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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迭代与地缘两个尺度（第1页）

文化：迭代与地缘两个尺度

这是一个不讨好的题目，很不好谈。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所以大至思潮和制度，小至吃喝拉撒睡，什么都是“文化”。那么，我们首先要约定一下，是在哪个层次意义上来谈文化。

在我看来，最粗糙的分法，文化也可分成大、中、小三个概念：

大文化，指的是人类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一切的活动，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种稻子、种麦子、打个洞、挖个坑，那都是文化。

往下走，有一个中文化，大概是指人们常说的“上层建筑”，或者常说的“软实力”，体现于制度、政策、宗教、教育、新闻、文艺等。所谓“儒家文化”就是这样的概念，其中“礼”为制度方面，“乐”大约是文艺方面。

再往下走，还有小文化，只涉及眼下我们文化部、文化局的工作范围，是精神领域事务的一部分。比如宗教、教育、新闻出版等，文化部都是不管的。前几年旅游与文化联姻，合并出一个文旅部，有人戏称为“诗和远方”部。

如果对上述大、中、小不做区别，不加约定，我们的讨论就肯定是一锅粥，打乱仗，自己找死。所以，首先申明一下：我们今天谈的是大文化，涉及人类的一切活动，涉及所有人，不仅仅是文化部管的那摊子事。

迭代的尺度

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迭代”，一个叫“地缘”。

先讲讲迭代。所谓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个时间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可被人们视为一种进步。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农牧时代到工业时代，就是这样一种迭代的关系，常常形成代序差异。

以前很多人一谈到文化就容易岔，容易爆，吵得一塌糊涂，我说你崇洋媚外，你说我顽固守旧，大帽子飞来飞去。其实这里隐藏着一种尺度的紊乱，表面上是谈中西，实际上是谈古今，是比较代序差异。因为很多人说的“洋”，并不是指中世纪的西方，不是指古罗马的西方，而是指18世纪以后工业化的西方，专掐西方最强盛的一个特定阶段。说我们的油灯不好，欧洲的电灯好。说我们的牛车不行，欧洲的汽车很棒。那么，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这是拿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比，把不同的发展阶段拧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关公战秦琼。当年钱穆建议，说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较，要等到双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了再说，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一个学者叫福泽谕吉，写过一篇《脱亚论》。那时不仅很多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俄国人、土耳其人也这样说，形成整个亚洲一个广泛的潮流。为什么要脱亚？他们都知道国土搬不走，但脱亚就是急吼吼地要脱农、脱贫、离穷邻居们远点，要成为欧洲式的工业国。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派，相当于中国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其头像直到去年（2019年）还一直印在一万元日钞的钞票上。但他又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见领袖，一直鼓吹侵华战争。他的《文明论概略》大量抄自美国中学生的教材，知识产权其实是有点问题的，但它在中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认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认为“支那人”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那么最好的前途就是到处插满大和民族的胜利旗帜。

由此可见，文化迭代没毛病，但迭代的进程并非各国同步。若把一时的差异静止化、绝对化、永恒化，就很可能产生民族歧视和对外战争。这种“进步主义”就危险了，就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提供了合法性。我上了车，你还没上车，那么我打你就是活该。我是四年级，你还是一年级，那你一年级的给我交保护费就是天经地义，是吧？这种理解，多年来玷污了“进步”这个字眼。

我翻译过一本书，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我记得小说中间有一段描写，印象特别深。他是写厕所，说当时的捷克太落后了，当局的治理失败，捷克的厕所就特别让人难受，那个马桶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废水管放大了的终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由此他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马桶，也用了比喻，说那种马桶多好啊，“像一朵洁白的的水百合”。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这样写，当然是要对比文明的先进和落后。这话没说错。谁不愿意坐在“水百合”一样的抽水马桶上呢？谁不喜欢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呢？

问题是，西方的厕所一直是这样的吗？或者说，西方的厕所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的？据史料记载，作为西方一个标志性的都市，巴黎很繁华，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脏乱差，还臭烘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口剧增，排污系统却跟不上，居民们都习惯了随处拉。因此当局颁布法令，说卢浮宫里画了红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这是一条。又说从临街楼上窗口往下倒马桶的，要大喊三声在先，让街头行人避让，否则就是违法。那么有了这三声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来，这又是一条。以至有人说，巴黎的香水产业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当时巴黎人要用香水来压住身上的臭味。可见，那时连巴黎也没有什么盛开的“水百合”。西方的厕所文化，只是到后来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有了工业化，有了上下水系统，有了供电能力和通风设备，有了存水弯管、自控水箱等工业小发明，还加上相应的财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谓的厕所文化。它最早出现在西方，但与西方并无一开始就绑定的关系，至少与工业化以前漫长的西方史没有关系，与数千年的西方没有关系。同样道理，如果在什么时候，某些西方国家落后了，比如在高铁、5G、移动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必上纲上线，用来当作自我文化整体优越的依据。你不就是会个微信扫码吗，哪有那么牛？

地缘的尺度

当然，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是迭代演进的。我们下面来谈一谈餐饮。餐饮文化与经济和技术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太大关系。具体地说，能不能吃饱，大概是经济和技术说了算；至于能不能吃好，如何才算吃好，经济和技术却做不了主。现在不少中国人有钱了，可以天天吃西餐，那不是什么难事，但有些人即便腰缠万贯，还是不爱吃西餐，吃来吃去，偏偏要吃“老干妈”，你怎么办？他们不爱吃奶酪，就要吃豆腐，不爱喝咖啡，就爱喝茶，你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钱能解决的问题，与什么发展阶段没关系。餐饮文化，特别是口味习惯，更多体现出一种地缘性的文化特征，受到诸多地理的、气候的、物产的、人种的随机因素和条件制约。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各有领地和版图，相对稳定和顽固，甚至能进入生理基因，形成一种遗传复制—不管你有没有工业化。很多人去了欧美，几乎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思想上不一定爱国，但肠胃肯定爱国，哈喇子肯定爱国。一个个西装革履飙英语，一不留神，还是会奔唐人街，奔中餐馆。他们的厕所迭代了，但还是念念不忘“童年的口味”“故乡的口味”。

相对而言，服饰文化没那么顽固，是比较容易变的。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农业国，靠的是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衣料都是农业国盛产的棉花和丝绸。因此传统汉服非绸即棉，连官员的制服都像休闲装，软绵绵的一身。这不同于欧洲。作为以游牧为主业的民族，欧洲盛产羊毛和皮革，所做成的衣服不一定最柔软舒服，但特别御寒，也容易做得挺括有型，对吧？皮靴什么的，比中国的棉鞋和布鞋也更多几分光鲜。这种服饰美学后面，其实都有地缘条件的源头。

建筑呢，与地理和气候的关联度最大。我们今天身处海南，海南为什么有这么多骑楼？海南是热带地区，太阳很厉害，大家受不了。海南又多雨，大家出门不方便。那么盖成骑楼这种样式，街两边都有固定走廊，既可遮阳，又可避雨，就很有道理了。据说这种骑楼风格其实是外来的，最早源自南欧—那是地中海地区，也是一个多雨地带，是欧洲少有的农业区。可见只要地缘条件相近，有些文化就不分东西，东方里可以有西方，西方里也可以有东方。倒是琼海那边，前些年有些开发商脑子进水，盖了很多北欧式的尖顶屋，觉得好看是吧？觉得骑楼应该升级换代？但海南从无冰雪积压，尖顶房用不上。倒是有台风，三五个台风下来，尖顶房就死得很难看。

还可以说说文学。因为中国有深厚的农耕史，前人很早就发明了草木造纸，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有了这种低廉和方便的书写工具，比羊皮纸方便得多，中国汉代就文运昌盛，有了发达的文学和教育。我在这里很惭愧，现在敲电脑，还敲不过司马迁、班固、扬雄那一拨古人，动不动就数百万字的著作量。有专家说，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史诗，是因为历史都写进了《史记》《汉书》那样的作品，因此不需要口耳相传，就不需要史诗了。其实，中国的西藏、内蒙古、新疆，还有苗族地区也是有史诗的，《格萨尔》《江格尔》等都是，其原因与欧洲一样：如果农业不发达，如果纸张和文字运用得晚，运用得不够，口耳相传便成了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这再次证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文化。一个族群有没有史诗，主要取决于书写工具怎么样，取决于当地的物产等地缘条件。

两种尺度的交互并用

当然，“地缘”与“迭代”并不能截然两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相互影响。

在很多时候，在某些方面，地缘条件也会有变化，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新旧之别。中国的食材和食谱就有古今差异，不会完全一成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