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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痕（第2页）

至于西邻，就是疯子家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最瞧不起这一家。有一次我问，他们姓什么？

“屙吃困。”

“屙吃困是什么？”

“你想想，一天到晚只是屙屎，吃饭，困觉，不叫屙吃困还能叫什么？剥削阶级都叫屙吃困我觉得好笑。

父亲朝墙那边橫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呢。”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怀娥铃就是小提琴，就是当年高墙那边偶尔飘溢过来的好听的声音。那时我以为父亲指的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比方说是鼻涕，是尿湿了的床单，是电影里狗特务的电台耳机之类。

我和哥哥姐姐很快把邻家奇怪的名字编成了整齐有力的口号，诸如“屙吃困狗屎棍”、“屙吃困锅里蹦”什么的，准备用来对付疯子的挑衅。不料疯子很快就不见了。父亲为了我们的安全去墙那边交涉，以转业军人和革命干部的身份，终于迫使他们家把疯子送去了医院，也就把爷爷的声音送走了。从此，墙那边除了偶有一两声咳嗽之外，再无任何声音，寂静得令我奇怪。我怀疑那一边的人早已经死了，死去很久很久了，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外人从他们家门則来来去去，还以为那里有一'户人家。

其实那里还有人，还有一位母亲和兄妹俩。疯子是他们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我有一次用竹签挖蚂蚁窝，在墙基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发现那边也是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挤着，甚至爬上了一角屋檐。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有这么些毛呢？丑不丑呵？难道大人都有这种丑物么？

我看看自己开裆裤，没有发现毛，觉得有点高兴，也有点扫兴。

晚上乘凉，我看着星空，终于忍不住问姐姐屙吃困家里有好多好看的花，你看见过么？”

姐姐不怀好意地眨眨眼：“哈哈，你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

“没有，没有。”我急了。

“不，你一定是到他们家去了！哈哈，阿毛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她在竹**翻了一个斤斗，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奇耻大辱。竹床吱吱呀呀响。

“我去了是狗。只有你才去，只有你才去!”

“你说了，他们家的花好看!”

“我没说好看，我没说好看。”

“你就是说了，你就是说了！你赖!”

我愤怒地猛扑上去，把姐姐推下竹床。她的两腿朝天虚蹬了几下，有尖声放了出来，是哭了。父亲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的鼻子下面一片血光。父亲骂我，她就哭得更加有劲头。

我气冲冲地走出门去，看外面昏昏的街灯。罗家女人在那边摇着大蒲扇阿毛，来来来，我给你掐痱子。我喜欢你。”

我装作没听见，没有去。

好几天我没与姐姐说话。为了昭示我对屙吃困一家的蔑视依旧，我第二天就用泥巴把那道墙缝塞住了。我还很解恨地朝那边的房顶上扔了两个石头，怒气冲冲地喊：“打倒屙吃困——”

墙那边没有声音。墙那边的回答推迟了二十年，成了机械冲床咣当咣当的某种恐吓——那边已经改成一个街办小工厂了。我重返旧居，回忆起一九六五年我家离开了这里。就在离开这里的第二年，我的父亲死于“文革”最初的迫害浪潮。尽管他把我那位逃避农民斗争的地主爷爷送回乡下去交给农会，尽管他把我家的这所房子捐献给了国家，他还是没有被革命阵营接纳，没有逃脱厄运——这些事是我后来慢慢才知道的。

旧居已经苍老。原来的砖房外又搭建了一些偏棚，如同繁殖出一些寄生物，把小院子都挤占完了。我以前住的那间房，眼下成了一个饮食店，门前堆着一筐白生生的猪骨或牛骨。父亲的那间房则成了一个五金铺，但蛛网封门檐草森森，看来早已倒闭。西墙竖着一辆胶皮板车，上面还挂着尿片。

没有人认识我。当年的罗家、王家、张家等等全换上了一些陌生的面孔。我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搬走了。

至于疯子那一家，我至今不知道他们姓什么。

只有墙基的蚂蚁依旧，仍在一线线地爬行。它们从二十多年前爬到了现在。我想起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孩子们就常常玩蚂蚁。我用一只死苍蝇分别引出两个窝里的蚂蚁，让它们分头回去报信，引来各自的蚁军争夺蝇尸昏天黑地大战。看着蚁头蚁肢蚁钳纷纷被咬下来，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常常唱出电影里的战斗音乐为它们助威。

1993年5月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