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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以及波希米亚（第2页）

不难理解，昆德拉当年就对这个民族表达过困惑：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奥皇钦差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吗？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320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但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甚至长达几百年之久。

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试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昆德拉就是在苏联坦克前想起这些的。

四

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JohnLukacs）回望20世纪，称“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从1914年到1989年，仅持续了75年。”

作者划定这个七十五年，显然是要凸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两个时间节点。前一个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前半个世纪遭遇重挫，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主义土崩瓦解，殖民主义地盘丧失殆尽；后一个节点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后半个世纪也遭遇重挫，包括苏联解体和整个东欧红色版图的全面易帜—那一段真是戏剧性的一日一变啊。记得法国电视台的主持人每播完一条东欧国家的新闻，总是忍不住补上一句：“各位观众，还没有中国的消息。”

他似乎觉得，中国的消息近在咫尺，就可能在下一秒。

一前一后，风水轮流转。作为两次大规模的现代制度探索，两种苦涩的历史教训，二者构成了人类20世纪的主要遗产。不无巧合的是，这两次大震**都曾以捷克为最初震源之一。捷克总是成为神奇的历史起点。

只是这一震源区，各方应力反复交集之地，倒是一直显得平静，显得温和与柔软。似乎很多当事人已习惯了忍受多于抗争，散弱多于团结，犬儒多于铁血，因此既没有多少行动也没有太多思想，很容易被史学家们的目光跳过去。

他们的前人可不像是这样的。布拉格广场上矗立着胡斯的雕像—那位布拉格大学的老校长，比马丁·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年仅四十五岁被腐败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新教先烈，一直在登高回望，思接云天，斗篷呼啸而去，其悲怆的目光触抚人间，构成了英雄主义一大丰碑。他眼中的疑惑似乎是：你们波希米亚的血性、能量、历史主动性如今安在？

也许，很多当事人都像卡夫卡那样，转过背“游泳”去了，亦如昆德拉后来一本书名所宣示的，“庆祝无意义”去了。

一种逻辑关系在这里也令人疑惑：

在这里，是太多历史灾难催生了个人主义？

还是太多个人主义反过来诱发了历史灾难？

与19世纪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纪显然出现了更多退场者，更多“游泳”者，即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孤独灵魂。不论是阴郁的卡夫卡，还是奢华和逍遥的“布波”一族，20世纪的“文青”们更多一些颓废和虚无的精神底色。这些人避开了各种宏大叙事的专断与胡夸，常在文学艺术这一类个人化事业上别有活力，心细如丝，异想天开，独行天下，包括在捷克这一弹丸之地形成瞩目的文化高地。哈谢克、卡夫卡、赫拉巴尔、伊凡·克里玛、昆德拉、哈维尔……光是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文学家，在这里就能数出一大串，远非众多其他国度能比。

但这一冲击波也留下了大片的精神废墟。事情似乎是这样：只要往前多走半步，心细如丝就是过敏症，异想天开就是幻想症，独行天下就是自闭症……而这正是当代很多“文青”常见的人格特点，是大批高等院校正在输出的才子形象，也差不多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说的：“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于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历史的悖论再次让人吃惊，一块文化高地放在另一个坐标系里，就可能是一片随风飘**的落叶，一种无奈的国运滑落，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能见度越来越低。捷克几乎就是这样。它不仅与斯洛伐克分拆，再遭一次沉重的破碎；连捷克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斯柯达汽车，民族工业最亮丽的百年名片，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也于1991年落于德国大众公司之手。

斯柯达易主之日，很多布拉格工人和市民潸然泪下，很多司机在街头一齐鸣笛，发出他们民族品牌的最后一声倾诉。时任国家总统的文学家哈维尔，倒是在与大众公司总裁大谈“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正如他后来确信“民族国家的消亡”，宣称“民族主义是一面最危险的旗帜”。

也许他对国民们的安抚并非完全无据。特别是在中欧平原这里，国家边界总是多变，所谓民族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欧地区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意味着这里与东、西两端根脉相连，在历史上既倾心西方也属意东方。当年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说“让别人去打仗，我们结婚吧”。她把十几个女儿分别嫁往欧洲各国王室，想必就有一种到处结亲戚的跨国主义愿景，想把整个欧洲过成一家人。

呵呵，那个“欧洲的丈母娘”尚有如此情怀，哈维尔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新时代的对外团结大叔？

哈维尔大叔受到了西方的赞许。2003年捷克派出80名军事警察参加伊拉克战争，比德、法的拒战态度更让美国欢心，被美国国防部长誉之以“新欧洲”。可惜的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总是一个浪漫故事。也就是一二十年后，令众多精英才子目瞪口呆的是，英国冷冷地宣布“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强悍地宣称“美国优先”，世界各地突然间政治强人竞出，重新绷紧国家利益的神经。如此看来，哈维尔当年的一厢情愿还是有点文艺腔了。或者说，知识界主流力图给20世纪一个抒情化的结局，还是过于简单和天真。

人们该继续“庆祝无意义”吗？

该继续“游泳”去吗？

当然可以。

但短暂20世纪（仅75年）之后的世界，一头是消费主义的物质化压迫日益加剧，另一头是极端化的宗教、邪教力量大举回潮，无不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心理基因。个人主义也是容易上瘾的，甚至是权力、资本、宗教上瘾的新一代隐形根源。个人主义不论是扑向“物化”，还是遁入“神学”，都像是福柯（MichelFoucault）意义上的“人之死”。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宣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预计到2020年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其中2005—2015年十年间的患者数猛增18。4%，每年造成高达100万患者的自杀，其相当多数更像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物化学反应。在这些自杀者的个人资料里，我们经常看到满是文艺腔的逃避心态和厌世言语。

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最为辉煌的一个建筑经典，苔藓年深月久，雕像琳琅满目，是外国游客日日川流不息之处。乞丐和卖艺者也就盯住了这里。衣衫褴褛的画家、乐手、民俗艺人大多出手不凡。特别是男女提琴手一听就是专业水准，琴弓之稳，指位之准，情绪之细腻和精微，让不少游客如闻天籁惊讶不已—到底是欧洲！到底是波希米亚啊！他们纷纷朝地上的帽子里扔下三两个硬币。

可美丽的波希米亚是不该用硬币打发的。不是吗？

我没有投下硬币，只是在人流中匆匆而过。我情愿被他们看成是一个吝啬的亚洲佬，一个对艺术无动于衷的野汉子。

2017年2月

*最初发表于2017年《钟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