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我与天涯（第2页）

我们在选票上开始一步步学习运用民主和法制。我们逐渐发现，民主程序设计是必须悉心讲究的。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由评委们票决青年文学大奖就采用过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二〇〇〇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觉得民选的候选人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在文艺界各个协会中作协的换届最顺，没有什么人敢去说情要官。

这里也得说一说，民主这一帖药也非万能。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人，比如这些收人可以用来投人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见，我们要花几万元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要花几万元来从事一项社会公益活动，或者要花几万元投入编辑工作的电脑网络建设，只要说用投票来决策，虽然有些人不会计较自己的奖金损失，但肯定也有些人会神秘兮兮的，肥水不落外人田么，不劳者不获食么，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群众的主流意见。你能让大家都像上帝一样都想到全人类和千秋万代？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点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进一步说，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而需要理智的民主给自己装一个安全制动闸。

这一'类民主“治内不治外”、“治近不治远”的折腾，走一'步看一步，终于使《天涯》走出了危险期，元气多少得到了滋养。《天涯》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冲突中得以自强，我想都得益于这些安内然后攘外。《天涯》当然无意成为教会，磕磕碰碰的情况也不会少，但无论中外客人，凡是访问过《天涯》的都对编辑部的效率和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编辑在家里深夜读稿或校对，让他老婆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现在还有这样为公家干活的？我也觉得一些同事好过了头：怎么少君半夜十二点还来电话说稿件？有一个客户甚至觉得《天涯》的员工都颇有个体户黑汗水流的劲头，曾迷惑不解地问过：你们到底是私营企业还是公家单位？也许在他看来，一个来自公家单位的人不要点回扣不拖拖拉拉实在是情理不容。

从这位个体户羡慕的目光里，我看出并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扬者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说过了头。其实我非常赞成把国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给私有者们去办，对公有制度下的懒惰和贪婪深有感触，但同时也对那种“私有化一抓就灵”的简单化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从来都是身着吊带西裤在书斋里推算效率定律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

新左派及其他

“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蒋子丹曾在文章里写到：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已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巳被指定为“新左派”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和“自由”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

其实新左派”这个标签至少有两代的历史。早一代，是出现于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现的流言中，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公敌。当时的市场经济巳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联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人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应该是这样了：男作家在麻将桌和三陪小姐那里开发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阳刚老外面前操练感觉，市场时代的诗情应该在欧陆风情的酒吧里一个劲地孤独，市场时代的先锋应该动不动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个性伴侣撒野以示自己决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作出有力反应，拜金专家们却被一些老作家赏识和追捧，被文学新人们央求作序，被刊物请去当策划主持，被报纸请去作专题采访。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他从日本回国，“祖国的江山扑面而来”，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权贵和“西崽”，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见我还在四处乐呵呵地滥用宽容，他好几次批评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从而让我冲到更前面一匙。

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自己的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象，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这个梦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实。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场”再等同“资本主义”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等同“中国”再等同“国家”再等同“社会主义”再等同“‘文革’灾难”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是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公式的操执者，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样，我们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来，是实际生活经验让我的头脑里多出了一些问号。我在一九八八年来到海南，亲历这个海岛市场发育和资本扩张的潮起潮落，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其他人那里积累印象和体会，寻找着思考的切入点。在我的身边，三陪女冒出来了，旅游化的假民俗冒出来了，这是“传统”还是“现代”？警察兼任了发廊的业主，老板与局长攀成了把兄弟，这是“国家”还是“市场”准**在官营剧团的《红色娘子军》乐曲里进行文革”歌碟在个体商人那里违法盗录，还有为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发烧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革命文化”还是“消费文化”？……八十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卞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在印度、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启蒙公式出现了断裂。“私有制”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市场经济”了，因为休克疗法以后的俄国正在以实物充工资，正在各自开荒种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经济。而“多党制”也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廉洁政府”了，因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官员索贿之普遍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得瞠目结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我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主编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这篇长文。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李陀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发表，他们对《天涯》的果断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对阵“新右”或“新自由主义”的风风雨雨经久不息。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受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由于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抗议和骚乱，这场讨论又与全球性的反思大潮汇合，向下一个千年延伸而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频繁地交换电子邮件，争论着由汪晖提出的一些话题。我赞成李锐对革命体制下种种悲剧的清算，但怀疑这种清算是否必须导向对西方市场化体制的全面拥抱。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会使我们产生哪些盲视？正如他在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中说的，知青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我接过他的思路往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革命也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不能完全说服他。

我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张炜和苏童也参加进来。当时《天涯》在欧洲巳因“新左派”的名声远播而在很多圈子里被人们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旅外华人与我相见，都不谈我的小说而只问《天涯》，真使我为自己的小说家身份感到悲哀。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释，以我褊狭的理解，中国人在九十年代最忧心的倾向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不是这两者的对抗，老左派把守权力，新右派崇拜资本，而我们必须像李锐说的那样“左右开弓”，对权力和资本都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以促成人民的市场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这是我为温铁军一篇好文章改拟的标题，以取代他的原题《现代化问题笔记》。如果硬说神圣的“资本”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那我们就“新左派”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顶有点别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

在另一方面，我也如实相告：我一直认为“新左派”里面鱼龙混杂，有的人不仅有问题，问题还大着哩。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开出“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救世药方的时候，我为他们想象力的缺乏和生活经验的贫乏感到遗憾。当有些高调人士在强国逻辑之下把中国五七年、六六年等人权灾难当作“必要代价”时，我觉得这些红色英雄其实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手：当年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同样是在“必要代价”的逻辑下屠杀着印地安人和各国左翼反抗群体。左派接过右派的逻辑来批判右派，这种子不认老子的事情怎么想也荒唐。

我在编辑部里还说过，人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绝对真理，因此无论左右都可能有肤浅之处；但只有一种肤浅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而两种或多种肤浅之间形成的对抗，才有可能使大家往后都少一点肤浅。这就是为什么《天涯》的版面更多地提供给“新左派”的原因。看一看周围，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类似媒体都向资本主义体制暗送秋波或者热烈致敬的时候，《天涯》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我们就可能只剩下一种肤浅，即最危险的肤浅。

我想我能够以此说服编辑部内的思想异己者。与很多局外人的想象相反，《天涯》编辑部里倾向“新左派”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占多数。郑国琳几乎每每都要跳起来与主编争辩一番，防止刊物犯路线错误。这与国内外文化界的情况大致相仿。连诗人北岛在巴黎批评美国式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之后，也在会后差点受到围攻，人们不能容许朦胧诗居然有《国际歌》的气味。

当少数派并不是受勋得奖，但多数派的人多势众千部一腔更值得提防。我想象将来的某个时候，一旦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媒体都活跃着“新左派”的时候，“新左派”的衰败和危机也可能就不远了。如果《天涯》那个时候还在，肯定又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

我的幸运在于，我的想法得到蒋子丹及同事们的宽容和支持，包括他们毫不客气的挑剔和置疑，都尽可能迫使我兼听，打掉我的一些片面。蒋子丹以前并不太关心理论，有时被陈嘉映或者李陀关切出一颗理论雄心，大张旗鼓地搬几本理论去读，要么是无精打采地不了了之，要么是记住几个有趣的句子然后就心满意足，无异于断章取义见木不见林。她在学究们的理论面前打了一个哈欠之后，不大像是用思想来思想，而是用感觉来通达思想，是靠实践经验和生活感受之舟在思想的大海里航行。奇怪的是，她后来在理论判断和理论表达上也常有高招出手。对于她所熟悉的人，她有时似乎更愿意用对人的感觉来决定对这个人思想的好恶。她说南帆的思想很诚恳，这是因为南帆给她的印象很诚恳，比如处处想着别人的难处，到海口来开会只要能省钱坐不上直飞班机也不要紧。她说黄平的理论很朴实，这是因为黄平给她的印象很朴实，比如身为洋博士并且刚刚被美国财长约见，但马上像搬运工一样给编辑部从北京随身携来两大箱书，见会议缺了口译员便自动顶上一直译到喉干舌燥，决不会在见过财长以后就决不屈居译员身份更不能流臭汗。相反，一个盛气凌人指令编辑们“安排版面赶快发表”的“新左派”，和一个出过一趟国就此后数年里每文必称“我在巴黎时”的“新右派”，在她看来都是一路货色，其思想在她看来也差不多是一路货色，肯定都过不了她的终审。她多次狡辩道：主义是人的主义，她认人不认主义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婆娘们就是这么搞的！

他当时来海口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讨论会，坐在角落里几乎始终一言不发，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淡淡地说：“你似乎认为世界上只有好人而没有好的主义，这恐怕有问题。”

事隔很久以后，我才大致摘摩出他当时正在思考和筹划什么，并愿意有所理解。但我不会收回我的话，这大概是出于一种文学专业的顽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主义易改，本性难移。嚣张的左派和嚣张的右派都是嚣张，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进都是正直，而且一个认为大款嫖娼是经济繁荣必要代价的人，当年很可能就是认为红卫兵暴殴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个当年见人家都戴绿军帽于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见人家都染红发于是自己就要非染不可的人。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对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势利。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同情心。

这一类本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在社会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它创造或消解着主义，滋养或腐蚀着主义，它使各种主义最终沉淀成一种日常的神色面容，让我们喜好或者厌恶。

在这个意义上，《天涯》力求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属于任何派。这个“派”字怎么听也有抱团打架或者穿制服喊万岁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压制成纸质标签的味道。

翻过一页页空白

《天涯》改版后五年了，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或者说没有能力做。我们一次次把深藏于心的想法移交明夫。《天涯》甚至至今也还没有实现我最初的一个渺小目标：发行三万份。每年年底邮局报来的征订数字虽然略有增加，虽然已经令有些同行羡慕，但都让我们沮丧。想起当年办《海南纪实》每期都是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了使发行量至少不低于亏损临界点，我们在开始那两年曾经费尽心机，斯文扫地，向公司经理和军队首长游说，向各大学文科院系发信，出国幵会都背着样刊找书店，甚至厚着脸皮一次次给报纸写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计把《天涯》的名字捎带上。干这种事的时候真是来不得什么清高。南京的王干先生后来说我在文章中给《天涯》做广告，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并没有错，他要讥讽要追究当然只能由他。至于他说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也是我和《天涯》用“广告套路”鼓捣出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恶意搅水的小伎俩，在每一次思想冲突中都不会少见。

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这篇文稿是《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这是《天涯》在世纪之交一次重要笔会的产物。

各种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盲区，并且直接导致世纪末一些人口密集国家的触目灾难。因此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编辑部就是在这种想法下，于一九九九年底邀请境内外四十来位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老朋友来到海南各抒己见。很多人多年不见，面容已经悄悄走形。比如几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还是个毛头小子，一晃就成了面色发暗的沧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见我的白发肯定也吃了一惊，只是不一定把这种吃惊残酷地向我通告。

入夜，他们在海滩上久久地散步。循着沙滩上一行行足迹看去，暗夜中不见他们的身影，只有说笑声在腥咸海风中远远地飘来。

我在一棵椰树下听着这些声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李欧凡教授家里，看到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英国著名学者佩利·安德森（P。Andson）谈他家庭以及谈他父亲的长文，使我感到亲切。因为安德森两年前访问海南岛时，是我陪着他去寻访他父亲的遗迹，在海口市面德胜沙老城区一带转悠，还因为开车误人单行道而被警察罚款。当时他无意中问起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得知《天涯》讨论过的种种话题，表现出特别的惊讶。他说这些都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他很想知道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怎么感觉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们可能的话以后给他邮寄刊物。但他并不懂中文，让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奇怪也有点滑稽。

我想象他在离海南岛很远的地方打开一本《天涯》，翻过一页页他根本不认识的字。也许那正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一种最为正确的阅读方式：任何字与词都是过眼烟云，都是雪泥鸿爪，都是不怎么重要的。一个人只需要轻轻抚过这些空白的纸页，只需要在触抚中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另一双手的体温。

那么，我和同事们五年来也只不过是编出了一本本空白无字的《天涯》，五年来向读者说了很多的同时又什么也没说。《天涯》将来还要一年年说下去，但同时一年年又什么也不会说。连绵无际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伪证：空白在法庭上从来不足为凭。

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

好了，同事们已经一致同意我辞去社长，把我的名字从杂志版权页社长名目下撤除。我祝他们下一步干得更好，而且留下一个私人茶杯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说以后来串门时还可能用得着。

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