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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庚子年的上海是祸是福（第1页）

8、庚子年的上海，是祸是福？

2020年1月25日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即庚子年的春节。这一年我们的祖先俗称它是“鼠年”。

鼠在十二生肖中是老大。而60年一个轮回的庚子年似乎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它并非吉利年，恰恰相反是比较倒霉的疫灾年。真是吗？

那些“易经”学家们会告诉你是真的，而且“理论”十分扎实。他们分析道：庚子年生肖为白鼠（金鼠），纳音“壁上土”。庚子是厚德之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能克众水，不惧众木来害。因为木到子位乃破败之地没有了气力。庚子年，纳音为壁上土，戊土为云。戊癸化火，火为日，故为天云日承。乃气过孚虚之土。若得重土相资，则水木不刚，弱遇官鬼而不刑，则衰绝自保。水土同宫，子为刃，极至而反，盛于亥而衰于子，阳出而阴伏。

“风水”先生则另有一番见解，他们认为，影响地球大风水的有三条线，一是日木线，二是土日线，第三条是威力更大的银日线。因此庚子年的各种灾难，与地球和银日线的位置密切相关。地球处于太阳系，太阳处于银河系，因此宇宙中，对地球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和银河。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银河中心之间、三点成一线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们的这种特殊同轴位置引发了3个空间弯曲，好像三个发射信号的大锅，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能量共振场。这种共振，相当于数以亿万计的射线和能量波被杠杆放大后、再双面包抄地球，引发的磁场干扰可以想象，自然而然会加速地球上生物的各种不寻常反应。要知道太阳系中，土星和木星体积最大，对地球的影响也最大。这些质量巨大的行星的引力让地球保持接近正圆的稳定运行轨道，从而使其可以从太阳那获得持续稳定的光照，这是生命繁荣昌盛的基础。土星和木星在六十年一大轮回的时候，它们一起跑到银日线上“折腾”，自然对“小弟弟”的地球产生物理上的巨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庚子年”是“灾难年”之说。

我不信这些“玄学”，但似乎又没有能力进行反驳。因为有些事你信不信是一回事，然而历史上的现象却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它就是“不顺”和“疫灾年”。看看中国近代史，可不是嘛！你看——

1840年庚子年：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大门，是我国近代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进犯北京，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这场动**被称为“庚子国难”。

1960年庚子年：全国大面积受灾，其中以河北、山东、山西最为严重，占耕地面积的60%以上。中国开始了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据说饿死了有数百万人之多！

2020年庚子年：开年伊始，便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以上这4个“庚子年”，我经历过其中两个，大概一般人都不可能经历更多。1960年的庚子年，我尚年幼，知道那一次全国人民都处在饥荒之中，许多人没有挣扎过来而死去了。我后来成为家里的独生儿子，就是因为在这个庚子年引发的“三年自然灾难”中永远失去了比我小四岁的弟弟……乡里邻居们抬着那口小棺材出殡时我母亲哭天喊地的那一幕，永远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而且因为没有兄弟，所以日后受外人欺负的事常有，这是许多像我一样缺少兄弟的男孩们的心头之痛。还好，因为生活在江南鱼米之乡，这个庚子年没有饿死我家其他人，我们后来还是生活得比较幸福，苦了的是我们的父母及爷爷奶奶。

1840年和1900年两个庚子年里我祖上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2020年这一庚子年我“被困”申城上海的话，是不会去追溯有关我家族历史上两次不幸与灾难的——今天讲出来是因为这个故事与上海密切相关……

近代的庚子年——1840年，上海是个什么样？我爷爷都不知道。但他听他的爷爷说，那个时候的上海还真的刚刚从“海”上露出个笋尖尖。竹子在我们苏南一带家家户户都有，一般种在宅基后面，它冬天可以挡北风，夏天可以纳凉，春天能出笋吃，秋天伐下可遮盖漏雨的房屋。你说竹子对我们苏南人有多大的影响！所以高祖父用“笋尖尖儿”来称呼1840年时的上海是有道理的。再说，我的高祖父那时常在苏州和常熟城跑生意，区区渔村的小上海对他来说算啥？如果高祖父活到现在，跑到上海却被人嘲笑是“乡下人”的话，肯定会气得大骂：“你个小出棺材，葱头的个子，知道竹笋比你高多少吗？”这话的意思是：小赤佬（骂人粗话），你有多大的个头在这里瞎嚷嚷？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不知多多少，你还是“上海人”？！笑话，我在上海开河筑路时，你奶奶的奶奶还不知在哪个地方发芽呢！

我的高祖父够有底气，如果论在上海的资格，他这辈子目前两千万上海人中几乎没一个可以与他相比。不是吗？哈哈，我替他骄傲，是因为上海最初成为像模像样的镇级大渔村应该是在明朝，后来到了清朝之后就慢慢有了“城市”的轮廓，这个时候苏州城内的富商们开始陆续往海边的这个大渔村迁移。从苏州到上海的距离，自古以来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两地之间如果走高速路，只需一小时。然而在我高祖父那个年代，却要走整整两天甚至三天。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唯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船。现在上海市区除黄浦江外，另一条河为何叫“苏州河”，其主要原因就是最早的时候内地人到海边来，唯有一条大河通着，它就是苏州河。所以真正有资格说是“上海人”的人，才会知道苏州河才是上海的“母亲河”。那些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的人，皆是后来者，或者说是我高祖父口中的“外乡人”。

1840年前后，苏州城里仍然不断有财主往“大渔村”的上海迁移。我高祖父兄弟二人，力大无比，在十里八乡都有名。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硬压倒了对方，把原来叫“桂市”的一个镇，正式改名为“何市”——我出生时，何姓就是这个镇的“大户人家”。全国也没有第二个“何市”。

我爷爷的名字叫何叙生。爷爷的爷爷即我的高祖父叫何兴生，人称“何大力”，力气特别大，据我爷爷说，我高祖父一个人能挑起八百斤的大石头。“何大力”那时在上海算是一个人物，因为那些从苏州搬迁到上海的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离不开他和他的船帮搬运，所以高祖父在苏州、上海两地很吃香。不知那个时候的船帮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管交通一类的“官儿”？反正富人穷人都得靠上我的高祖父。

有些势力和人缘的高祖父“何大力”，认识了一位贺姓财主。当时上海黄浦江西岸和苏州南岸已经有街道、有商店，渐渐地热闹起来，大渔村开始变成小城镇，这个速度是空前的，十年中人口大增，甚至几条主要街道都变得拥挤了。另一个情况是黄浦江两岸开始起来一个个码头。尤其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界一带的沿岸，码头一个接一个，现在我们知道的“十六铺”码头，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黄浦江东岸的船厂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占据沿江各个地方。

“大力兄，我们一起在浦东那边弄个码头如何？我出钱，你出人和力……”一天，贺氏老板找到我的高祖父。

“好的呀！码头码头，船头到头就是码头。我干的就是这活儿，我看蛮好，弄个码头，省得老靠人家那里，还要出份子钱呀！”高祖父爽快地答应此事。

“起个啥名字呢？”贺氏老板有些为难了，因为从心底里他是想用“贺氏码头”的，但又因为是跟我高祖父“合办”，如果用了“贺氏”打头，显然会让我高祖父不太舒服。贺氏是读书人，聪明圆滑，他很快起了个“中性”名字，而且是两人都能接受的“好名”——和氏。

“我们俩我姓贺，你姓何，都是韩氏后代，今天又一起在上海兴业，便该和为贵。所以我起个‘和氏’商号，你觉得好不好？”他征求我高祖父的意见。

“好好！这个‘和’字好，啥事体只要‘和气’，就能生财呀！我双手赞成！”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码头都是以某某人的姓氏作“商号”。“和氏码头”就在我高祖父和贺氏先生一起动作下建起了。在如今的浦东陆家嘴沿黄浦江往东一点的地方，便是原来“和氏码头”的位置，即今天的“东方明珠”塔东顺沿黄浦江向吴淞口方向500米左右的那一片沿江之地……

“现在这里寸土寸金，一亩地至少可以卖到十个亿地皮价……”原陆家嘴开发区第一任总裁王德明先生告诉我。十几年前他退休时，那一片土地开发价是他说的这个价。

我爷爷告诉我，他听他的爷爷说，当时“和氏码头”占地约300亩。好家伙，如果高祖父把它留到如今，我何氏家族怕也进了“富豪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