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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啊我（第1页）

我啊，我

我又提_回了两壶开水，满满的。我不像老同志们那样，总好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但却总是一壶接一壶地打水。不是天生有这个嗜好，你想想，全室十几个人，有的军龄等于我的年龄，有的党龄等于我的年龄，还有的干龄等于我的年龄。而他们的年龄不是比我父亲大，就是和我父亲差不多。工资不是比我高一倍，就是比我父亲高一倍。如果还像以前，不犯错误就按年头晋升军衔的话，怕有的已授少将了。他们常常羡慕地对我说：“你们这一代真幸福啊，我们那阵……”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幸福，打打开水那不是应该而又应该了嘛！所以每当谁把暖壶拿起来，壶身倾斜到45°角才勉强倒满时，我便赶忙去打。

机关统一组织学习，全室十几个人都来了，一人泡一杯茶差不多就得两壶水。我提着两壶水刚一进屋，好几个人就一边拧着水杯盖一边夸奖说：“咱们小宫就跟有些年轻人不一样，年终评先进时，这得算一条！”随着滚开的水倒入绿莹莹的茶水里的扑扑声，我的心里也不自觉地跟着翻滚上一阵，但却说不上翻滚出来的是啥滋味。我的确和有些年轻人不一样，本来全室数我最年轻，可常常有人跟我开玩笑：“也不知你是哪年参加革命的，光看头发，数你资格最老了，看白的！”

我也学会了自我解嘲，说：“不会白瞎白呗，都和母亲同龄了（建国那年生的），才白了三分之一，白得很不够哇！”

也许是听出了我这话里含了淡淡的苦味，老同志就安慰我了：“小宫那是少白头嘛，何况是又黑又白。不信你看，没白的比我们的可黑多了，像你们老家黑龙江的土一样，油黑油黑的。我们的虽然没白，可是有点发灰哟！”这样一说，我心中那点淡淡的苦味便像冲了四五遍的茶一样，淡而又淡了。

讨论时不许干别的。他们品茶，我只好品味品味他们的话——少白头？古人不是说三十而立吗？三十二了，还少白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虽然算少年不大恰当，但算不算等闲呢？领导和同志们不总是说“小宫跟有些青不一”吗？还作为青年代表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大会……白是白，也不算太等闲……吧？

扑哒！一大撂子报纸杂志落到我的办公桌上。我靠门最近，暖壶、电话都在我的桌上，公务员理所当然就往我桌子扔嘛。《中国青年》、《青春》、《青年作家》、《人民文学》……都是我最爱看，每天都盼着快点来的杂志，我心里痒痒地把它们往桌角推了推。学习时闲扯一阵没人说什么，看看书可不行。等着休息吧！

室主任看着报刊，又看了看手表，说：“这阵讨论的不错，提前休息一会！”还没等我伸手，杂志已被抓光了，我只拿到一张解放军报。主任忽然举着一封从报纸里抖出来的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嗬，司法部还有熟人！”

“谁和司法部有熟人？以后再有冤假错案走个后门可有扑头了！”

祖辈都是农民，只有父亲当过中学教师，也退休了，有冤假错案也不至于惊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所以我也不关心谁在司法部有熟人，一心翻着报纸。

“给，老实巴脚的怪能保密，和司法部还有联系！”随着这话，一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字样的信落在我手中。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收。我不禁一怔，什么事把我牵扯到司法部去了？想了一会，断然自己绝没做过什么值得司法部纠缠的错事，才把信撕开了。我急忙先看落款，啊？是她！站在身边的主任已看见了这个名字，感兴趣地问：“女的？这么洋气的名字，怎么认识的？”

我被问窘了，吱唔了一下，冷丁被我的姓所启发，灵机一动说：“我叔叔的女儿，新调了工作单位！”说完心还突突地跳，脸也红了。我故做镇静把信装入衣兜，等又去打开水的时候在水房里慌忙看了一遍。来后，大家都讨论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了。我在一句一句想着信中的话。

“小宫同志：你好！接到这封信你一定很奇怪吧？我是宫丽莎，还记得吧？去年国际倶乐部联欢会，一别已是半年多了啊，是的，记得，记得的。

去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代表大会期间，正赶上全国青联举办一次联欢晚会，邀请与会青年代表参加。整个大会几千名代表，青年人不多。平时就总跟老同志在一起，开个会还是和老同志在一起，我可真是个从未年轻过的青年人。好容易遇上青年人联欢的机会，去！

和领导请假的时候，慈祥的老人戴上花镜把我的请柬细细看了一遍：“联欢会有什么意思，这么好的京剧不看，嘁，年轻人！”见我脸上现出了近于央求的表情，才无可奈何说：“那你把看京剧要车的事再交待个人，你那张京剧票也留下，黑市上几块钱一张呢？”

我紧紧张张赶到国际俱乐部时，几百名青年男女自由的谈笑声椽春天的甘霖在东飘西洒，像夏日的海潮在澎湃喧哗。我仿佛一个久病初愈的老人第一次走进春光明媚的海滨浴场，真想纵身投到清新的海水里畅游一番，焕发焕发青春的活力。但这气氛对我太陌生了，冷丁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我想找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军人一块坐坐，而全场廖廖几个军人都不大年轻了。当我在无数交叉扫射的陌生眼光中慌忙找个位置坐下时，麦克风里响起了诗一般的祝辞：“……祖国的春天真正地到来了。青年人是春天的花朵，愿青年朋友们在春天里为祖国怒放出浓郁的芳香吧！祝大家尽情地交谈，欢舞……”

乐趴忽然奏起了舞曲，节奏逐渐加快，一双双舞伴像小小旋风一样跳起来，四周的座位几乎都空了。我像到了异国它乡，既振奋又新奇。虽然我不可能投入这欢快的激流，却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它。我真盼望能长出十双眼睛来，把所有细节都看清，都记住，甚至都能理解。可是除了新奇之外，却无法理解。我掏出本来，急速地记录着舞场的情景和我的心情。记着，记着，乐声停了，跳舞的人们像刚从最美好的地方归来一样，脸上洋溢着欢笑，纷纷回到座位上又开始交谈。有两位青年女同志坐到我身边，看了看我，见我什么反映也没有，俩人便自己说起来。跳舞时我已看见她俩了，一高一矮，打扮一“中”一“西”。全场只有她们这一对是女同志和女同志同跳。她俩在说：、“跳的真别扭，把我脚都踩疼了！”“叫你跳男舞步，你也得把我踩疼的！”

舞乐又奏起来了，人们又成双结对踊跃奔向舞池。一“中”一“西”打扮的两位女同志向身边看了看，又一同走向舞'池。这回我才注意到，她俩跳得确实有点别扭。我还发现，有的男同志同跳也有点别扭，而所有男女同跳的却都很和谐欢快。

我边记边琢磨跳舞人会是怎样的心情。舞乐又停歇时，那两位女同志又坐到我身边。其中个头稍矮、年龄稍大、中式圆脸忽然说：“同志，您是来执行任务的呀？”我发觉是和我说话，马上停了笔，慌忙说：“呃，不，我是来看热闹的，记点速记。”“画呀还是写呀？”“啊，我不会画！”“那么你是写啦？”

我点着头，却不知和她说些什么才妥当。和女同志该说些什么呢？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她那个年龄稍小、个头稍大、西式长发很漂亮的同伴和一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子在说话，舞曲再次奏起来时，她便和那男子一同跳起来。中式圆脸看看我，见我只是不解地望望她，她便坐着没动，座位上只剩下我俩了。呆了一会，她问我：“你是大会代表吧？”我点点头，也问她：“你也是吧？”

原来她是被邀请来和代表们联欢的。我特别想了解这些陌生而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便试探着问：“你是文艺工作者？”“不，我正在家里等待工作！”

“那你是怎么被邀请来的呢？”“我爱人得到两张邀请票，因为有事，我就和一个女朋友来啦！”

看不出她已经做了妻子。“听说北京的舞会很多，你们常参加吗？’’“家里老人不让。中央领导说可以集体组织舞会以后，才有机会参加了几次。”

“你家老人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们和公公在一起，他在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

公公在国务院的一个部里工作，她怎么会没有工作呢？“你公公在部里做什么？”“顾问，身体也不好，在家休息！”

国务院一个部顾问的儿媳妇，一点高干子女那种目空一切的架式也没有，这使我惊奇之外又有了好感。我又查户口似的问：“那你的父母做什么工作？”“都在大学里教外语。”

“那你怎么不像你的同伴也穿戴得‘洋’一点呢？”

她非常有礼貌地笑了：“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洋一点呢？当然我不反对别人‘洋一点’！”接着，她又不解地问我：“你们军人对参加舞会的人很有想法吧？”“不，不，没有什么想法！”

舞曲间歇过一次又奏起来。她问我：“没想法你为什么不跳呢？”我解释说不会跳，她打量我一番：“你的身材和年龄正应该要跳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