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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长成了啥模样（第1页）

“阶级”长成了啥模样

有一段时间，“阶级”一词让中国人心惊肉跳。那时贫富两端其实相距不远，常常只隔一辆自行车或一块手表，但睡个懒觉，发句牢骚，揩公家油水，穿奇装异服……倒可能惹下大事，被指为凶险的阶级敌情，得动员革命人民愤怒批斗。“文革”嘛，那种盯住思想的做法，在脑电波和眼神里查阶级、划敌我，随意性太大，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过敏和道德洁癖，显然只会搅乱社会。

那以后，就大多数国人的理解而言，“阶级”一词大体上重返经济学义涵，再次聚焦于物质。唯物主义者本来就是这风格。此前的1950年是这样，《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指一年内劳动不满四个月—引者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如此等等。此后的1988年也差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如此等等。

这里的“土地”“资产”“雇工”等，是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都是物态的，有形有貌的，可以算出来的。“四个月”“八人”等等，是有关法规中定义剥削的临界值。

亚当·斯密、李嘉图、梯叶里、基佐等西方前辈学者都说过这事，觉得这种量化与直观的方法容易听懂，容易上手。马克思更进一步，面对低版本工业化的欧洲，面对几如“乡镇企业”景观的作坊、包工头、大烟囱、蒸汽机、褴褛劳工、黑屋私刑，更是把阶级问题上升到唯此唯大的高度，一再强调财富的产生方式和占有关系构成了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即社会科学第一大要务。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现实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Beoi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ns），并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都没法绕过这一经典性、核心性论断—无论他们在各自处境中有多少理由需要绕过，需要遗忘和含糊：拿花式学术去取悦潮流，用四面讨好去竞选吸票，话都不宜说得太刺耳。仇富仇官的喧嚣民粹也让人心疑。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至少是私下承认，不管在什么时候，老马的影子就是挥之不去。哪怕只是碰上经济小地震，这一幽灵便及时复活，呼啸天下，王者归来，蔓延为燃爆民众情绪的冲天大火。即便马克思早已被舆论机器踩过千百遍，踩出了大饥荒和劳改营的血腥味，事情怪就怪在，那个名字仍如民间的神秘咒语，一再在民众那里脱口而出，甚至在全球思想家评选活动中令人意外地名列榜首（如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发起的全球网上票选）。

这原因其实无他：贫富分化的压力有增无减。

太多数据显示，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至今，三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至2015年全球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量已赫然超过其余所有人的财富总和[42]，构成了“占领华尔街”、“欧洲黑夜站立”、全球恐怖主义袭击等一系列事态的深刻背景。习近平在2017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也指出：“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大概没有人公开质疑这些说法。问题是，随着工业化升级版的金融化、信息化、全球化到来，阶级图谱确实出现了很多异动，新的观察切面密集绽开，形如线路板和二维码，要看清、要说清并非易事—这恐怕是有些人不得不暧昧的另一原因。某些人最初的困惑是，在德国特里尔这个马克思生活了17年的故乡，“工人都开着小汽车，用着微波炉，过着舒适的小资生活。看不出是如何贫穷的”（保罗·萨缪尔森语）。接下来，即便在新兴国家，一个工人也可能同时是房主、持股者、小业主（即雇工八人以下的个体户），那么他们还算“无产阶级”？一个富豪倒可能并无股权，不过是受雇于人的教授、企业高管，或自己单干的艺人、发明家，那么他们还算“资产阶级”？……如果贫富关系与劳资关系不再整齐对应，不再精准重合，一把牌洗下来，某些“劳”肥“资”瘦的怪事该如何识别？

“管理”算不算劳动，或是一种更高级的劳动？“资本”算不算劳动，至少一部分资本在特定条件下或是一种沉淀和凝固了的劳动？[43]“中产阶级”又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群体，这个收入、财富、依存结构正在多元化的群体，是打了折扣的资产阶级，还是变了模样的无产阶级？抑或他们本是社会新物种，正悄然膨胀于传统的阶级分析框架之外，造成一种“橄榄形社会结构”，使很多旧时的概念、逻辑、描述不够用？

一方面是贫富分化加剧，一方面却是阶级边界日渐模糊。一方面是不说不行，一方面却是开口也难。这对左翼构成了奇诡的挑战。

阶级政治曾是左翼的主业。左翼不讲“穷人”“剥削”“弱势群体”，简直是无照驾驶和喊错爹娘，自己乱了方寸。退一步说，即便搁置激进的阶级斗争论，换上温和的阶级博弈论，把零和关系甜化为双赢关系，但为了坚守经典的中下层立场，也得以阶级分析为前提，得从贫富这事说起吧。现在好，“阶级”本身暧昧了，成了一些失准、低效、过于含糊的说辞，事情就不大好办。东拉西扯、大而化之就可能成为左翼病。有时他们把栏杆拍遍，一心兼济大众解放天下，但他们出门转上一圈，却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和动员对象在哪里，不知道潜在的同志们在哪里。他们用收入线这把尺子一个个比，专找最穷的、最累的、最黑的、最愁的面孔，结果可能把同志圈划得很小，多是些鲁蛇（Loser）而已，祥林嫂或阿Q那种，怎么看也难成气候。他们或是用所有制、雇佣关系的另一把尺子量下去，结果可能把同志圈划得太大，似乎谁都可以来插一脚，都可以来搅和一把。女权与豪宅混搭，宗教与时尚同框，腰缠万贯、志得意满、气焰逼人者不乏其人—同这些牛人推杯换盏，同这些既得利益者讲团结、讲立场、讲情怀、讲社会主义，自己一开始也狐疑。

在这种情况下，从情怀到实践困难重重，路线、方案、可行性都有点头重脚轻虚多实少。热血左翼、书生左翼、豪华左翼、苦逼左翼、投机左翼、官僚左翼、一根筋左翼……五光十色或可成为知识圈文化界一道风景线。格瓦拉男神出场的怀旧秀，吸粉无数，道德光芒四射，彰显价值观优势，有时让权贵也客气三分。但就办实事而言，无论在富国还是穷国，“左派总是长不大”常成为人们私下一叹。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样或那样的运动都闹过了，他们常常还是选票上不去，点击率上不去，最要紧的几句一再被人们闪过去或没看懂—这些事当然无妨大雅，就当作体制的小余数好了。说不过去的是，民意的最大热点依旧无解，左翼最不能忍的社会不公依旧刺眼，基尼系数所警示的贫富分化总体上一路拉升。对这一势头的失控，对这一势头的阻遏乏力或纠正迟缓，证明了左翼的失能。换句话说，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为害多方，不仅是华尔街的得手，左翼其实也以其身的僵化、困惑、软弱、**自嗨提供了助攻，铺垫了重要条件。

新的财富形态

左翼最需要从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出发，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语）出发，放开眼界，放下身段，因病立方，刮骨疗毒，一是一，二是二，来看一看自己的方法论是否出了问题，比如看一看现实中的“阶级”已长成了啥模样，与此相关的“财富”又长成了啥模样。

也许至少有以下现象值得注意：

（一）金融财富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阿道夫·沃尔克（PaulAdolphVolcker）说过，20世纪1980年代后美国金融发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金融由当年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皮凯蒂（Thomas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21世纪有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财产性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工资性收入增长”。他们说话角度不同，说的却差不多是同一回事：经济的“脱实向虚”。

即使在中国这个一直谨慎把控金融市场的国家，一个拐点也悄然到来：2014年金融所得税（其相当部分来自金融交易）赶上了制造业所得税，并在2015年激增13%，达8572亿元，而后者下降5。3%，至7425亿元。[44]

促成这一拐点的，是火爆的银行、券商、信托、第三方理财，是热遍各地的炒楼、炒地、炒股、炒汇、炒债、炒藏品、炒期货、炒黄金、炒比特币、炒企业（资本运作）……有时连大学生和小镇大妈也卷入其中，生怕落后于邻居那谁谁谁。炒家们热衷于“钱生钱”，天天盯着屏幕上的符号攻防，憋住尿也不能漏过任何道听途说，一批批告别了实业生产。他们用追涨杀跌的“抢蛋糕”取代了夜以继日、久久为功的“做蛋糕”。

面对行情山呼海啸，这些人的自我不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不再是大体稳定的，而是多变无常的。他们的财富不再是土地、工厂这些物态，与锦衣玉食也关系不大，而是一些缥缈的可能性，一些来去如风的数字，一种最终套现前谁也说不准的价值预估—估值谁说就不是硬货？因此，在一部延绵不绝的心理化盈亏史中，他们亦贫亦富几成常态：在工资单上是长工级的，在炒盘上是财主级的；在这一周是长工级的，在下一周是财主级的；在最后割肉放血时是长工级的，在自我想象和自我期许中却永远是财主级的。他们到底算长工还是算财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生活中企业、社团、居民、政府都不可缺少的能量调节系统和效率增放工具。但事情往前多走一步，天使就成了魔鬼。金融泡沫覆盖下来，不仅造成产业空心化，伏下全社会巨大的经济风险，而且逼得很多炒家扛不住，只能由投资转向投机，在金融赌局中陷入人格的“资本化”，或“半资本化”，或“14资本化”—哪怕他们的盘外身份不过是普通的工人、商人、教师、农民，而且其绝大多数，最终不过是金融战一地炮灰，是处境更糟的工人、商人、教师、农民。

一种“双阶级”人格开始形成。其中或显或隐的资本角色，与资本大寡头或多或少的共谋关系，最终很可能被我们自己和他人忘记。从这一点看，整个过程不过是用共谋关系最终实现敌我关系的奇诡过程。

（二）智能财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前者在低版本工业化那里显然是普遍现实，理应得到当时学者们的更多关切。随着科技进步，经济活动中的知识含量，或说智能含量，显然在大幅提升。“学区房”一再暴涨的价格，已拉出了一条俗称“知识经济”的行情大阳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被视为阶级固化的最重要根源，已成多数媒体的共识，让众多家长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要致富，先扶智；要发财，先有才。大家都这样说。至于“简单劳动”，不就是挖地、打铁、织布、扛包那些老黄历吗？在有些人笔下，知识白领取代蓝领和黑领，更像是创造世界的当代英雄。

文学形象“周扒皮”，新闻报道里的“血汗工厂”，当然不构成经济奥秘的全部。在企业待过的大多知道，新时代真正优秀的企业，不是靠拼人头和拼汗水，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不是靠人多打群架，其利润多来自研发，来自管理，都是智能性活动，包括企业领导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他们的信息、知识、才能、经验、创意以及人格精神。这样说，并不是说要向老板们三叩九拜，更不是美化剥削—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正如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左翼若一见“老板”就扭鼻子噘嘴巴，无视管理和研发的重要性，就是同常识过不去，就先输了右翼一大截。

管理者可以是周扒皮，也可以是任正非、董明珠；可以剥削，也可以被剥削，包括被员工们剥削（高尚的企业家通常如此）。人工智能专家凯文·凯利（KevinKelly）在《失控》一书里，也强调当下经济生活的“去物质化”趋向。与其说这是呼应降能降耗的环保，不如说更是给智能的权重张目。社会学家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的另一本书[45]，将管理者、律师、医生、设计师、程序员、艺术家等，打包成一个在美国人口占比40%左右的“创意阶级”，进而比对“工人阶级（WClass）”的消失。这一结论下得太早，但作者观察所得不像是瞎编，对知识的意义确认也并不过分。

问题是，智能产品撞上了市场化，有一个估值的大难题。智能不像粮食、钢材、牛马、玉镯子……这东西无形无影，看不见，摸不着，有用时就价值连城，无用时就如一团空气。因此眼下一切专利、品牌、信息、创意、学历、数据库、软实力、管理活动、文化产业、IP人气（点击率）等被评估机构标出了各种价码，其实多是错估，至少是疑估，差不多是拍脑子的精确化和数学化，人们听听就好。一位企业高管该拿年薪三十万，还是三千万，就很难有客观的衡量尺度。对一项“粉丝经济”的投资到底会如何，不论借助哪种测算工具，说成说败，都可能各有其理。那么问题来了：估来估去之余，智能市场就成了一个最混乱的市场。一个烂教授居然可以靠兜售市场秘籍和心灵狗血身价飙升，一个低俗网红可以靠色相和胡闹吸金千万，一堆呕吐物被炒成了天价艺术品，一家媒体吃定假新闻却屡挫不败照赚不误，而另一些智能劳模却可能长久遇冷。

充分竞争之后，水落石出之时，劣质智能不是可以被淘汰吗？话是这样说，但大多数顾客识别智能产品，远比识别白菜和手机这些物质产品要难；再加上人们对物质的刚性需求有限，对知识和文化的弹性需求却几乎无限，从而让伪劣货有了超大回旋空间，东方不亮西方亮，换个马甲又上台。在这一场不断加时和延时的淘汰赛中，较之于小煤窑和黄标车，落后知识产能的退出过程必定要漫长得多。

当鱼龙混杂的知识产品都换来了真金白银，智能财富就成了财富的一部分，进入复杂的社会分配网络—包括有些人不过是依附、寄生、吸血于文化泡沫和知识垃圾，把智能经济做成忽悠大餐，正在实现一种新型的剥削。

没说错，就是剥削。

（三）身份财富

阶级并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不少。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村子的农民打完了本村土豪，或对本村土豪打不下手，便去打别村的土豪，涉嫌抢人家饭碗，于是同那个村的农民结下梁子，甚至剑拔弩张暴力对峙。两村农民仅因属地身份不一，在这一刻就不是见面亲、同志情、一家人了—这类故事常被书生们当作小八卦，不大进入他们的思考和学术。

其实，当下欧美国家严重的移民、难民问题危机，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就是上述乡村故事的放大吧？往深里说，也是屁股指挥脑袋的经济利益纠纷吧？在那些国家，劳工群体常比其他人（比如硅谷和好莱坞）更排斥外来面孔，相当于高等工人阶级反对低等工人阶级，以至主张本村的“土豪”只能由他们来打，要分浮财也只能由他们来分，凭什么让高家店或王家湾的插手？同理，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者不团结久矣，有隔阂久矣，不一定是思想特务离间的结果，至少不完全是。美国的工会巨头劳联产联一直比联邦政府有更强反华倾向，更喜欢对外吐口水，晃拳头，上政治广告，无非是眼看着资本家们跨境投资，相当于本村“土豪”深夜外逃，与外人里应外合，沆瀣一气，把金银细软、香车宝马、小老婆都带去了中国，把楼房和道路都挪到中国去了—肥水流进外人田，太平洋那边的黄种眯眯眼岂不成了外逃阴谋的同案犯？

身份政治也容易成为一个火药桶，与阶级政治两线交叉。这些看上去不太像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但若忽略其中经济利益逻辑，其结果，要不就是剪除阶级内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要不就是抽空重要真相，任其成为一堆认知碎片（种族、宗教、文化等）。碰上什么乱子，就只能当作坏种族、坏宗教、坏文化肇事，当作坏人肇事—这种万能的道德口水正在解释一切却也正在掩盖一切。

移民是一种身份变更。现代国家体制逐渐成熟，社会福利成为国家制度一部分。福利分配体现法权性的层级架构，形成各种排他性壁垒，给诸多身份注入了特定含金量。最基本的是国民身份。富国的国籍或“绿卡（永久居民身份证）”意味着相应权益，意味着一份身份财富的自动获取，常让穷国的名校生和拉面哥趋之若鹜。不管是通过非法还是合法途径，他们都力图来一次易地脱贫，一次捷径赶超，一次短平快的生活处境改善，甚至可能成功“插队”，比很多原住民赢得更多机会。作为对这种外来冲击的反弹，在民族国家体制下，民族种族身份则可能成为反“插队”的武器之一。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在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中，一再缅怀WhiteAnglo-Saxo（白肤色、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美国。这里的“白”一般不适合嚷嚷，不大上得了台面。不过一旦移民压力增强，外来的以及原住的有色人种都可能骤然紧张。如果他们视尊严感、安全感、平等地位等为利益分配的一部分，就不难在三天两头的肤色歧视那里，在可疑的贫困率、失学率、入监率、毙亡率那里，确证自己“民族种族身份”的负资产性质，比对出高等肤色“白”的优越。

中国的户口也绑定身份财富。国人们记忆犹新的“农转非”，时下某些地方稀奇的“非转农”，都是一种敏感的财富追求。以前的“非”农户口，代表了城镇居民的国家粮、招工优先权、廉租房、肉票、油票、较好的教育和医疗福利等；时下有些地方的“农”村户口，则代表法定的无偿承包田、承包地、承包山林、承包草原、廉价宅基地等，都有相应的影子价格。在城乡一体化最终消除这些影子价格之前，一个户口簿形如境内小“绿卡”，制约了太多人的命运。中国不少相关小说、电影里的悲情控诉，至今还是一些人的心理疤痕。“进城奋斗一辈子，不如城里一套老房子。”这种稍有夸张的说法，是指资产价格高涨之下，老一代市民可能坐收崛起红利，让来自乡村的新一代市民望尘莫及。新市民可能比老市民更独立、更勤奋、普遍学历更高，但错过了一班车，就得为上户口的时间差买单，在“房东房奴”“两大阶级”（某青年作家语）的斗争中处于弱势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