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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第2页）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一些旅行者在南美洲森林边缘目睹过一幕：一次不慎失火，使荒火像一挂红色的项链围向一个小山丘。一群蚂蚁被火包围了，眼看黑压压的一片将葬身火海，甚至已在热浪中散发出灼伤的焦臭。突然，意料之外，这些无声的弱小生命并未坐以待毙，竟开始迅速行动，扭结成一团，形成一个黑色的蚁球，向河岸突然哗哗哗地滚去。穿越火浪的时候，蚁球不断迸放出外层蚂蚁被烧焦的爆裂声，但蚁球不见缩小。全靠烧焦的蚁尸至死也不离开自己的岗位，至死也相互紧紧勾连，直到整个蚁球最终冲下河流，在一片薄薄的烟雾中，赢得部分幸存者的成功突围……

这一故事随着《蚂蚁的故事》及其学术版《蚂蚁》传闻于世。[34]

在这个蚁球前，人们也许会感慨万千，联想到人间的志士英烈，那些在灾难或战争面前曾经真实的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奋不顾身，惊天地泣鬼神。稍稍不同的是，作为一种高智能动物，能够打领带、读诗歌、订外卖的直立智人，可能还比不上蚂蚁那里的奇妙、敏捷、默契、团结一致，蚂蚁们居然从来不懂何谓懦夫和逃兵。

敲黑板：这也是“自然秩序”！

动物并不是道德家，并不都是温情脉脉和高风亮节。但一只蚂蚁总是将入腹的半消化物反哺同类，让它们分享营养；几只蟹可以帮一只仰面朝天的蟹翻身，以助其恢复行动能力；一群海鸥常相互紧密配合，协同反击来犯的猛禽；一群大象还会对一具象尸依依不舍，久久地绕行和凄厉长号……这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它们在生物学家们的笔记、档案、著作、标本库里车载斗量—至于完全独居的动物，其实为数不多，且易于衰退和折损。因此，在更多的生物学家看来，首先是合群，首先是互助，才是自然界的首要通则，是动物强大（比如延长寿命）和进化（比如发展智力）的最大优势。这坐实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决定着各个部分发生作用的情况”（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语），于是惠及整体的“部分+”开始出现，不再是散沙化的各个部分。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形成暗合与呼应—作为一种对有机现象的物理学解释，该定律把组织有序、共生互利看作负熵的生命化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应该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包括达尔文的另一面—比如他关注过蚂蚁和蜜蜂的利他行为，还记录过企鹅叼着一条鱼远赴三十英里以拯救目盲伙伴的动人故事。[35]

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动物诚然不乏互争，不乏有尾和嗜血的“霍布斯”。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是“弱肉强食”远非事实全部，“性本私”并不等于“性本恶”。恰恰相反，“性本私”往往需要更多“性本善”式的友好环境营造。“食肉动物的数目是多么微不足道”（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语），即使在哺乳类动物里，据说占比也只是6%，实在是被人们夸张得太多了。动物一般来说也并不缺少食物和空间，蚁战之类多属偶然。若放到种群、生态、气候的大范围或多维度来看，如同时下网民说的来一点观察“升维”，就可以发现：动物“最害怕的并不是其他动物，而是几乎每一年都要发生的气候突然变化”（德国森林学家阿尔登语），还有传染病。请注意，这些宏观事实大异于微观事实。昆虫、鱼类、鸟类、哺乳类的大规模集群迁徙，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团结求生，构成了一幕幕神奇的壮阔图景。在这一过程中，脱群者往往命运悲惨—相反，组织就是希望，纪律就是出路，合作就是看家本领，担当与牺牲才是普适真理，是“丛林”里必备的正义，差不多就是动物界不言自明的“神意”与“天道”。当它们终于抵达遥远的安全地，也许会忍不住用鸣叫、触须、羽振、液臭一类来交流心得：动物只为己，那才会天诛地灭呢。

个人主义无视或掩盖这一大块“自然秩序”和“自然选择”，算哪门子“科学”？看不到微观利益之外的宏观利益，看不到短期利益之外的长远利益，连某种可持续的个人主义都算不上，即便对个人来说也很不够用，很不负责吧。

他们又科学又哲学又艺术地反复折腾，折腾出很多高学历和大名头，到头来反而不如懵懂的虫鱼鸟兽—仅靠遗传的生理本能，就能直觉到最大利益所在，包括轻易超越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这是一个欧美大学里常用的经典案例，说的是两个（设定更多也差不多）嫌犯被拘，明知共同抵赖的结果最优，但因缺乏对同伙的信任和忠诚，只求自己减损，于是双双选择背叛。这样，同伙抵赖的话，自己就能被优待释放；同伙坦白的话，自己也可望坦白在先而被轻判一点点。事实上，他们不约而同争相背叛，把案情越吐越多，不可能达到结果最优，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算计，无异于适得其反，对自己下刀。

在这里，同那些愣头愣脑的昆虫、鱼类、鸟类、哺乳类相比，个人主义者的“最大化”在哪里？人们眼睁睁地发现，微观有效再一次≠中观、宏观的有效。他们利益理性的相加，居然加出了一个糟糕的集体非理性，有何优越可言？

何况，从小部落到全球化，从小作坊到跨国集群，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组织性、互联性、整体性程度越来越高的新形态，一个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精神利益更为凸显的新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依赖共生互利，更需要群体关切。人们能记得蒸汽机是瓦特改进的，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飞机是莱特兄弟发明的……但互联网呢，手机呢，5G呢，超导呢，纳米技术呢，人造卫星呢，量子计算机呢，如此等等，它们分别是谁发明的？谁能答得上来？可见，哪怕在科技研发领域，单枪匹马的时代也已远去，个人奋斗的造型日渐模糊，黑压压的无名英雄群像却越来越多。研发几乎都成了大协作、长周期的持久共业，成了一些大规模的团体赛和接力赛。如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所说：5G靠的就是“合作与友好的力量”，靠的是数千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及其他专业人才一起扑上去，持续多年集中“朝一个城墙的缺口猛攻”。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眼下很多企业的各种人才选用，既要看智商，更要看情商，甚至强调后者的权重须达80%。

什么是情商？说直白一点，就是一种道德觉悟，一种适群者和利群者的心胸、眼界、性情、能力，一种能推进“合作与友好”的阳光品质。

“唯一者”们的世纪困局

战国时代的杨子哲学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很快被中国知识界主流拉黑。一千多年后，似乎是杨子附体的德国人施蒂纳（MaxStirner）宣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是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真理。”“什么对我来说是正当的，那么它就是正当的。”他反对一切纪律、组织、道德、国家以及宗教，终生迷醉于“我”这个世界上的“唯一者”和“纯个人”，堪称“拜我教”的洋鼻祖。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他针锋相对地叫板：“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们、唯一者们联合起来！”[36]

据恩格斯说，他这位朋友其实为人温和，只是有些学究气。他年仅四十九岁就在贫困中死去，大概是那年头即便社会达尔文主义正香，他的“情商”也一定吓坏了太多人，吓走了自己的职位、面包、健康、合作人、亲友的笑脸。

差不多是一个欧版杨子的故事重演。

也许，“纯个人”“唯一者”的一根筋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最终只能害己。这样，哪怕是为了公共关系和营销策略，信奉者看来也需要几分含蓄，几分婉转，再加几分变通，离施蒂纳远一点，比如用“个人主义”来撇清“利己主义”，又用“自我实现”来包装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用“物质化时代”指代“利益化时代”和“个人利益化时代”，让用语不那么敏感和刺耳，能与道德、公众、精神、诗与远方之类话题马马虎虎兼容，甚至能戴上平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面具，抢占道德C位。这就是说，通行的话语风格务必改变。在很多地方，个人主义由此从一种文化大潮转型为一种文化暗流，有时看上去不过是文化亚健康，不那么要紧。

社会主义革命是穷人抱团闹翻身的故事，从无物质和财务的优势，只能以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为立身之本，事实上也一度迸涌出“部分+”的“大我”气象，至今温暖着很多人的记忆，深藏于老照片或老歌曲。不过，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共同的危机压力缓解，财富和资源逐渐丰裕，大家的个人利益重合度降低，大面积的私欲就必然归来，甚至可能补偿性地加倍袭来—公有制只能压抑出它的虚伪。德育的政治化（如“文革”时期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只讲阶级斗争），或德育的经济化（如20世纪后期中国各地官方电视台的新年贺语，几乎全是“恭喜发财”，对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宗教人士也是如此热情励志），会使情况更糟。事实上，自引入市场和私有权，一些地方的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此前某些人政治投机、政治歧视、政治构陷和迫害的改头换面，其价值观的滑坡却是一脉相承。

往远里看，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虽未公开肯定），意在为大众争利，有正义的内核，涉及千万万生灵解救，包括倒逼资本主义改革，其意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但这可能被误解为争利即一切，一如后来的“分田地”“富起来”“GDP翻两番”等，一旦被看作最高目标，哪怕是最高的群体目标，也就疑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相当于“灵魂搭台肉体唱戏”），把精神事务降格为争利手段。这可能轻忽人们富足之后几乎同样多的问题，也给自己的合法性增加风险—毕竟经济发展难免受挫、失速、停滞、遇到极限之时，毕竟人间最大的正义，是帮助人们在任何时候，包括贫困日子里也能活出尊严和幸福。

GDP远不是幸福的全部。

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价值观困境。尽管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那里共同的前世今生，私有制传统深厚，“拜我教”深藏于各种彬彬有礼之后，虽经多番危机和改革，社会的风险和动**仍频。如秦晖在《群己权界》[37]一文中分析的，一般情况下，欧美左、右两派各执一端—前者（美国民主党等）在经济上颇有“群体派”模样，赞成国家干预和全民福利，同情女性、少数族裔、中下层群体；在文化上则偏向“个人派”，差不多是性解放、堕胎权、同性恋、反宗教、纵欲主义文化的啦啦队。相比之下，后者（美国共和党等）在文化上很像“群体派”，最厌恶青年人的自由放任和举止乖张，一直重视家庭、国家、宗教的传统凝聚功能；在经济上倒是“个人派”，醉心于私有制，崇尚个人奋斗，最反感工会、高福利、国有企业这些妨碍市场自由的恶政。一旦气不顺，忍不了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就乱扣政治帽子，把总统画成头戴红五星、身着绿军装的红色领袖。

至于穷人，没人说不该去帮。只是在左派看来，这属于公共领域，应通过公权力予以制度性安排；而在右派看来，这属于私人领域，只能依靠爱心个体的志愿慈善—不少华尔街富豪确实也愿意慷慨解囊。

秦晖似乎认为，这种左右两派的相互错位、相互卡位，差不多已是一种较好的自然平衡了。只是读者的疑点可能在于，各持一端其实是各有选票利益的牵制吧，否则，双方沟通起来何至于如此装聋作哑心不在焉？医保问题、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控枪问题、流浪者问题、基础设施老旧问题、产业空心化问题……还要不要解决？为什么总是无法解决？为什么一些连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次等经济体（更不要说中国）都能解决的问题，美国就是死活也解决不了，老是止步在两派相互扒粪、相互死磕、相互刨祖坟的虚耗中？与秦晖对美国的制度信心不同，不少美国人倒是觉得这种制度已经有病，也需要痛加改革（如弗朗西斯·福山等）；或者说，制度再好，也非灵丹妙药，不一定治得了文化和人性的疑难顽症。2010年1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指出：美国选民们“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想要储蓄，既要性解放又想要完整家庭，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左翼主张）又不愿缴税（右翼主张）……”有一种“减肥可乐”式的纠结和自我分裂。这意思差不多是，怪不了左派，也怪不了右派，是这一届人民真的不行。选民们本身亦左亦右，非左非右，时左时右，想把天下好事占全，又想把责任统统推卸，因此只能让民主死机，陷于一片道德伦理的深深泥沼。

面对这样一届人民，政治家（哪怕是优秀政治家）能怎么样？真正可行的破局之策在哪里？

人口崩溃是最后的自然吗

诊断个人主义，家庭大概算得上一项重要的体检指标。

家庭是最小的“群”，最小的“公”，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和团结单元，即费孝通所说“差序结构”这一同心圆的最小内径，因此是遏阻个人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赫胥黎（HenryHuxley）说过：“人生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自由混战。除了有限的和暂时的家庭关系，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是生存的正常状态。”[38]这里的家庭，虽被他贬为“有限”和“暂时”，但还算是他勉强豁免的唯一群体形式。

不幸的是，眼下对于很多人来说，“家”这件事也已难以启齿，“家”的概念日渐空洞。不久前，美国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39]透露：作者从穷人区一路打拼到大学名校，发现很多同龄人“常为‘兄弟姐妹’这个词的意思伤透脑筋：你母亲前任丈夫们的孩子算不算你的兄弟姐妹？如果是的话，你母亲前任丈夫们后来又有了孩子呢？……”其实，美国有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垫底，一般来说维系家庭还算够努力的，只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家福”的照片过于奢侈，想想都太难。笔者遇到非洲某国一青年作家P君，他说该国的新政府投巨资办教育，考试上线者只需填写一张包含家庭情况的表格，便可免费上大学。但居然是这一小小的表格，竟将大半青年挡在门外，因为他们眼下根本没法知道父母分别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父亲是谁，不知“监护人”是啥东西以及该如何联系……

对那里的“家庭”，我们该如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