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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第1页）

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

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19年6月3日报道：2009年至2017年八年间该国的年轻人自杀率增长了56%，严重抑郁者在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中分别增长69%至100%。相关消息是，美联社同年9月14日报道：二十年来合成阿片类药物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800%以上。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1月5日报告，已覆盖人口15的抑郁症，估计在未来十年或十五年内将超过癌症，成为全球第二大致亡疾病，在不少地方成为第一大杀手。

这一趋势无关贫困。自杀率较高的不乏富国，不乏富国的都市和大学，倒是与全球四十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重合率极低。

这一趋势似乎也无关道德禁锢。历史上造成各种以身殉教、殉道、殉主、殉亲的意识形态，恰好在这个时代坍塌，让位于纵欲的消费主义最高峰值。

那么每年约80万人的自杀，数百万人的自伤，已如一次次血腥战争—敌人在哪里？敌人又是谁？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Durkheim）写过著名的《自杀论》。在他看来，西方近代以来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破碎了“作为整体的社会”，使个人与家庭、宗教、社会相脱离，让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因此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催生了“利己型自杀”[28]。眼下，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身边相关案例，稍稍了解一点案情，看看很多当事人那苍白的面孔、冷漠的眼神、孤独的背影，特别是那里诸多似曾相识的低级心理事故，还有无端的紧张关系，那么重新想起涂尔干，不是什么难事。

僧侣或家族的社会主义

不少人认为，最早的个人主义来自游牧者一个个孤零零的毡包。那些先民没有邻居，或者说邻居总在远处的地平线那边。限于一种刚性的生产方式，他们需要游居，以不断发现新的水草；也必然散居，以便均匀分配各家的水草—扎堆肯定会徒增牛羊觅食之难。与之相异的是，农耕社会里长期定居和聚居的大家族，在这里不可想象。大禹治水一类水利建设所需要的大规模集群协作，在这里也几无根由。除了战争，七零八落、各行其是的生活图景，更是这里的日常。

不过，以游牧为主要生计的西方先民，并不是只认个人，只重个人，只有个人化（或小家化）的习俗。他们有过行会和村社里多见的互助，起码还有宗教。宗教的教产公有、律己守诫、博爱济贫，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制衡，差不多是一种僧侣社会主义，特别适合相互陌生的下层民众，比如亚欧大陆上那些足迹漫长而复杂的牧人和难民。日后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与《太阳城》（康帕内拉），作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钟声里萌发。

另一种形态是，儒家成长于东亚，有“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依托稳固的家族体制和亲缘关系。人们在什么地方一住就是几代，甚至几十代，因此更看重“孝悌”：以前者凝聚纵向的长幼，以后者和睦横向的同辈，编织亲属亲情网络。哪怕向外延伸，也是以“父子”推及“君臣”，以“同胞”推及“百姓”，以家喻国，视国为家，往根子上说，或可称之为家族社会主义，稍加放大便是天下“大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以后，宗教也好，儒家也好，都成了现代启蒙主义碾压的弃物。《圣经》说：“上帝爱世人。”但上帝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是那个让童女未孕而生并以圣血清洗世人原罪的耶和华大叔？《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那么“天”又是什么？白云苍狗不就是一些水蒸气？雷公电母一遇到避雷针，不也得黯然下岗？

显然，因无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以为支撑，缺乏足够的证据链和逻辑链，先人们只能把一种群体关怀和道德理性大而化之，含糊其词，凑合一点故事想象和武断格言，最终归因于僧侣的“神意”或儒生的“天道”。这在人类文明早期也许够了—放到16世纪以后，就不大容易听入耳，缺少实验室和方程式的配置。

一个科学的时代正在到场。

随着“神意”和“天道”退去，包括教会、儒林的腐败自损其公信力，群己关系的最大一次失衡由此开始，个人主义也开始由一种文化基因彰显为一种文化巨流。只有到这时候，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面生忧色，心生不安，渐启微词。费孝通担心西方文化长于“扬己”而短于“克己”。[29]]钱穆怀疑西方文化不过是偏离人性的“小我教”而非“大群教”。[30]连严复也受欧洲一战的刺激，一反坚定西化派的立场，顾不上自己所译介的《天演论》（赫胥黎著），在晚年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痛斥西方所为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反而是自己曾恶批过的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恩泽寰区”。不过，这些声音来自一个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很快就被学西方、赶西方、同西方一个样的激进声浪所淹没，并不能阻止个人主义挟工业化大势，在全球范围内一路高歌猛进。

重己、崇私、尚恶的现代伦理启蒙

看来，“个人”只是一项现代的发明。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游历世界，写出了《物种起源》，动摇了基督教的创世论。他提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获得了大批死忠粉，也派生出不少夸张的解释或发挥。斯宾塞、赫胥黎、霍布斯、马尔萨斯……这些大牌学者争相把“个人自由竞争”视为现代伦理的核心，把“自然选择”简化为人间互争大法。

即便达尔文不曾这样极端。

在这些人“科学”的目光里，人也是一种动物，人类社会也是凶险丛林，是弱肉强食的喋血屠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永无休止的自由混战”（斯宾塞语）—这既包括个体之间的混战（霍布斯等强调的），也包括群体之间的混战（卡尔·施密特等强调的）。哪怕他人或他们和颜悦色，但无论富豪还是乞丐、白皮肤还是黑头发、陌生路人还是至爱亲朋……严格地说，对任何一个生命主体而言，都是潜在的对手，有天然的敌意，有凶险的虎爪和鹰嘴，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曾被黑格尔一语道破：“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大争之世必有大争之道。时值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掠夺与萧条乱象纷呈，战争与革命四处冒烟，全球动**不安。几乎每个人都恐慌，担心自己落入饥饿、破产、流亡、灭绝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人们都无法坐以待毙，必须摩拳擦掌干点什么，于是“神意”或“天道”的心灵鸡汤自然成了废话，更像是自我精神去势，连社会主义者也听不下去，对不上心，用不上手—倒是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更愿意用利益的硬道理来解释历史和动员民众。

民主制就是一种政治个人主义。阿伦特（Ha）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31]。欧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也将英国式的代议制，定义为“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32]。一人一票，当然得个体本位了。至于民主，那不过是通过博弈和契约的方式，追求“生命、自由、财产”（洛克语）三大个人权利，相当于搭建一种AA制的临时集体，在无限期的零和游戏中，形成一种争成了啥样就啥样、有机会就再争下去的机制。应该说，这对于及时解放社会中下层（特别是最需财产权的男性工商业者），唤醒较大面积的人权意识，意义非比寻常。只是由此伏下一种重己、崇私、尚恶的伦理性半盲，一种基础性的知识片面，到后来才逐渐看得清楚—比如民主既可以结束神权、君权那种虚伪的整体性，一旦需要向外争夺，也可以走火入魔，通向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杀戮。

市场化是一种经济个人主义。作为一位重量级辩手，哈耶克（Hayek）既黑马克思，也灭凯恩斯，批评一切红色、粉色、白色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据说一度有助于扭转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失速。只是他的伦理学基点，仍沿袭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尼采、黑格尔、霍布斯一脉，是个人主义的忠实传人。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宣称国有化一类出于“人为的设计和强制”，因此是必败的乌托邦；而私有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内在优势，不可战胜的最大理由，乃因“自生自发而生”，是一种“自然秩序”。这话听上去耳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明显撞脸。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n），主流经济学家都这么说，大学里差不多都是这么教的。在他们看来，人类这些衣冠猴子面对食物和领地时，互争是“自然”，互助当然就是强制；恶是“真实”，善当然就是虚伪……这一叙事数百年来已成普遍共识，板上钉钉，不言而喻，以至日常生活中各种耍奸使坏的私语，大多能引起在场者会心一笑或挤挤眼皮，足以证明它的常识化、默契化，甚至DNA化。哈耶克不过是从DNA再次提取学问—即便他在日后的经济危机中遭遇冷却。

文化领域里的个人主义更是异象纷呈，其中弗洛伊德当然是不可漏提的一位。他推出了个人主义的非理性版，影响至深至远，以至作家罗曼·罗兰提名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精神分析学……在过去三十年间深深影响了文学界”—后来还差一点就真获了。彼得·沃森（PeterWatson）考虑到“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33]，干脆把自己的大部头取名《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不过，据这本书说，在弗洛伊德以前，“无意识”也好，“力比多”也好，早已是流行话题，并非弗氏发明。他的发明不过是把性欲视为所有癔症的根源，又是所有创造力的奥秘。这使他暴得一时大名，却一再依靠临床数据造假，差不多是“江湖骗子”所为。有意思的是，文化圈根本不理睬精神医学界的质疑和举报。外来的和尚就是好，就是灵，就是“科学”。诗人、小说家、画家、影评人等还是纷纷投奔弗门，热捧“本我自我超我”这一高端模式，把他人、思想、道德、法律、公权力、意识形态等统统视为压迫性力量，视为无意识的天然之敌，与神圣“本我”势不两立。

也许，身为单干户，这些人并不觉得群体有多重要，不在乎群体在哪里和怎么样，一直职业性地擅长个人视角。他们最喜欢理法之外的异想天开，差不多都是靠鼻子来嗅思想的，那么拥护弗门的个人化+非理性，就再容易不过。于是，“自我”从此成了文化圈频度最高的用词，“怎样都行”（达达派语），“他人即地狱”（萨特语），“一切障碍都粉碎了我”（卡夫卡语）等流行金句，满满的精神分析味，满满的疑似荷尔蒙，塑造出各种幽闭的、放浪的、孤绝的、晦涩的文艺风，释放出真痛苦或装痛苦、真疯狂或假疯狂、真多元或冒牌多元的文本，改写了20世纪全球大半个文化版图。

甚至改写了后来世界上大半个文科的面貌和性能。

相对于理科生，相对于理科的一是一二是二，后来的“文青”们更可能自恋、自闭、自狂，以特立独行自许，甚至没几分无厘头或神经质，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糟糟，就不好在圈子里混一般。后来的青少年亚文化，其中最浮嚣的那些广义“文青”，不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情绪往颓废里整，往虚无里整，往要死要活的地步整，就疑似平庸的废物，有负“先锋”和“前卫”的自我人设。

鲁迅曾对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在《听说梦》一文中讥讽过：“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只是这种声音在当时为数甚少。

而且有些批评家还一窝蜂上前，在鲁迅的小说里大挖荷尔蒙，一心揪出他这个暗藏的弗门分子，以维护整个文科的团结感和整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