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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笑月的成绩那阵，听说贺亦民教子有方，教出了一个名校生，我曾去讨教经验。我在他的小公司里转了一圈，顺便求他一事：若笑月这次再考不上，就请他留下这孩子，在公司里描描图纸，做做模型，都可以，算是有口饭吃，还能学些技术。我最怕她去社会上闲混，尤其怕她学会吸毒。

亦民一张脸笑得很下流，“你就放心让她来？万一她爱上了我怎么办？我们以后一不小心结成了亲戚怎么办？”

“臭疤子，你就不说说人话？”

“没办法，我这人意志薄弱，最容易怜香惜玉。”

“去死吧你！”

他仍然嘻嘻笑，不愿意沾包，只是从抽屉里抽出两扎钞票，算是他赞助的家教费，要我请几个好老师，给笑月好好补课。

一个小矮子，当年出了名的垃圾生，眼下坐在写字台那边人模狗样，把钞票当卫生纸甩，不能不让我刮目相看。

我得说说他的故事片了。他绰号“疤子”，是因为他右耳下方有一块大伤疤，就是他爸打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被打大的——如果小时候哪一天没挨打，原因只会有二：他父亲病了，或他病了。一旦哪天父亲没下手（他在厂里得奖了，入党了，或赌赢了，这种事偶有发生），疤子就条件反射，觉得自己应该发烧，应该咳嗽，应该拉肚子或晕过去，否则这一天肯定不大对头。

父亲不过是恼怒于他的矮，还有他可疑的长相，不相信他是自己的骨肉，反而只是一份耻辱，一个丧门星，一个应该在鞋底碾掉的杂种。因此，他从未穿过新衣，只是接哥哥的旧衣，烂布团一样滚来滚去，以至有一次全班上台唱歌，按规定都得白衣蓝裤。他没有蓝单裤，只有蓝棉裤，虽被老师网开一面，自己到时候却热得满头冒汗，在夏日的阳光下两眼一黑。

他在《美丽的哈瓦拿》歌声中暑倒地，但他不敢休息，一醒来便飞跑回家，扑向父亲下达的生产任务，给一种叫蝉蜕的药材去头去尾——加工一两，获利三厘。药厂职工们大多这样，把加工业务领回家，多少贴补一点家用。

这样，几年下来，他作业本一页页大多擦了屁股。当同学们每人交三分线去看电影，他却交不出。老师不相信他父亲没给，一口咬定他不爱学习，拿钱买东西吃了。同学们也大多换上了老师的机警目光。有一次，他捡到一毛钱上交班长，本应受到表扬的他却被怀疑。就一毛钱？骗谁呢？都交出来吧。班长见他哭了，又拍他的肩，说你不要哭呵，只要承认了错误，我们不处分你，还可以让你戴红领巾。

疤子觉得自己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急得一头撞到墙上，撞出的血吓得同学们尖叫——那次还是郭又军把他接回家。

班上当然还有穷学生，但那些人多少还有些自我加分的办法。有一位家里是摆米粉摊的，他可以经常偷来酸菜，就是汤粉的作料，洋洋得意地分给大家吃。有一位家里是拉煤的，每逢全班运送垃圾，他可以拉来一辆胶轮板车，光荣地成为劳动主力。还有一位，尽管他放屁特臭，穿妈妈的红色女式套鞋，但他打架时的个头大引人注目，还是很有面子。只有郭亦民——不，贺亦民，他执意改用母亲的姓——是烂中的最烂，破中的最破，废中的最废，哪怕做坏事也没人相邀，那就更不要说玩铁、耍弹弓、骑高马那些开心事了。

他没考上初中，倒是让父亲如愿以偿，大概是觉得因此省了钱，居然没打他。儿子为此大感失落——他最想挨打时反而没人打，只能羡慕其他那些落榜生，虽鼻青脸肿眼泪哗哗却有一种挨打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那个老杂种只差没拿刀来杀了我！”他甚至对另一个落榜生吹嘘，好像自己惨得并不逊色。

又军倒是把他揪到河里，把他脑袋按入水中，灌了他几口浑水。“你这样下去，只配做个流子！”

“你管不着……”

“数学只考十八分，你好意思还是我弟？”

“我本就不是你弟。你姓郭，我不姓郭！”

“老子淹死你！”

“你淹，你淹，你不淹死我就不是人！”

又军又是一顿拳脚，打得他顾头不顾腚，打着打着还把自己打哭了。两人在河边呆呆地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只帆船滑过来，又飘走了。另一只帆船滑过来，再次消失在水天尽头。暖洋洋的日光下，一块朽木被波浪推到了岸边，一只水鸟则在木块上左顾右盼，啼叫出渐浓的暮色，终结了一个沉默的告别——他们两人不可能在放学回家的人流中再次相遇了。

后来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发现小免崽子窝在家里，没去挑土，没去拾荒，还人模狗样捧一本书。父亲一把夺过书，在空中摔出一个弧线，直落那边的阴沟。

“钱呢？”父亲是指他每天都应上缴的五角钱。

阴沟里那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是又军给他的，也是他唯一收到过的礼物。这一天无非天快下雨了，他给自己放假，翻出书来看一看。

“不交钱，就休想吃饭。告诉你，少一分也不行！”

他斜看着阴沟，泪水一涌而出。

“聋了么？再不走，就是六角！”

他还是一动不动。

“再不走，七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