着父亲教他的这个“仁”字，期望有一日“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跨学科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许倬云从匹兹堡大学荣休，当时正赶上与许倬云私交甚笃的台湾新闻界泰斗、《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捐资成立“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助母校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学子。余纪忠盛邀许倬云担任董事，借此，许倬云得以与大陆高校有了较多来往。

在一直未被系科僵硬界限框住的许倬云眼中，当时大陆的学科间隔之严格以及师徒一对一相承的传统，使得学科很难有进展。科技还好，人文社会科学只能闭门造车。

许倬云与费孝通（左）、金耀基（右）于香港合影

1992—1998年，许倬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通识跨学科课程，名称叫作“宇宙与人生”，动员了许多人和他一起讲，连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都跨过去了。

许倬云着急现在的教育把很多年轻人圈在一个学科当中，没有机缘打破，陷入重围。“求知的经验，其实可以比求得的知识更有意义。”许倬云说。

2002年余纪忠去世前，专门委托许倬云：“南大是我的母校，如果他们有什么事，希望你帮一帮他们。”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2005年，许倬云在南京大学筹划创建了中国高校首家“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简称“高研院”），推动中国高校开展跨学科研究。彼时，欧美国家在此领域已经先行了很多年，斯坦福大学1980年就成立了多学科人文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

1993年，许先生于罗马博物馆留影

1993年，许先生于西安博物院留影

南大创办了“高研院”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有足够资源的高校纷纷开始跟进，“高研院”逐渐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高等教育制度里的一环。

从那时起，许倬云每年都有几个月在南京忙碌，除了参加会议、做学术讲演，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与每个院系在“高研院”的驻院学者长谈，为他们的研究做指导，帮助他们按课题整合成不同队伍。原本南京大学要聘许倬云做院长，许倬云说：“我不做你们的官，只尽心意，也不拿任何报酬。”仅要求南大提供住宿和每天接送的车辆。

除了几位驻院的学者，众多南大各系科的教师也慕名而来，希望和许倬云探讨问题，只要时间能排开，他统统都接待，有时和一个人谈，有时和五个、八个、十来个人一起谈。

许倬云在南大的那几年，陆远一直陪在他身旁。陆远说：“大家对他的学术根基之深广都非常敬佩，无论哪个院系哪个专业的学者，他都能谈。”

常在南京的那段时间，许倬云又寻回了儿时记忆中的生活，听昆曲，吃小笼包，和许氏宗亲及辅仁中学故友相聚。他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乡，尽管他还能说一口标准的无锡话，小时候居住过的那个承载上百口人的大宅“既翕堂”和门前的弄堂却已消失，如今已是无锡市检察院的大楼。仅在东林书院，他又见到了自明朝起就立在家门口的“抱鼓石”。“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许倬云感慨：“先人遗宅，从此只能在记忆之中而已。”

2013年，许倬云动了脊柱手术，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长途跋涉回国。在他手术后不久，南大几位学者赴美交流访问时专程去看望他。他含泪哽咽着说：“我今年八十三岁了，余用很少，不能再飞行了，不能回去与大家共事了。”但如果“派人过来或送年轻人来，我拼着老命教他”。

为常民写作

许倬云一生都在思考，少时无法像别人一样去外面玩耍，他只能在室内看书思考。青年时在美国动五次足部矫正手术，手术后不能去上课，就在病**思考。他认为经历这些痛苦值得，不仅磨炼他的性情，也逼着他去想大问题。

荣休后，许倬云终于有时间把他一直思考的大问题形诸文字。海外生活多年，许倬云总听到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就是优秀，你看学校里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论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老百姓看不懂。”有一次他去餐馆吃饭，老板问他，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许倬云一想：“哎，中国通史上还真没交代。”

就这么琢磨着，许倬云决定为常民写作。写老百姓读得懂的书，写日常生活的“零零碎碎”，写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在历史上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的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慢慢长大的。

2006年，《万古江河》出版，与他之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等上古史研究专著不同，许倬云第一次下笔撰写大历史。尽管展现的是大历史，但书中没有武力，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讲国家下面的广土众民，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而不像传统史书将更多笔墨放在帝王将相身上。他努力将中国历史和文化这样的大问题，讲得通俗易懂。

许倬云说：“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

《万古江河》出版当年就卖出了二十万册，次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9年，《万古江河》随录取通知书一起，被清华大学校长寄给了每一个考取清华大学的新生。

2010年和2015年，许倬云又出版了《我者与他者》和《说中国》，同样是大历史著作，前者讨论历史与文化中的对外关系，后者论及历史与文化中“中国”的变动。

学者葛兆光最喜爱这三本书。他认为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大历史要有大判断，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葛兆光说。

研究和思考，对于许倬云已经成为习惯。2013年动大手术的前一夜，他还在思考如何合并儒家的董仲舒与《西铭》、佛家华严宗的圆融观照与新教、丹麦宗教心理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法国哲学家德日进与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思想，合并众家，找出原点。他认为这个原点是宇宙的原点，这里有存在（being），没有神。无法动笔记录，他就用小录音机录音。

陆远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和许多名人一样，许倬云也有不少“不得不去”的饭局、会议、应酬。这种场合，他常常会用一只手搭在拐杖上，下巴往手上一靠，闭上双眼做打盹儿状。进入晚年后，许倬云的两道眉毛越长越长，向下耷拉，每次靠在拐杖上假寐，用陆远的话说，“那样子好像一尊佛一样，宝相庄严”。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打盹儿，只是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去思考萦绕在内心的问题。这时要是谁提起他感兴趣的话题，他马上就可以睁开眼，接着话茬儿聊下去。

也许是时刻都保有思考习惯的原因，许倬云几乎是最高产的历史学家。在两岸出版的专著超过四十本，合著超过二十本，最近十年在他八十岁后出版的新作高达八本。

曾有人问许倬云：“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许倬云回答：“在它的过程。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打麻将，都是过程。我喜欢研究工作的过程。”

既然是过程，就只是到现在为止暂时得来的结论，这个结论还可以往前推，还可以改变，还可以修正。他在年近六十时曾说，尽管年龄在中国旧日观念里可以算老头子了，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已经定型，还继续有成长的机会和需要。

今年，他已九十岁，认为自己还是没有定型，随时准备有新问题来的时候用新的思考方式去处理，也不会只用同一种思考方式去处理过去一直面临的问题，而是尝试新角度，每天学习新东西，每天对过去的思考方式有质疑之处。许倬云说：“这已养成习惯，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到了终点站，前面永远有更长的路、更远的空间、更复杂的问题等着让我去处理。”

2021年，许先生在匹兹堡家中（陈荣辉摄）

[1]　本文作者为李静，首发于2020年第28期（8月3日）、总第958期《中国新闻周刊》。

[2]　今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后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