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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迭代与地缘两个尺度（第2页）

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在某些地方，迭代进程也会有不同面貌，受到各种地缘条件的制约，比方你这里有煤，他那里没煤；你这里靠海，交通方便，他那里是山区，交通不便。那么同是工业化，起步就先后不一，成败或强弱也有别。

在这些方面都有不难找到的例子。

但地缘与迭代各有侧重点，可作为观察文化的两个重要角度。这么说吧，前者是空间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后者是普适性的；前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低，后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图，那么前者是水平坐标，后者是垂直坐标，可确定文化的分布和定位。

不妨想象一下，设一个坐标图，设定垂直的Y轴上，有迭代因素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个度，在地缘的X轴上也有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个度，那么在这个坐标图里，某一种现象是（2，1），另一种现象是（1，4），还有一种现象是（3，3）……我们用两个尺度，就不难测定它们各自的点位，便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至于打乱仗。我们既照顾了地缘传统，又照顾了迭代进程，就多一些识别文化的方便。

拿前面的例子来说，餐饮文化更多体现了地缘性，不大依赖Y轴的分值，因此无论经济和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各有所爱，各美其美，百花齐放，都是合理的常态。但厕所文化不一样，更多体现了迭代性，与Y轴的分值密切相关，那么只要有了工业化，只要有足够的钱，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厕所革命”都无可阻挡，清洁、舒适、隐私保护都势所必然，以至全世界的卫生间都变得越来越一样，没什么“多元化”。

这样是不是清楚一点了？你们再想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包罗万象的文化都搅在一起，都打包处理，都组团参赛，然后搞国家排名，只用一个尺度来判胜负，如何说得清楚？

几天前，我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又提升了，在19岁这个节点，男孩子平均175厘米，女孩子163厘米，已是亚洲第一。显然，平均身高提升到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和技术的因素，表现为Y轴的分值提升，表现为中国人吃饱了，吃好了，对吧？有了很多大水库，有了杂交水稻，有了袁隆平，对吧？还有了几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各种体育设施，提供了健身条件。当然，吃饱了，但什么才算吃得好？能锻炼了，但愿不愿意锻炼？……这里面又有地缘传统的作用，有X轴上不同文化板块的情况。光说其一，不说其二，是远远不够的。印度穷人多，因此拿体育金牌少；但非洲穷人更多啊，可田径那什么的可了不得，强手如林，其原因是不是非洲在X轴上的原始分高？欧美有钱，因此体育金牌拿得多，但诸多海湾石油国家也不差钱啊，但为什么至今算不上大赢家，至少女性体育不大行？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女的要蒙面，男的穿长袍，不方便运动，X轴上的原始分偏低。

至于中国人，如果说平均身高还不够，不是世界最高之一，那么可能还有人种基因、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人吃肉蛋奶不够多，上海网红医生张文宏已经批评过了。中国人以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优秀男人的形象大多不是五大三粗、身高力壮，而是旧戏台上那些白面书生，过于文弱，甚至娘炮，是满腹诗书进京赶考的那种，是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那种。中国人的运动爱好，也不如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你到西方去看，每天下班以后到处都是跑步的或骑车的，但中国人一闲下来，就可能搓麻将、摆象棋、“斗地主”—虽然眼下年轻一代比前人已好了很多。

可见，就像很多文化现象一样，身高这码事，显然也是多因一果的结合效应，得用两个尺度交叉比量，话分两头说，才能说得大体到位。

“体用之辩”的百年混战

历史上，由于不善于区分上述两个尺度，最大的麻烦是知识界百年来反复折腾的一场“体用之辩”。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重点。

什么叫“体”？什么叫“用”？这两个中文词，给我们的联想经常有主次之分、本末之分、内外之分、本质和功能之分。

如果放在一个坐标图里，横坐标和纵坐标同等重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一旦换成“体”“用”这样的描述，要争一个谁是老大，谁坐头把交椅，问题就严重了，就争不清楚了，不打破头大概不可能。语言限制思想，一旦用词错误很可能为害深远。一百多年来，知识界为此大打口水仗，至今也无共识，哪怕在公开媒体上打不成，私下里其实还在打。

早在1889年，以张之洞、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是提倡“中体西用”的。他们所谓“师夷长技”，不过是学西方的一些技术，学数理化，学坚船利炮，但骨子里是坚守本土的思想道统、政治体制、伦理规范。这大概是最开始的阶段。

后来有了新情况。另一个著名启蒙家叫严复，对“中体西用”产生了怀疑，说“体”和“用”分得开吗？马能上战场，就是因为有“马体”，牛能耕田地，是因为有“牛体”，你怎么可能用“牛体”来产生“马用”？或者怎么能用“马体”来产生“牛用”呢？他的意思，是说体用一致，不可能分开，实际上是主张“西体西用”，翻译成后来的话叫“全盘西化”，影响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很多中国人。海南有个前辈学者陈序经，据说是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第一人。新时期有一位批评家说得更出格，说中国要搞成现代化，“起码还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

再到后来，情况更复杂了。一个重要学者叫李泽厚，他大概既不满意“中体西用”，又觉得“西体西用”不妥，太简单了，于是换上另一种说法，叫“现代化为体，中学为用”。他在上海解释过这一点，说西方最早进入现代化，但现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因此他把“现代”这个时间概念，与“中”这个空间概念拼接，给中国特色留下一点保留余地。此外还有新儒家，一直是一个大拼盘。从熊十力、梁漱溟等一路下来，并不排斥西方思潮，但更看重中国传统。他们大多是在哲学层面做“心性”的文章，差不多还是“中学为内学”的路线。当然，这个拼盘里也有一些讲究经世致用的，聚焦于国家发展道路的，如杜维明，从日、韩的经济发展中看到亚洲文化的价值，又借鉴韦伯处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经验，提出“儒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蒋庆，提出“政治儒学”，认为“王道”高于“民主”，主张精英主义的“虚君共和”。这些都可看作是“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的最新版本。

至于民间，大概看到西方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民主也好，市场也好，都有失灵的时候，于是有些人就走得更极端。他们一头扑向老祖宗，要恢复国学、恢复汉服、恢复作揖、恢复黄帝纪年、恢复繁体字、恢复皇权或类似皇权的体制—我在山东遇到一位著名学者，他就说过，一个大国最怕乱，最需要维稳，那么大国与小国不同，搞威权专制那就对了。据说，海南大学的学生前不久还去砸了一个场子，那个什么“女德讲堂”，宣扬女子的“三从四德”，确实很奇葩，算是彻头彻尾的“中体中用”。

我的疑惑是，如果照这样“中体中用”，如果都一窝蜂“国学救国”“回归传统”，那清王朝当年不是更“国学”更“传统”吗？为什么混不下去了？

我们回过头看，一百多年来，中国与西方既融合又冲突，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对话，“体”和“用”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心结。从当年的张之洞，到现在民间的“女德讲堂”，尽管解决方案五花八门，但他们心目中的中西比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盲区。那就是看Y轴时，不看X轴；看横坐标时，不看纵坐标，或者干脆把两个尺度拧成了一个尺度。换句话说，他们心目中常常只有静止的中西，没有动态的中西，即便谈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公允、灵活了许多，但还是在一个文化版图的平面上纠缠，缺少时间的向度。

这种一根筋、一刀切、一条道走到黑的争论混战，经常形成无谓的耗费。当事人对迭代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或者对地缘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经常把脑子搞乱，把路子走偏。

由此应该建议：“体”“用”这两个词最好列入禁用词汇，列为高危概念，不再进入有关文化讨论。有一位学者—我在《天涯》当编辑时，还编发过她的文章。她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太糟糕，对妇女压迫和残害太深，居然让花木兰去打仗，岂不是残忍？这当然有点扯，不像学者说的话。欧洲女人就不打仗吗？那圣女贞德算怎么回事？女人婚后都随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权？美国国会大厦以前连女厕所都没有，女性的地位在哪里？……不难看出，妇女受压迫，不是哪个民族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道德救星的问题，不过是文化迭代所决定的，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事实证明，只要有了工业化，生产甚至战争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优势自然消失，男人就“霸”不起来。工业化蔓延到哪里，不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里的妇女就会有就业权、投票权、财务权、离婚权、避孕权等—虽然这一演变还在路上，还远远没有完结。在我们周围，不是有些人喜欢取笑上海“小男人”吗？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台上巩汉林那种形象，说话尖尖细细的，成天扎一个小围裙，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其实，即便说话者以偏概全，巩汉林也是暖男吧，是模范丈夫吧，至少没有男性霸权吧？其原因无他，不过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方，男女平权的势头，你拦也拦不住，那种“暖男”就必然多起来。

文化在这里不必“背锅”，但另一方面，文化也不应缺席。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所谓现代化大概是人类共同的方向，但欧洲有欧洲的现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现代性，韩国有韩国的现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现代性……所谓“多重现代性”，这一大潮流还是有诸多内部差异的，有各自传统的脉络。就拿法治来说，中国媒体经常表彰一些父债子还、兄债弟还的事例。其实在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里，父债只能父还，兄债只能兄还，法律只认这个。但中国的法治之外还有德治，老百姓心里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债者的亲属就这样做了，你还得表扬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在西方法官看来就是作伪证，要追究的。但有些法官告诉我，考虑到中国的亲情传统，法官们在实际办案时，对亲人之间的某些隐瞒行为，通常会有一些酌情从宽的处理。这就是拒绝西方式的“法条主义”，根据实际国情有所变通。

由此想到，中国人眼下走向世界，到异国他乡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绷紧文化这根弦。科技专利固然重要，资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条文固然也重要，这都没有错。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传统中的。因此，同老外们打交道，最忌的是想当然，需要注意各种细节，了解他们那里各种文化密码，包括了解各种“潜台词”“潜规则”里的当地文化特性。

在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领域的，应该多一些知识准备，多一些专业敏感，给这个世界帮上一些忙。

*此文为2020年11月28日在海南大学的演讲记录稿，最早发表于2021年《天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