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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那个北京非典一号病人留下的毒根（第1页）

16、那个北京“非典”“一号病人”留下的毒根

上海朋友的话让我心情特别沉重，因为我想起了此刻的武汉——他们根本顾不过来这类的流调了！他们甚至对已经躺在医院走廊里的确诊者的基本医治都保证不了，整个武汉有500多万人还在奔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路途中……

天啊！我不敢想了。因为我经历过北京“非典”，算是比较了解整个疫情“内情”的人，所以我有些害怕起来。17年前那一次疫情最初，我们北京人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只是听说广州、香港那边有人感染了一种病毒，大家也就是“听听”而已。再说，三月初的北京，忙着呢！喜着呢！因为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召开的。“两会”一开，全北京围绕着它转。但就在此刻，我们北京人谁也不会想到一种狡猾的病毒正悄悄潜入京城，开始与我们进行一场生死拉锯战，差一点儿把六百多年的皇城翻了个个儿——

下面的这些情况，都是我当年在疫情一线采访时了解到的。

2003年3月1日，301医院。北京的当代史上一定记着这个时间点。

这一天的天幕刚刚拉开——凌晨1点，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迎来了第一例SARS患者。

“我们有急病号，想住院，无论如何请帮忙给安排一下。”一位年轻的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请求医生。

医生指指日历：“今儿个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办，怎么着也得周一才行。”医生对患者作了简单的诊断，说：“要不先到急诊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属非常感激。

年轻的女病人高烧不断，于是又从急诊病房转到了呼吸科病房。

“闺女，你咋样了？啊，吃点东西啊！不吃怎么能顶得住呢！”患者的母亲瞅着胸脯剧烈起伏的女儿，心如火焚。那是个56岁的母亲，此时她自己的体温已达39℃！

丈夫在一边焦虑地看着妻子和岳母大人的这一幕，找来医生，说：想法子让我岳母也住院吧！

医生一量体温：可不，烧着呢！住院吧！

大夫佘丹阳心细，说你们家几个患者得的病跟广东、香港的非典差不多症状，得分隔住好些。其后，已经同样被SARS传染上的母亲被安排在另一间病房。

与此同时，年轻女患者的父亲从山西打电话说他也在发高烧，而且上医院输液几日后不见好转。父亲跟高烧在病榻上的女儿说，他也想上北京来治病。“那就赶快来吧！”女儿用微弱的力气对父亲说。

3月5日，父亲乘飞机抵达北京，然后直接进了302医院。

这一家人在北京汇合，其数量之多，令人惊慑：除女患者本人外，有她的丈夫、1岁多的儿子、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弟媳、大伯、小叔子、二婶，加上女患者公司的两个伙计，以及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共计14人！

此时，这一大家人除女患者和其父母发高烧外，于某的弟弟、弟媳等也相继出现发烧。年轻女患者的丈夫急得团团转，跟医院商量怎么办。

“我们301不是呼吸病专科医院，最好转到专科医院。302医院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强。”医生说。

也好，父亲已经进了302医院，一家人在一起可以相互更好照应。女患者的丈夫立即向北京120急救中心求助派救护车。

就这样，这一家的患者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的帮助下，或被抬着、或被搀扶着上了救护车，于3月6日住进解放军302医院。后来知道，302医院在没多长时间里就有十几个医务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最早的一批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同时由于院方及时组织对SARS的反击，也涌出了一群像姜素椿等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

3月7日，女患者的父亲猝然去世。他是北京被SARS疫魔袭击中第一个死去的不幸者。

302医院紧张了，从有限的判断中他们感到这一家人患的病与正在广东、香港流行的非典十分相似，于是向当地的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报告了，据说同时也报告了卫生部。丰台区CDC工作人员去了302医院，但无获而归。

此时正值“双会”召开之时，引起军方重视的病情，自然也使专司疾病预防的北京市“CDC”高度关注。在接到丰台区“CDC”的报告后，他们立即派出专人，开始了有关北京SARS的第一例正式接触。

受命此任的是年轻的北京市“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

这位具有良好素质的公共卫生应急专家，后来参与了北京SARS战役的所有前线战役，特别是三、四月份，沈壮和他的战友投入了极其紧张和高度危险的战斗，参与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现场工作。他因此成了对整个北京SARS战役最知情的几个证人之一。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沈壮其实一点也不壮。在SARS还在不断袭击北京的日子里我见他时，见面第一句我就这样对他说。“大概这段时间被SARS吞掉太多营养了。”这位人称“SARS毒王克星”的年轻疾病防控专家以玩笑回应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而且是那种令北京人惊恐的“零距离接触”——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不是没有顾虑，但我是作家和疫情核心地带的采访者，职业和良心驱使我不能在这样一位拯救过无数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点点伤害他感情的行为。虽然我要向读者坦白，我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沈壮和他同事的出现，使北京的SARS从此有了明晰的脉络，也使我比别人更准确地掌握了有关北京“非典”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我这里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记录。加起来有这么长——”沈壮伸开双臂，给我做了两个一人长距离的姿势。

在我看来，沈壮是整个北京抗击SARS瘟疫保卫战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尽管在我写他之前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伟大战役的纪念丰碑上早晚会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领导的应急中心的战友们及其后来建立的2500多人组成的“流行病调查大队”队员们，为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SARS建立了不朽功绩。许多材料是沈壮与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护车上，甚至是太平间里获得的。

山西女患者的父亲之死，拉开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沈壮，快到中心来，有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3月8日清晨四五点钟，刚刚因处理另一件应急事才回家眯盹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沈壮，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我马上到。”沈壮给妻儿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了门。初春的北京，寒气逼人。沈壮打了个冷颤，“不知什么缘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颤。”沈壮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当日上午，沈壮带着属下到了302医院。上午的会议是应302医院建议召开的，参加人员有北京市卫生局、国家“CDC”人员，解放军总后卫生部、302医院和沈壮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马。会议议题是分析和处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对北京的疫情后果。此次会议就302医院当下的SARS患者与死者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分工：302医院负责救治患者，总后防疫部门负责对医院的易感人群进行追踪，国家“CDC”负责流行病调查，沈壮他们负责军队之外接触过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会议开到十一点，死者被拉到医院太平间。

其实，北京市卫生系统在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暴发之前做过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广东省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正式对外介绍非典后，北京卫生局领导当即明确了5家有呼吸传染病医治能力的医院承担监测非典任务，它们是安贞医院、朝阳医院、海淀医院、友谊医院和儿童医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担相应的任务。“那时非典还没有SARS这个洋名，我们称其为‘广东非典病’。当时大家根本想不到这个非典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有人认为这种病毒传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传一代就弱化一代，传上三五代就没啥感染能力了。我们也认为不至于闹到北京来，隔那么远。这种认识在当时不能怪谁，因为大家都不认识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壮的话代表了当时北京专业人员中的普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