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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透镜（第1页）

文化透镜

什么阶级不一定说什么话

王尧：你在“小说家讲坛”的演讲中提到了符号化生产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围绕这个话题再展开一点讨论。因为符号化生产问题，涉及对当下文化形态、文化特征的认识，特别是对文化、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我现在体会到，为什么有的学者把符号环境当作人类生存的三大环境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呈现了符号化的特征，日常生活也在符号化。我们暂且不去说精神领域中的符号化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符号几乎是如影相随。前年我在装修房子、添置家具的过程中，就感觉到，所谓生活，其实就是在与符号打交道。这一现象给我们的生活、思想，包括知识生产都带来很大的挑战。

韩少功：现在很多人提到“电视政治”、“概念经济”、“眼球文化”等概念，显示出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至少在形态上，政治和经济成为了一种符号的生产，文化当然更是一种符号的生产。很多传统的理论都因此而面临挑战。比方说需求，以前可以按照人自然生理的要求来估算，一个人要吃多少饭，要穿多少衣，等等，是一个大致恒定的常数。美国经济学家凯因斯曾因此乐观地预言：经济这样发展，人的需求很快就可以满足，到那时候，经济学就没有什么用了，经济学家也会像牙医一样用处不多了。但这种预言完全落空，原因是人的生理需求可以满足，但心理需求是个无底洞；物质消费虽然有限，但符号消费完全无限。一个人占有五十块名牌手表，显然不是为了计时。一个人占有三台名牌汽车，显然不完全是为了代步。所谓名牌消费，就是符号消费，常常与人的生理需求相关甚少。你要对其进行预测和计划，简直不可能，搞计划经济也就失去了根据。我昨天同你们的学生说：新加坡那么热，那里的贵妇人买一堆貂皮大衣做什么？这样的貂皮生产怎么计划？

王尧：传统理论总是把人看作物质的人，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存在”主要是指物质存在。

韩少功：“阶级”就是这样一个物质化概念。你有一百亩地，就是地主；你只有一亩地，就是贫农或者雇农。这在土地改革的有关政策里确定得很清楚。但物质化存在眼下不一定是人生存在的主体部分，特别是在有些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已经让位于符号的、心理的、文化的存在，比方说，主要日常开支不再用于吃饭，而是用于打电话、上网、受教育、旅游、读报刊、听音乐、看电影等等；即算购买食品，顾客要看品牌是否时髦，看购物场所是否体面，不单看蛋白质和维生素。购房、购车一类物质性压力仍然是沉重的，但广告业空前膨胀，商家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本投在符号营造上，顾客越来越多的支出花在符号享受上，物质性压力越来越含有精神因素。应该说，这种符号消费在任何社会都有，但在某些现代社会里有比重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当然仍然存在，但不是唯一存在，什么阶级不一定就说什么话。无产阶级可能说资产阶级的话，资产阶级可能说无产阶级的话，有点阴差阳错。

王尧：这个问题现在也有新的解释，以前比较多的强调对立的一面，现在注意到了可以沟通和对话的一面。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

韩少功：文化是多来源的，多层面的，多向度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可以喜欢《红楼梦》，也都可以喜欢牛仔裤，光说文化的阶级性，就说不通。光说文化的民族性，也说不通。需要多个分析角度，包括非阶级、非民族的角度，比方宗教的、性别的、年龄的什么角度。在另一方面，若说文化是普遍人性的产物，把文化看得一身清白和一尘不染，忽略了利益和权力对文化的制约，也是一种天真。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早就提出“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概念，把文化看成软政治。在他看来，政权与制度不是政治的全部，文化是政治的广阔舞台和重要战场。当年国民党在中国执政，但“平等”、“革命”、“劳工神圣”成了读书人的流行语和口头禅，最后连政府高官大部分子弟都“赤化”，青年的蒋经国加入俄共，青年的李登辉加入日共，顺应潮流么。文化领导权一开始就在更左翼的党派手里。眼下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但就流行文化与流行观念的层面来看，已经与美国没有多少区别，满街都是麦当劳文化和好莱坞文化，商业招牌也大多是“富豪”、“帝王”、“王妃”一类，革命在社会潜意识领域还剩多少，大家心里明白。这里有激烈的“软政治”斗争，但可能被人们忽略。

电视宣传可以在几天内调整政治潮流

王尧：知识危机，是九十年代以来的重大危机之一。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现实问题的现象不是个别的例子，在经济领域也有令人瞩目的现象。

韩少功：你看那个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雇佣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去帮他操盘，差不多是炒股“梦之队”，应该没问题吧？但后来亏得一塌糊涂。他发现这个市场完全不可理喻，最高深的经济学也可能栽跟头。报上介绍，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位，特点是把心理学引进经济学，用来分析人们在市场上的非理性行为。其实，“非理性”并不一定是没道理、没来由，只是不合乎传统理论所认定的道理和来由。传统经济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人定义为“利益理性人”，认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每个人至少都会精密谋划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亚当·斯密就是这么说的，哈耶克也是以这个为前提，有些左翼理论家其实也接受这一点。但现在很多人发现，人不是那么精密谋划利益的。

王尧：什么是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韩少功：制造火枪的技术很早传进了日本，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应用，为什么？因为日本武士的荣誉感，使他们更喜欢刀。刀成了一个阻碍新技术推广的符号。美国的牛排经常供大于求，但还是价格最高的肉制品，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觉得牛排具有雄性气概，差不多是一个文化代码和概念，于是就一直有高价的魔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唯利是图，倒像是唯感觉是图，唯符号是图。特别是在今天这种传媒时代，人们对利益的理解在三天之内就能发生巨大变化，就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的：电视宣传可以在几天之内调整政治潮流。三天之前这个杯子是我的利益，三天之后这个杯子可能根本不是我的利益。为什么会变？这种变化是不是来自一些文化符号运作？

王尧：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是否也有这样的变化？

韩少功：我有一个朋友，叫杨小凯，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文革”中叫杨曦光，是个很有名的红卫兵理论家。

王尧：他是湖南人，“文革”时写过《中国向何处去》，轰动一时。我还不知道他改名为杨小凯了。

韩少功：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当教授，原来是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以人的利益最大化为铁律，为基本前提，当然能解释很多历史和现实的现象。后来他得了癌症，在治病的一年多时间内，因为妻子是基督教徒的关系，得到了很多教徒的关心和帮助。他发现一个俗人所看重的利益，一个教徒可能根本不在乎，似乎完全违反利益最大化原则。他们帮助他、关心他，毫无利益可言。如果说这里面也有广义的利益，那么这些教徒的利益只是一种心灵净化，一种情感慰藉，或是一种在天国得到回报的冀望。这就是他的利益，一种亏损自己世俗利益的“利益”。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突然发现“利益最大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少在基督教徒中有大量的例外和反常，有另一种规律在起作用。我不知道杨小凯这一感受是否会带来他理论上的修正，但我相信不关注宗教这一类精神现象的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出息。宗教也是重要的符号生产。

民间文化的萎缩是文化工业之祸

王尧：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是传统的理论和知识生产面临的挑战，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问题也就包含在其中。当我们发现有些规律已经不适用时，可能不仅是知识、理论本身的局限，还要反思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大家也谈过，但现在的背景又不一样了。文化工业的兴起，对知识生产、对人的精神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就像你形容的，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巨无霸。

韩少功：我几年前写过一些随笔，发表在《读书》和《天涯》上。当时我感觉到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粗浅散碎的思考，其实都是对日益逼近的这个庞然大物深感不安，做一些感受和思想的准备。这些准备可能卑之无甚高论，对我个人来说却非常重要。

王尧：如果不从审美的角度，而是在学理的层面上看《马桥词典》和《暗示》，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你的这两本书，都对我们的知识背景和知识谱系作了清理。譬如对语言文化符号的重新认识，对语言等级的批判等。

韩少功：谈符号不能不谈到文化工业，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新问题。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人类也有文化，也有文化符号，还有文化领域里统治和反抗的激烈冲突，但没有文化工业，没有文化潮流变化在今天这样的速度与规模，权力和金钱也不具有今天这样的文化控制力。以前一首民歌唱出来，一唱就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个巫教迷信产生了，一传也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有些服装、建筑、仪式、习俗也是这样，多少还带有些自然和原生的性质，就像野生物种，至少是一种恒定状态。但今天文化潮流日新月异，争强逐胜，常常形成剧烈的反差和震**，很容易让一些人自我迷失。以前的文化控制也往往只及于社会上层，像儒家正统，一到乡野之地，一到蛮夷之地，就变得十分稀薄，让位于民间文化。但现在还有民间文化吗？还有多少民间文化？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民间文化成了所谓大众文化，民歌就是流行歌，民服就是流行服，如果说还有什么宗教的话，最牛的就是“麦当劳”教，“好莱坞”教，香港“四大天王”教。很明显，这个大众文化不是民间文化，不是从民间产生的，恰恰相反，是由文化业制造出来然后强加给民间的。民间文化的萎缩是文化工业造成的灾难之一。

王尧：在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活的符号化特别成为问题。

韩少功：文化丁业对发达地区的影响当然更大。一个澳大利亚医学专家告诉我，从生理学的统计来说，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左右。但现在欧美有些学校里的同性恋达到三成甚至四成，这就不是生理现象而是心理现象、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了。无非异性协调很困难，或者是很多歌星、影星、球星都同性恋，娃娃们也就对照先进找差距，决不落伍。但一旦真同性恋了，假作真来真亦假，这就成了一种真实的生理经验。你还能说它仅仅是符号？

王尧：符号改写了感觉，进而改变了生理。

韩少功：感觉有很强的传染性。贫困感可能不是来自贫困，而是来自一种描述。孤独感可能不是来自孤独，而是来自一种叙事。连饥饿和寒冷的感觉也可以被符号改写，有些人为了体形美，不是大雪天穿短裙也不觉冷么？不是半片面包也难以下咽甚至吃下就呕吐么？这一切贫闲感及其他什么感，当然是媒体社会的现象，是小康以及大康社会的现象，在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一定比较罕见。我曾借用经济学里的恩格尔系数来描述它，说恩格尔系数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富裕社会，人们受到符号的干预和强制要更多，因为他们接触媒体的可能更多。

生活与文化互相复制

王尧：对符号的操纵是与权力、资本、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某种符号的流行，其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因素。既定的符号等级被打破，甚至传统的文化分类也遭到质疑。这个在西方世界中出现的现象，这几年在中国我们也领略到了。在一般的意义上看，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在符号的背后，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新的符号等级的形成。

韩少功：韩国人爱吃狗肉，被欧美人士视为野蛮，一再加以猛烈抨击，甚至要求世界杯足球赛易地举行。但欧洲人吃牛肉、吃羊肉、吃蜗牛怎么就不是野蛮呢？这里就有符号的价值等级，是世界上某个强大而隐形的“精神文明办”规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中国人认为喝可可乐是跟上时代的，喝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为可口可乐是美国的象征呵，与高楼大厦、喷气客机、高速公路、牛仔裤、电脑、摇滚乐、〇〇七是相联系的，甚至是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配套食品，而茶就没有这样的地位。茶也许能让人联想到日本的茶道，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日本人虽然有钱，但那张黄皮也不能与欧美人士相提并论。显而易见，制造和确定这种联想空间和意义背景的，主要是广告，包括媒体里各种“软广告”，是可口可乐广告商的形象设计和巨大资金投入，是他们对中国消费者们成功的洗脑。不光是洗脑，洗脑以后也就能换嘴：你喝惯了可口可乐以后，可能真会爱上这种口味。在这里，生活和文化不断互相复制，是一个循环的状态。心理符号转化成生理经验，生理经验又可以转化为心理符号。鸡生蛋、蛋生鸡，你很难追溯到根源，你找不到它在哪里。它是真实的吗？它是虚假的吗？很难说了。但不管怎么说，可口可乐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赚了大钱，我想，如果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不做牛肉而是做狗肉生意，肯定也会全力打造出一个吃狗肉高贵的文化潮流，让很多广告商、记者、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来为他们冲锋陷阵。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韩国有了世界经济霸权，如果韩国比美国还牛了，肯定就要这样去给欧美人民洗脑，还要逼着他们换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