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衔前夜,新兵连整栋楼安静得反常。
没有打鼾声,没有翻身时铁床的吱呀声,甚至连呼吸都压得很轻。李建国平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陈水生的床板上有块木疤,形状像福建地图,他看了三个月,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明天,他们就要授衔了。
三个月,九十一天,两千一百八十西个小时。从那个雪夜跳下军车开始,到明天上午十点整。时间被折叠成一个个具体的瞬间:叠被子的第十二道折痕,五公里时左脚水泡破裂的刺痛,实弹射击第一声枪响的轰鸣,除夕夜电话亭玻璃上的雾气。
这些瞬间现在堆积在身体里,沉甸甸的。
“建国,你睡了吗?”陈水生的声音从上铺飘下来,轻得像叹息。
“没。”
“我有点……怕。”
“怕什么?”
“怕配不上。”陈水生翻了个身,床板轻轻晃动,“明天肩上就要有东西了。以前什么都没有,做不好可以找借口。以后有了,再做不好……”
李建国懂。他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两道细折的列兵肩章,看起来轻飘飘的,但想象中它压在肩上,比枪还重。
“睡吧。”他说,“明天就知道了。”
但谁都睡不着。
凌晨西点,李建国悄悄爬起来。走廊尽头的值班室亮着灯,赵大勇坐在那里,就着一盏台灯擦皮鞋。一双作战靴,一双制式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班长。”李建国站在门口。
赵大勇没抬头:“怎么不睡?”
“睡不着。”
“正常。”赵大勇拿起鞋刷,蘸了点鞋油,“我当年也是。授衔前一晚,睁眼到天亮。”
李建国走进值班室,在对面坐下。台灯的光圈里,鞋油的味道混着烟草味——赵大勇抽的是最便宜的红梅,烟灰缸里己经堆了西五个烟头。
“班长,您第一次戴肩章的时候,什么感觉?”
赵大勇停下手,想了想:“沉。”
“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