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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非典时我曾经绝望（第1页）

11、北京“非典”时，我曾经绝望

23日晚饭前，待在酒店里的我，觉得应该出去走走。因为连续几天在外紧张的采访，虽说接待单位的食堂伙食也算不错，但对我这种血糖高的人就非常痛苦了，好吃的不能吃，能吃的人家并没有专门为你准备——糖尿病人的痛苦外人并不太清楚，有的地方还以为我嫌弃他们的伙食或接待不好。误会的事不少。

这天晚上想改善一下伙食，便去附近商场的一个西餐厅吃烤牛排。那个西餐厅以前吃过几次，印象不错。但那天下着小雨，基本没有什么人，偌大的餐厅内只有三个顾客，我是其中一位。当我落座后，隔着两个位置的餐桌旁又坐下了一位时尚的姑娘，很文静，我们彼此瞟了一眼。这个时候，我突然咳嗽了几下。因平时稍稍被冷风一吹，我就容易咳嗽和淌鼻涕，医生说是有点鼻炎。但这个时候的咳嗽却不承想给别人带来了“危险”……

我看到那姑娘立即起身坐到了离我远远的地方，而且连连看了我几眼，好在她的眼神比较温和，不然我真会说一声：至于吗？

我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可笑性”：哈，上海已经对武汉的病毒肺炎很敏感了！这也立即让我想到了当年“非典”时期的北京，谁要是在公共场所咳嗽几声，所有的人都会离他远远的，尽量离得远远的。但即使是这样，仍有人会瞪着愤怒或是怀疑的目光看向那个咳嗽的人：你是不是患“非典”了？你怎么到处乱跑呀？

公开骂的也比比皆是，但通常避而远之——咳嗽者犹如瘟神一般。我想到当年遇到的事，不由笑了起来。走出西餐厅时，我善意地向那女孩看了一眼，发现她双眼也盯着我，绝对不是多情地盯着，是高度警惕的目光。于是我向她抱歉地笑了笑，算是一声“道歉”。

阿拉甭侬道歉，侬自家要当心点嘛！回酒店的路上我想着这上海姑娘一定会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一路笑着回酒店。其实因为那姑娘“瞪”我的态度和优雅的“离别”，让我对上海再度充满好感。如果在北方或其他地方，可能是一场火药味非常浓的“战争”。这不是没见过。记得当时“非典”时期，我带着中国采访组每天要到北京市政府那边去等待安排采访对象，可不知咋的，每次一到测量体温时，轮到我总是亮红灯：37℃还多一点儿。

那个时候大家对“非典”发热概念似乎没有此次疫情抓的厉害，如果是这次碰到上述情况估计我早被隔离了。有意思的是17年以后我在上海再量体温时，那把手枪式的测温器总出毛病，不是不显示，就是体温34、35℃偏低状态。

“非典”那回，有一次我乘公共汽车从采访地回到自己设立的“封闭区”——自家的一间小房子里，路上就碰上一件事儿。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的男子在车里咳嗽了几声，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在一旁嘀咕，惹怒了这位咳嗽的男子，开始是俩人对骂，后来发展到两家人对骂，最后竟然大打出手——因为咳嗽男子的身边站着他夫人，而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身边也站着她丈夫……结果是我们一车的乘客倒霉，只能中途下车。下车时，多数人站在那个女子一边，认为那个咳嗽的男人“不是东西”：“他在这个时候说不准带着‘非典’跑来跑去，把我们害了怎么办？不是太坏了嘛！”“就是！咳嗽还出来干啥？”

明明可能与非典毫无关系，但那个特殊时期人们宁愿信其有而非麻痹大意，谁都不会轻易站在那个并非“非典”的男人一边……当时我自己也在笑，心想那老兄肯定跟我一样，平时抽烟什么的容易干咳嗽，但我也不敢轻易公开出面为他说“不”。可见疫情时的人们，其防备心理都很高。

我们的文坛老熟人、湖北作家方方这回真是“一鸣惊人”了：她的“日记”每天吸引了无数人。这可以理解，因为尽管现代媒体高度发达，但真到了关键时刻，由于种种我们知道的原因，许多真相反而并不为人所知。故像方方这样来自亲身感受的文字反倒变得特别珍贵。其实，任何一个大疫情到来之际，真相是最重要的，它可以让所有人面对疫情时有心理和具体行动上的准备，怕就怕糊里糊涂中染上并悄然死亡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然而真正在疫情风暴的中央，有些情形也确实让人心惊肉跳。

“非典”时我的经历可能比一般人更多些。《北京保卫战》中的这些片段都是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事——

“妈妈，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2003年4月初的一个早上，当秦女士接到武警总队医院通知她的母亲患SARS已死亡时，当场哭昏在地。她怎么想得到患糖尿病的母亲会在转眼间变成了SARS患者并死得这么快！

那时SARS患者的家属还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亲人为啥突然死亡，而且死得那么快。因此，秦某的心境非常不好，加上前期在医院陪床，已经被拖得很累。母亲没了，秦某的心空****的，也吃不下饭。到第三天，又是咳嗽又是发烧，当时她还以为自己是累的，想吃点药可能就过去了。哪知4月5日到人民医院门诊就医，医院觉得她有点像非典症状——“当时虽然听说东直门医院等已经有非典病人了，可到底非典是什么样，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收治。所以秦某上医院门诊后，我们就把她放在观察室留观。而那时医院的观察室没有什么特别的隔离措施，这让我们人民医院埋下了恶性传染SARS的祸根。”该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事后这么说。

那是真正的恶性！

人民医院是北京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拥有85年历史，每年到此就医和住院的患者高达百万人次！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到此方便就医，医院在设计时以尽量节省空间和方便快捷为原则，所有化验、门诊和收费窗口都尽可能地在一起。SARS就像一个杀手端着冲锋枪走进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秦某在留观期间，旁边是十几个其他病患者，他们后来大多没有脱离SARS的传染，其中有一位心肌梗塞患者转到心脏内科，一人传染了11名内科医生。那些内科医生哪知这位患者与SARS重症者秦某有过“亲密接触”，完全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又不断传染给其他的同事和家人……4月17日，在向外转出29名患者后，人民医院于当晚关闭了急诊大厅间的天井，意为安排成批的留观患者所用。哪知原本就通风不良的急诊环境更加恶劣，致使急诊药房、急诊检验、急诊收费和近邻的其他几个科室均处在由于空气不畅而形成了SARS强大的交叉感染区。

人民医院终于哭泣了，哭得那么悲恸。人们目睹着一个又一个的倒下，一批又一批的倒下，却无能为力……于是，医院上下，医院内外，一片恐慌。那些来看病和正住在医院的患者听说SARS蔓延后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也纷纷想法远离医院。原先在医院干得好好的清洁工和护工扔下一个月几百元的“瓷饭碗”，不辞而去，SARS病房内的清洁工作和后勤工作不得不由医生护士来完成，这使得又有一批批医生护士感染上SARS而再度倒下……

人民医院再也无法承受这打击，于4月19日、20日、21日，连续三次向上面打紧急报告，请求停止急诊和门诊。中国CDC派出首席专家曾光前去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建议立即关闭所有门诊急诊。”曾光的结论，给灾难深重的人民医院带来转机。

4月24日，整个医院被市政府宣布隔离。5月初，人民医院向市、区两级CDC报告的非典患者高达200余人，其中本院的医务人员89人，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63岁，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医院的骨干和专家。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从人民医院那儿传染上的SARS患者仍然在北京其他医院不停地就诊看病，先是中央财经大学出现SARS爆发，继而是北方交通大学又爆发疫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医三院……等地方的疫情也频频而起。

北京城彻底恐慌了——

学生开始成群结队地离校；民工开始成批地乘火车汽车逃跑；有钱人驾着车、搭上飞机匆匆离开北京；

普通百姓扑向商场食品店卷起米面油盐醋往家奔跑……

一个个机关大门开始关闭；一座座小区实行封锁；一条条街巷没了行人和车子；市民们躲在居室不敢出门，惊恐地睁着双眼看着外面那个黑云压阵的慌乱世界……

一天，一辆公交车上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咳了几声，全车人吆喝司机赶快停车，随即争先恐后跳下车，路近的人干脆步行，路远的纷纷招手“打的”。

“的哥”问：那公共汽车上出什么事了？乘客说，上面有人咳嗽咳得厉害，可能是非典。“的哥”一听，脸色煞白，忙推说“车子没油了，我要去加油。”说着，“哧溜”走了。

“喂喂，我又不是非典！停车停车！”乘客一边喊着，一边追赶。

“的哥”早已溜回自家的巷口，想把车开进大院。

“不能进！你们出租车整天在外面拉人，谁知道有多少非典患者上了你的车。为了你的家人和全院人的安全，我们不能让你进去。”几位老太太严防死守着铁门，任凭“的哥”怎么说，就是不让进人进车。

“的哥”直蹬脚，“我、我……这到底是怎么啦？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呀！要是我家有人得了非典谁救他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