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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很少去郭又军的家，主要是不大习惯他家的麻将。有时摆一两桌，有时甚至摆三四桌，于是小屋里闹哄哄的，烟雾腾腾，喧哗四起。这时候的他，可能耳朵上夹了五六个晒衣夹，忍受输牌后的惩罚，没工夫礼遇我，他只是扬一扬手，告知烟在桌子上，茶叶在盒子里，瓜子在盘子里，意思是你好好招待自己吧。

我来这里一颗颗剥瓜子显得很傻，只能听牌客们争议某一位女歌星的嘴巴是大了还是小了，争议彩票中奖号码可能是双数还是单数，争议当年学校里谁偷看了试卷，争议当年班上谁的肺活量最大并且把水漂打得最多……是不是很无聊？当然，他们如果不找出这些磨牙口的话头，制造各种恼怒或开心的争议，又如何把一天天日子填满？

那一次，他家里只有丹丹在啃面包和看电视。她用电话联系她爸，说他马上就回家，说好了同我不见不散。但我一直等到丹丹看完两个卡通片，眼看就要误我的航班了，只好离开他家。有意思的是，他满头大汗在楼道撞上我，看到我手上的机票，发现实在没理由留我，便回头再次跨上自行车。

“你不是下班了吗？”

“刚才手气太臭，根本没吃牌的机会。”他挠挠头，“今天非要报仇雪恨不可，把老子的米米赢回来。”

他连家门也没入，甚至来不及打听我上门的事由，一头扎入夜色绝尘而去，弓着一条背脊，再度杀向某张牌桌。

他后来打来过一次电话：“我又军，郭又军呵，听不出来了？你这个鳖太没意思了。”

我连开玩笑的心都没有了。

“不好意思，没打搅你吧？你好久没来玩了。”

“玩什么？给你们傻傻地站岗？”

“你来了，我不玩就是。再说，我可以教你玩呵，玩简单一点的。我们也不玩大的，不会挖你的金矿……”

“对不起，有什么事吗？”

他吞吞吐吐，说他想通了，终于就要戒牌了，要干点正事了，但好像迟迟还未入正题。“是这样的，这样的……”他迟疑了片刻，嘿嘿两声“你家马涛，是不是对我有些成见……”

我怔了一下，不知最近又有什么闲话传到他那里。但我不愿多事，一咬咬定他想多了，完全不必在意，千万提防小人挑唆。我还大声警告：我可以接受一个清白人，但受不了一个疑神疑鬼神经兮兮的清白人！军老兄，你明白？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一次老知青的年度聚会上。说也奇怪，军哥下乡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多年来似乎是知青们的事务总管，又是一个联络中心，哪个病了，哪个搬家了，哪个要结婚或要离婚，哪个的父母或子女有事，更不要说年度聚会今年搞不搞和怎么搞，这些好像都在他的业务范围。特别是几个老姐妹，最喜欢去他那里，据说连妇科病的事也愿向大老兄讨个主意。

不用说，军哥最终与小安子分手，老姐妹们也俨然是他的亲友团，劝有要劝和，斗的要斗狠，各有高招，七嘴八舌，为他操碎了心。

在她们看来，小安子真是太皮厚了，太邪乎了，还没正式办手续，就带回了一个俄国帅哥，总是戴一顶绒线圆帽的那个，套一件格子粗麻衬衫的那个，没事时就哗哗哗拧一个魔方。她们更不理解的是，军哥居然不追究妇德，居然不在乎第三者插足，完全放弃男权和夫权，任由他们俩出双入对。更说不得的，他还同那个第三者打手势，蹦几个俄语单词，撕扯一点散装中文，一起改装了家里的便池和热水器，几乎把对方当成家里的一口子。郭丹丹呢，也心大，根本不管父母的终身大事，把那个伊万叫成“万哥”“万宝”“万宝路”，只是找他打听俄国。

俄国帅哥翻开一本书，指着托尔斯泰的照片，“骗子！”

又翻出屠格涅夫的照片，“骗子！”

再翻出布罗茨基的照片，“骗子！”

“为什么呀？”丹丹问母亲，母亲倒是替男朋友翻译了：“他说，俄国就是被这些骗子给坑的。”

“你才是一个大骗子呢。你好大的狗胆，敢辱骂我的偶像……”丹丹忍不住抡起书本往万哥砸去，两人汉语夹俄语吵了一通，打闹成一团。直到老姐妹们目瞪口呆：看看这一家子，像什么话，一个比一个神经！

小安子这次回来，已不再适应家乡的潮热，觉得自己成天活在蒸笼里。她更受不了街头巷尾的脏乱，觉得自己成天活在一个垃圾场。她的刀子嘴一如既往，对我也大加攻击。大概是对我见面时的握手之礼颇不习惯，便嘿嘿冷笑：陶干部呵，怎么不问一下我“近来工作和学习怎么样？”也不给我说说国内外大好形势？

我窘得一时没法说话。

她却得意地哈哈大笑。

正好碰上一次聚会的日子，很多人七嘴八舌，提议老知青结伴去白马湖看一看。但不管姐妹们如何邀她同往，她就是不喜欢聚会，更讨厌白马湖，抽燃一支烟，对着瓶口喝啤酒，冷冷地直摇头。

姐妹们觉得她不近情理，不免泄了气，不免撇撇嘴。牛什么牛呢？还是大小姐脾气呵？她在外面也是打黑工吧？不就是当保姆吗？不就是餐馆涮盘子吗？不就是驯过狗、理过发、插过花吗？据说还参加过什么邪教，又差一点混进了反政府游击队，也就跟走丢了差不多，跟不明飞行物差不多，一个居无定所的“洋飘”而已，居然没把她的狗脾气磨掉一点。老姐妹们都这样议论，最终形成军哥离了也好的共识。

我想起小安子多年前的那一句：“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条黑色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很可惜，她已飞过了一座座大山，她的翅膀已不再困于囚笼，已属于无限天空，但她飞了一大圈以后又怎么样？不过是带回了一个俄国倒爷，回头盯上了这里的丝绸、茶叶、工艺品，盯上了庸俗透顶的货源和差价。

如果下一次再见时，她带回一个大妹子，两人都吃上斋饭，拨捻佛珠，穿灰色长袍，我恐怕也不会奇怪。

我不知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恨恨的念头。

其实我很不愿意这样。

她不参加知青聚会，应该说不是毫无道理。这种聚会年复一年，不会有太多新话题，无非是一些皱纹渐多的人抱团取暖，为人生失意找一点安慰。说起从前，无非是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不堪回首的过去。吃不饱呵，睡不够呵，蚊子多得能抬人呵，吴猴子一根棍量得大家要吐血呵，因为挖了那么多野坟所以大家日后都混不好呵……白马湖是他们抱怨的对象，痛恨的对象，咬牙切齿的对象。但奇怪的是，在不经意时，特别是对晚辈说话时，他们又可能脱口而出，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这样浪费？我们那时候，一担谷一百八还上坡。你哭都哭不动吧？你们这些蜜罐子里泡大的，哪知道什么是苦？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一天打蛇七八条呢。我们那年月，连一罐猪油也是大家分，没人敢独吃呢。在这时，他们是夸耀吗？是洋洋得意吗？他们的自相矛盾，也许小安子都听出来了，难道他们自己就毫无察觉？

当他们兴高采烈重返白马湖，结伴寻访老房东，深情看望旧时农友，接受当地官员的欢迎和赞美，甚至遥望山河心潮澎湃，一遍遍唱起老歌，叫叫嚷嚷今后要编影集、要排节目、要办展览，要建纪念碑，他们是把自己当成卫国英雄？当成革命英烈？一门心思准备接受鲜花和勋章？借助一种深情怀旧的标准形式，慷慨悲歌，大吹大擂，惊天地泣鬼神，那他们刚才刚才的控诉和悔恨又往哪里放？只是说着逗一逗自己？还是亮出一枚假伤疤？

我不想向他们说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