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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曾成为神秘的基地之一。离城七八十公里的山坡上，一片树林子里，一座没有挂牌的楼房，架有铁塔天线并有军人守卫，是东南亚某国共产党的一个广播电台——这事多少年后才为公众所知，楼房成了一个游者出入的历史遗迹。来自几个东南亚国家的红色干部子弟，还有些烈士遗孤，安顿在远郊一个学校。我们曾去那里举行过篮球友谊赛，向对方球友赠送像章。我的一位大龄同学，好像姓罗，记不太清楚了，还在那里交上了一位女友，据说是菲共首脑的女儿。那女孩大眼睛，大酒窝，中国话学得很快，最喜欢打乒乓球。

罗同学带这位女孩来到学校，说他不久前偷渡出境，去越南参战抗美，不巧被解放军的空防部队抓住，押解回国，惨透了。不过，他说他还要去的，等到东南亚全解放，哥们可能混成一个旅长或师长，到时候一定邀我去旅游，饱吃那里的香蕉和木瓜。

一位偷渡同行者已死在美国B-52的狂炸之下，也是他说的。

我下乡后还见过这位罗同学。他不知为何没去越南，红色公主似乎也没下文。但他同我说起了马涛，一个他无比崇拜却无缘得见的思想大侠，江湖中名声日盛的影子人物，曾任某派小报的主笔。

“你是说马涛？我认识呵。”

他圆睁双眼，把我当恐龙上下打量，“吹吧，骗谁呢？”

“吹什么？他妹将来说不定还是我的……那口子。”

他差一点眼球掉出了眼眶。

“你看你，至于吗？我有什么必要骗你？”

“你真的……认识他？”

“真的。”

“你是不是耍我？”

“懒得同你说。”

“亲爱的，那你一定要带我去认识一下。”他立刻拍打我身上的灰，买来一支冰棍递给我。

他从抽屉里搬出一本剪报，里面有不少马涛的文章，化名“新共工”“潜伏哨”“小人物”一类，都是当初小报上的时论。他又掏出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有各种他抄录和珍藏的格言：

革命就是看似凶手的外科医生。

胜利的最大秘密，在于等待对手犯错。

青春——与年龄无关的热情。

……

你听听，说得太好了，太深刻了！也就是一个中学生，你说他脑子是怎么长的？听说他的数学，初中时就自学到高中，觉得物理课本没意思，索性自己重新编写了一套。有这事吗？听说他很多的文章都不用打草稿，直接往蜡纸上刻，有这事吗？……他兴冲冲向我打听各种细节，又翻动纸页，温习下一句格言。

我无法证实传说，也无法确定那些格言出自马涛。我略感吃惊的是，涛哥什么时候已如此深入人心了？也许是时间长了，接触多了，见多不怪，加上马楠这一层关系，我倒也没觉得他神奇到哪里去。他没叼烟斗，没披风衣，没戴花呢贝雷帽，没敲击打字机并且在壁挂地图前踱来踱去，不像个来自巴黎或彼得堡的革命党魁。“托洛次基同志……”他没这样嘟囔过。“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哪里？……”他没这样打过电话。虽说鼻梁高挺，眉骨凌厉，隐有一股英气，但他挑担的气力够大，戳在哪里打铁或夯地也合适，能否彪炳史册，还真不好说。

他在民办中学里高中毕业生——当时很多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只能去那种学校。那种学校隐在小巷里，或旧祠堂里，连操场都不一定有。

他似乎还有一点神经大条，虽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的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虽然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精确无误，但他就是不大记人，是一个“大字先生”——农民们对粗心人的另一种说法。据说他下乡后，总是把村里的姓王的叫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一再搞乱村里人的辈分和姓氏，被旁人纠正了，下次还可能错。

他在301国道边一个知青户住过两天又吃又喝，还借走人家几毛钱去搭乘汽车，但那位债权人日后见到他，他根本不记得，理都没理，只看了一眼，便倒在**读书，把对方气得脸红脖子粗。什么人呢？怎么这样白眼狼？“他去我们那里，谁不是把他当祖宗供着？他担过一次水么？劈过一根柴么？摆过一次筷子么？”

呸，呸呸！

有人把这些悲愤万分的话捎给马涛。马涛很奇怪，“有这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天地良心，他可能真忘了，绝非故意赖账。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哪怕在他家里，他也个瓶倒不扶、水开不灌的主。就是说，在很多时候，他的世界里完全没有扫帚、饭锅这一类小事。

回城过春节，他与同行的知青想省钱，“打溜票”上火车。碰到乘务员查票，有的人钻厕所，有的人藏椅下，有的人抓住停站一刻前车厢下后车厢上，还有的嗷嗷直叫装聋哑人，拿一条围巾蒙面装麻疯病人，或联手演一出失主追打小偷的苦肉计……总之花样百出各显神通，让查票的顾此失彼。结果大家都纷纷过关了，唯有他这位大爷呆呆的坐等奇迹发生，坐等什么人来把事情搞定，最终在座位上束手就擒，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没买票，承认自己也没钱买票，对不起，确实是揩国家的油了。

他气得伙伴们一个个痛不欲生。天下还有他这样的猪脑袋？他就不会说车票被小偷偷走了？就不会说车票不小心丢了？就不会说老母病危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