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省出来的时间去教堂,去贫民区,去酒吧,去交易所,去精神病院,去大大小小的画廊,用目光把偌大一个美国胡乱叮将过去。彼尔在教堂和画廊方面较有知识,又对各种建筑兴致勃勃。他我们冒雨参观了著名的越战纪念碑。纪念碑是个狭长的等边三角形,黑色碑面晶莹照出人影,又迭出五万多越战中阵亡官兵的姓名密密,任人影缓缓一路抹过去。碑前一些花束和纸条都被雨打湿了,委地飘零。一张纸条是:“汤姆,爱德华叔叔很抱歉,他不能来看你。”另一张是:“汉森,我们都记着。”一个失去双腿的老兵戴着黑礼帽,在碑前的雨雾中推着轮椅转来转去,不知在寻找什么。而远处三个美国兵的雕像用疲倦忧郁的眼光,远远凝望着这边的花、轮椅以及碎碎的纸条。
彼尔在那些名字中找了半天,让我们好等。最后,他说找到了与他同名的另一个威廉·华德金斯,一位陌生的死者。
他总算找到了自己。
他又引我们去看各种大厦,常常不由分说就往前跨出大步——他的腿太长,几步撩出去,就加剧了我们的气喘和精神紧张。
“算了,老看大厦没什么意思。”
“不不,好看。”
“你乡下人呵?不就是地毯、电梯、玻璃窗吗?”
“不不,好看。一本本书,都是纸和字,那就无须看了吗?”
“不一样就值得看了吗?两堆大也会不一样。”
我还没来得及雄辩,他的长腿又嗒嗒嗒撩到前面去了,一颗脑袋悠悠然东张西望。
他的两条长腿,一定来自这种随心所欲的个性,而鹤立鸡群的身高,遥遥领先的步伐,无疑又强化了他的高超感和先进感。于是,我们之间的种种争论就是自然了。有一次我们就广岛事件又各施唇枪舌剑,他说不在广岛丢核弹日本就不会提早投降,我说受害者多为平民,这颗核弹公理不容,别以为你们美国做的事都是对的。他说历史上很多事对错兼有说不清楚,我说有大错或者小错,有较好或者更好,还是可以选择判断。这类争论当然是不了了之,由几杯啤酒或可乐打下句号。
他对个人生活的捍卫也十分果敢。讨厌抽烟,会当面请你把烟头掐灭。想要睡觉,会敲房门请你们说话悄声。一点面子也不给,冷不防给一团和气的中国人一点小小尴尬,完全是那种缺肝少肺的美国德性。有时候他甚至忘记译员的本分,毫不含糊地代你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用他的感受和观点接管你的回答权,同蓝眼睛们滔滔不绝。幸亏我还懂些英语,既能欣赏他的坦率和博识,也知道他对中国的了解还欠火候。比方说,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中国人都不知道朝鲜战争的真实过程,都不知道苏联大肃反和《古拉格群岛》,都不知道二次大战初期苏德的复杂关系和美国人民为抗日所做出的牺牲,都迷恋于日本电器法国香水和美国牛仔裤,都以为美国人个个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谁见了都可以揩油,都鄙薄农业而敬仰人造卫星以为仪表闪闪那才是科学……说实话,听到这些一孔之见,尤其听到这些话引起蓝眼睛的哄笑,我总是有一种越来越增强的恼怒,对他毫光熠熠的眼镜片越来越无法容忍,终于正色插嘴:
“Ohem(只是某些中国人)!”
那一刻我爱国爱得十分豪壮,也爱得有些孩子气。其实,大多数蓝眼睛对中国大多没有恶意,包括彼尔。他有时还是弱点自知的,在华盛顿见面不久就把检讨作在先了:“我的缺点就是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
我同他开玩笑,叫他“美国倚”。
他嘿嘿笑着对,我是个美国佬,洋鬼子。打倒洋鬼子!”
这位洋鬼子毕业于耶鲁大学,在非洲和台湾教过书,又旅居中国大陆三年。妻子是一位湖南妹子,姓吴,个头小巧,心性机敏而温柔,厨房手段却不怎么够段数。我与彼尔和张先生分手,独自先行赴明尼苏达州时,就是她那一头朴素的短发和一口湖南话在机场接我。从她口里,我得知她原是一位护士,因学英语结识了彼尔。一开始朋友和家人都反对这门婚事,她自己也犹豫再三,怕沾上找洋人骗钱的恶名。但扛不住彼尔离开中国后三天两头写信恳求,一年后又风尘仆仆专程飞往中国……她说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彼尔家门前的草坪上。深蓝色的晴空中,一束白云从天边向头顶飞撒过来,拉成丝丝缕缕的诗意。屋后一大片绿莹莹的林子里,小溪流着夕阳,有什么鸟在明尼苏达州的深秋里种下一颗颗好听的叫声。
我决意到彼尔家里小住几日,是为了看一看普通的美国乡村,呼吸一下美国家庭内烤面包的气息和主妇们的唠叨。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父亲在美国驻欧洲空军中服役多年,现领着退休金又开着一个并不怎么盈利的家具修理小店。他腰板很直,纤纤瘦腿拖拉着笨重的大皮鞋,很少讲话。’常常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回头一看,他还坐在桌子那一头,从眼镜上方投来微微带笑的目光,触抚着属于他的老伴和儿女。目光中的满足和慈爱,使人不能不联想到美利坚初期青铜色的清教,还有新教教堂里的管风琴声。
根据家庭禁烟宪章,他常常起身捶捶背,偷偷地去车库或工场躲着抽上一口烟。他很高兴以我为烟友,还引我参观他集邮一般收集起来的各种工具。他送我一把自制铝尺,还有他的名片,盖有“华继班”印戳。发现印戳没盖得很清楚,他蘸上印泥,哈口气,稳稳地垫住膝头再盖。
中文名字是儿子给他取的,取继承鲁班伟业之意。
彼尔的母亲很富态,极富同情心地唠叨一切。小吴说她预先得知我们要来,忙碌了好几天,反复向媳妇学习做中国菜和泡中国茶。她的晚年中有饭前祈祷的严格家规,有几大冰柜的自制果干果酱以及泡菜,还有对电视中美国小姐竞选节目的极大兴趣,堪称富有。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了彼尔的弟弟,满嘴胡须的大卫。前不久彼尔寄来信和书,我回了信,竟忘了问候大卫。我不知道大卫现在是否还那样惧怕和憎恶妈妈所做的烧富瓜,是否还每天缩在乱糟糟的**读小说到深夜,是否还经常去公路上蹬着自行车超越一部部汽车然后发出胜利的开怀大笑。我记得那天夜里从他姑妈家回来,我与他同车。风很凉,车灯楔破的黑暗又在车后迅疾地愈合。他扶着方向盘再次木讷地谈起自己的生活。他不愿意进城去,说比他聪明的朋友进城后也没闹出什么名堂。他至今没有女友,也不愿意去跳舞,就爱一个人照相,骑自行车。“没有什么不好,我很满足。”他盯着前面的黑夜深深。
我也忘记问候美丽的伊丽莎白了。哥哥说她是家里娇气的公主,假期回家一定得睡自己的房自己的床,说不这样就不像回了家——家嘛,就是可以使使性子的地方。要是客人占了她的床,她就赌气不回来。当时我听到这些忍不住笑了,完全感觉不到彼尔的那种不满,倒觉得撒娇的权力当然应该属于她这样的妹妹,属于她柔韧的下巴和大眼睛。我们应该祝福她,愿她永远能为一张床而赌赌气什么的。
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散发出泥腥气的蓝色大平原已经沉人地平线的那一边,在我迷蒙的记忆里渐渐蒸发。幸好,彼尔夫妇说他们今年可能来中国探亲,彼尔获得农学学位以后甚至还可能来中国定居。那么,他将成为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明尼苏达么?
我常对彼尔说你坐下,你一站起来,傻高傻高的,就给我一种压抑感。”
他笑着,就坐了下来。
我总是嫉恨他身材的高度。
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