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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加藤（第1页）

你好，加藤

一

加藤四岁的时候就到了北京，进了一所幼儿园，是班上唯一的日本孩子。他与同学们一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同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孩子们玩战斗游戏的时候，他的日本人身份似乎使他最适合扮装日本鬼子，但他决不接受这种可耻的角色，吵闹着一定要当地下武工队员，当八路军政委。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很有趣：八路军里怎么冒出一个日本政委？母亲遇到了幼儿园的阿姨，说你看这孩子就是要强，老师，拜托了，你就给同学们做做工作，让他当上政委吧。

其实，日本母亲用不着拜托。小伙伴们都喜欢加藤，一再把战斗的指挥权优先交给政委加藤。

加藤的父母是在中日建交前来到中国的。当时居住北京的外国人很少，也鲜有专门招收外国小孩的幼儿园。但加藤的父母很乐意让孩子与中国娃娃打成一片，加藤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普通话就是在这时学会的。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来加藤家做客，顺便给加藤带来一点礼物，包括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没料到八路军小政委在家里也坚守抗日阵地，一见太阳旗便怒从心头起，将小旗摔在地上，跳上去跺了两脚。

瑞典朋友大惊失色，不知道一个日本孩子怎么可以这样。

直到加藤的父母解释了孩子在幼儿园看过的电影，客人才惊魂稍定，理解了一个孩子反常的激愤，理解了一面日本国旗在当时纯正北京腔里的含义。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抗日动员，是一首战争年代里燃烧着悲愤和仇恨的出征之歌。

二

现在，加藤在东京大学读博士学位，开着德国汽车出没于东京的车水马龙之中。他不会再那样粗暴地对待日本国旗了，不会再那样简单地理解日本了。但他仍然在继续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希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这种愿望也许是他父母的心理遗传，甚至是他外祖父、外祖母人生经历的延伸。外祖父很早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像他的几位青年朋友一样，离开那个显得较为狭小的九州岛，来到新大陆传播知识和技术，希望在这里寻找和建设自己的理想。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日本政府高层也移目西望，看上了中国东北乃至华北丰饶的矿产、森林、大豆以及黑土地。为了争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为了抗拒西洋大国的挤压，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展—这成为那个时代启蒙逻辑的自然结论，不会让任何新派人士惊诧。民主几乎与殖民两位一体。“大东亚主义”等说辞就是这个时候涌现于日本报端的。日本民主运动主将和早稻田大学的创始者大隈重信，同时成为当时挟“二十一条”以强取中国山东的著名辩家。人们在诸多说辞下即便伏有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利益指向，却基本上共享着一种踌躇满志的向外远眺和帝国理想。

理想主义青年自发的援外扶贫，最终被纳入官方的体制化安排，纳入日本军部对伪满洲国的政治策划。加藤的母亲后来说，加藤的外祖父当时“受蒙蔽了”，同意出任伪满洲国的公职，成了一名副县长，位居中国人出任的傀儡县长之下，却是实际上的县长。他忙碌于繁杂政务废寝忘食，真心以为东亚共荣能在他的治下成为现实。为了抵制无理的强征重赋以保护地方权益，他甚至常常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好几次面对武夫们气势汹汹的枪口。他没料到中日战争的爆发，在战争现实面前对日本疑虑渐多，但他无法摆脱历史大势给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随风飘**的落叶。

悲剧结局终于在这一天匆匆到来：苏联红军翻过大兴安岭，势如破竹横扫东北全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理所当然地被捕入狱，接着被枪决，踉踉跄跄栽倒在一片雪地里。他是一个敌伪县长，似乎死得活该。没有人会对这种判决说半个不字。也没有人在战争非常时期苛求胜利者的审慎：那些俄国军人没有足够耐心来辨察官职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习惯啰唆的审判程序。

这是新政权的判决。与旧政权一样，中国人此时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一些以前流窜到西伯利亚的中国流民乃至盗匪穿上苏军军装，跟随苏联人的坦克回来了，被宣布为临时执政者。但这种宣布是用俄语完成的。

很多年后，日本天皇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职的日本官员授勋，抚慰死者亲属。加藤的外祖母拒绝了勋章。她曾经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苦熬多年，回国后一直以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个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压，有太多的理由获得政府的奖赏和补偿，但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勋章。在中国的经历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够越过大海，对“国家”和“民族”这类神圣大话下的一切热闹保持戒意。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一家四口从中国回到日本时，她们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国，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码头上命令乘客脱下衣服，劈头盖脸撒来一把把滴滴涕药粉，防止他们带回肮脏和病菌。她护住三个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凛冽的寒风中突然觉得，她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但一片呛人的药粉扑来之际，故国反而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她热爱日本，但拒绝了天皇授勋，而且让女儿师从于鲁迅的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她希望女儿们继承父亲遗志，将来再返中国，续写父亲在黑土地中断了的故事。

三

拒绝天皇授勋的并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冷战时期的对峙，还未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甚至还未结束战争状态。但日本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战争和亲善中国的潮流。各党派和民间团体纷纷组团去中国访问，毛泽东的书和周恩来的画像在书店、大学里流行，甚至成了不少知识分子争相拥有的前卫标志。“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万岁！”……很多日本青年头缠布条，手挽着手，在驻日美军基地前抗议“安保条约”时高喊这一类口号，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加藤的父母亲就是在这股潮流中重返中国的。他们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并且在社会各个领域意气风发，往日卑贱的工人农民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留洋归国的教授随着医疗小分队深入穷乡僻壤，政府官员满身泥巴并且累死在盐碱地上，奇迹般的“两弹一星”在日新月异的大地上陆续腾空……对比日本社会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级森严和金钱崇拜，中国确实让他们兴奋不已。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针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亲亲身受益，他在北京亲历针麻的外科手术过程，既无痛苦又价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读卖新闻》介绍，引起了一片惊讶和轰动。中国政府放弃对日军侵华的战争索赔，相对于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狠狠刮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国库收入的巨款，红色大国的国际主义慷慨情怀更使他们倍觉温暖。

在当时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看来，中国是一个神话，实施了刚好是日本所缺位的社会大变革。虽然这个国家还较为清贫，但它代表着最优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烧着人类希望的社会主义圣土。不难理解，当庆祝“四人帮”下台的锣鼓鞭炮在北京爆响，当中国诸多问题随后在媒体上曝光，海峡那边很多日本人，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更多一些绝望和迷茫。他们一时无话可说。

他们再一次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说多年前，中国众多知识分子曾把日本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去求取启蒙和维新的救国之道，后来却被日本的大炮轰隆隆迎头痛击；那么现在，众多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曾把中国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来寻找独立和革命的救国之道，最终却被中国突然亮出来的累累伤痕吓得浑身冰凉。

历史再一次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开了个玩笑：继中国误解“先进”的日本以后，日本也误解了“先进”的中国。一个维新梦，一个革命梦，先后在很多人那里破灭。双方不得不从头开始，不得不重新开始相互认识的漫长过程。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不同于英、美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印、巴或希、土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为亚洲国家，其交往动机中更暗伏一种发展道路、社会制度的寻优和竞比。意识形态曾带来各种玫瑰色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灭，意识形态放大器便会大大膨胀怨恨或者轻蔑，加剧两国关系的震**。从“停滞落后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语）到“一无是处的日本”（竹内好语），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可以更换成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穷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维新；但这种取代，往往只是使“先进／落后”的视轴来了一个上下倒置，源自欧洲的单元直线历史观一如既往，一心追赶先进文明的亚洲式焦虑与迫切也一如既往。

向西方看齐的意识和潜意识是如此深入人心，自卑的亚洲人免不了有点慌不择路，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热后随之而来的骤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亲向我讲述他们在北京目睹1976年的中国，目睹北京市民连夜庆祝游行时激动的泪水，当时感受十分复杂。他们既无意拥护日本一些左派朋友对江青的崇拜和声援，也无法认同一些右派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幸灾乐祸，还有对中国文化的顺手诛杀。他们几乎再一次听到了当年中日战争爆发的炮声，一时颇有些手足无措。

中国革命的这次重挫，不能不启动思想和情感上的地壳运动，中日关系再一次山重水复。几年或十几年后就可看得明白，“进步／落后”的标尺在上世纪两度失效之后仍未废弃，且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更增神威，正迅速比量出各种歧视的最新根据。某些日本人的“侵略有功”论和中国人的“殖民不够”论，都重新复活了。日本政府可以就殖民和战争问题向韩国正式道歉，而至今一再闪过中国，厚此薄彼的反常，一直受到日本国内舆论主流的纵容。这里的潜台词十分清楚：赤色支那无权受此大礼。

有意思的是，被轻蔑者有时也能熟练运用轻蔑的逻辑。很多中国人此时虽身处十年动乱后的贫困，但即使在全中国泛滥着丰田汽车、索尼电视、本田摩托、尼康相机、富士胶卷、东芝电脑以及卡拉ＯＫ的时候，不少人对“小日本”的轻蔑也暗中储备，常一触即发，与他们对欧美的全心爱慕大有区别。他们崇美而贬日，厚西洋而薄东洋，能忍美国之强霸，却难容日本之错失。他们模糊的历史记忆里，不便明言的潜台词耐人寻味。他们不过是流露出一种日本人同样熟悉的法则，不过是觉得自家邻居的黄皮肤和黑头发不足为奇，也不足为尊，无法代表最先进的文明和人种，因此必须扣分降级。“小日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日本的现代化虽让人眼红，但仍不足以改变“假洋鬼子”的二等身份，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牛皮哄哄？

这样，自以为已“脱亚入欧”的很多日本人觉得无须再高看中国，而渴求“全盘西化”的很多中国人从另一个层面上，把轻蔑目光奉还给日本，不接受日本的高人一等。歧视“落后”的飞去来器，伤人最终伤己。两个文化相近、经济相依的邻国，两个地理上仅一水相隔的邻邦，反而面临着越来越遥远的心理距离。

加藤的父母无法改变历史，他们复杂的感受看来只能深埋内心。他们拥抱中国的努力，包括他们翻译的毛泽东文选和其他中国著作，还有对中国技工赴日培训等各项友好事业的全身心投入，无法不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讥嘲：这些傻书生，他们当时不是可以享受日本的富足繁荣吗？不是可以吃香喝辣、披金戴玉、“条条大路有丰田”吗？他们为什么跑来中国瞎折腾？

何况他们对于中国似乎无恩可报，倒是有伤难愈。加藤母亲的童年是在中国监狱里开始的。加藤外祖父是在中国被处决的。中国东北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罪案卷宗，其中指控他聚敛民财和三妻六妾之类均属不实之词，但这些旧账不可能得到重审甄别—档案馆的官员这样冷冷地告诉他们。

哈尔滨，外祖父屈辱的葬身之地。加藤一家今后是不会再去那个地方的。那么中国呢，外祖父没有写完的故事在这里再一次面临无限空白。加藤一家在北京打点行装，是不是该再一次告别这片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