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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长成了啥模样（第2页）

在一张身份福利清单上算高低，更高福利当然在垄断性的行业、企业、社会组织那里。无论是以官营还是民营为背景，垄断系统如果不是社会所需且受到严格控制，一旦形成就多是福窝子、贵宾室、金饭碗。混迹其中者，连一个抄电表的也可年薪十万，连一个司机也可攒五六处房产，这一类新闻不能不让底层民众垂涎三尺或怒火万丈，总是成为社会治理难题。更难的是，一个正常社会没法承受无政府、多政府的乱象，因此政府就成了垄断中的垄断，必须具有唯一性。特别是在强势政府传统深厚的中国，这唯一性还是加大号。于是，官职这种在古代的家谱和牌位上、在现代的欢迎词和追悼词里最不容易漏掉的东西，被注入更多权力，最牵动老百姓苦乐安危，也最可能被逐利者围猎。著名的黄炎培延安窑洞之问，就是针对这一千古难题的念兹在兹。连官员的外围亲友，也多有潜在的身份估价，进入围猎者的瞄准镜，以至一个蔫头蔫脑的家伙突然在饭桌上说出某官员三亲六故各自的姓名、生日、喜好、住址、住院床号，历历如数家珍，如此民间组织部的功夫，不算什么奇事。一旦社会管制松弛，这些官职及其人脉关系，便最容易恶变出官商联体的超级身份，从而集聚超级财富。既摆脱民意和官规的政治监督，又规避市场竞争的淘汰，“红顶商人”们大可左右逢源两头通吃。

一个虚拟经济的成功故事，很容易让他们失笑。虚什么拟？“虚拟”的老祖宗其实就在这里，根本用不着那些花里胡哨的商业包装。盖一个章就是淘金矿，下一个文就是收楼盘，走走门子就是炒热干股，拿腔拿调的官样文章就是概念经济项目私募或分红……他们从来看不上脏兮兮的工厂和农场，早就是“空手道”玩家，与当下各种新式“空手道”大可无缝对接，无痛转型，全面会师，使超级身份成为有些人最为向往的成功魔棍。

（四）贷租财富

“消费社会”一词，是继“市场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福利社会”之后，另一种对当下现实的描述。全社会上了市场经济的战车，结果之一就是生产力日增，消费却常常拖后腿，成为发展短板，屡屡逼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少消费就是慢发展。不消费就是不发展。因此有条件的要上，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创造消费就是促进和刺激消费的最新举措。在有些经济学者眼里，一位国民若不丧心病狂去卖场血拼，不憋出几个花钱新点子，简直就是可悲可耻、误国误民。

各种强势促销和花式促销应运而生。于是有了“租”赁消费，在传统的租房和租车之外，在时兴的“共享单车”和“共享雨伞”之外，还能租珠宝、租名表、租手包、租礼服、租古玩、租豪车、租颜值和友情（美女帅哥陪游或陪访）……奢侈品几乎应有尽有，构成了一套轻奢主义攻略，满足很多人的幸福追求和几分虚荣心—这里不妨名之为奢租。于是也有了“贷”款消费，相当于给消费加杠杆，与金融杠杆相配合，鼓励超前花钱，鼓励财务透支，鼓励一辈子享三辈子的福，享出封面女郎和广告男模的样子来。2008年美国恶名昭昭的“两房”次贷风暴，重挫西方各国经济，就是这种错把借钱当赚钱的后果之一。中国此前各种违规越界的房贷、车货、消费贷、“校园贷”……远超此前信用卡的超支限额，大多以高消费为目标，甚至变相流入股市和楼市，不仅搅乱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向，而且把很多当事人推入险境。借借借一朝不慎就成了血血血，相关的命案报道时见报端—这里不妨名之为奢贷。

奢贷与奢租，大举越过了贷、租的合理度，是把好事办坏。之所以把这两件事放在这里一起说，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特点，合力助推了一种虚高消费，营构了另一种虚高财富，也是现代财富的另一部分。这也许有利于某些穷小子未劳先富，少劳多富，再不济也算“拟富”和“仿富”了一把；也许还有利于降低全社会的资源闲置率，让古驰和保时捷物尽其用—奢侈品行业扶贫有何不好？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虚高消费超过必要的防火线，就成为经济运行中巨大的定时炸弹。自古以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贷奢租所撬动的一片繁荣不过是“打白条”经济、“兴奋剂”经济，最终只可能吞噬劳动的意愿和能力，首先从心理和文化上压垮实体经济。

贷和租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有异于低版本工业时代，呈现出一种“拟有”混同于“所有”的情形。这里的使用者不必是拥有者，支配权稀释了所有权。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这一流行说法使传统左翼最关切的“所有制”，出现了权益的相对让渡、相对分解、相对多重性，出现了产权、物权的漂流和“**化”（凯文·凯利语），一如中国乡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出现相对分离。这样下来，奢贷奢租者成了“有产”“无产”二元标准下的边缘人，怎么站位也不对，常有一种不无忐忑的自我幻觉，好像自己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在履约无虞时什么都有，在资金链断裂时什么都没有；在贷租财富膨胀时是小姐心，在贷租财富突然清零时是丫鬟命—活脱脱又是一种“双阶级”人格，是两种获利方式、两种财富形态及其占有关系所交织出来的双面人形象。

不知什么时候，这两种感受都可能极端化，放大社会心理动**的振幅。

那么，他们该被放在阶级图谱里的哪一头？莫非他们真是在见证“**化”式的“共产主义”美梦成真？

…………

新型的财富形态也许还有其他。

不用说，这些财富形态各有特点，又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相互激发、相互借力，共同编织了一幕扑朔迷离的现代化。一个成功的快钱手，从穷光蛋迅速变身大富豪的人生传奇—街头小报上多次绘声绘色描述的那种，通常会提供如下细节：大学文凭或创意文宣（智能财富），外国绿卡或高官好友（身份财富），租来的写字楼和拉来的可疑贷款（贷租财富），楼市或股市上的盆满钵满（金融财富）……当事人在这些财富之间巧妙勾兑，然后一个咸鱼翻身进入什么排行榜，通常被视为天纵奇才的创业宝典。只是小报未提到的是，震惊全球的“庞氏骗局”其实也具有这一故事里的全部基因。

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些财富都是不道德的。事实上，如同劳动者的收成、薪资等传统财富，新型财富中的一部分，不过是劳动价值的延伸、衍生、转换、远期兑换，或本身就是新型劳动的成果，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

区分的难点恐怕只是在于，哪里才是事情的合理度？“脱实向虚”的临界线在哪里？每一种财富的异化机制是什么？新形态财富是怎样在一种投机自肥的异化过程中，成为虚拟虚高的泡沫（或俗称泡沫财富），成为有毒资产，从来自劳动和服务于劳动，变成了来自剥削和服务于剥削？

理解“阶级”的方法

任何推论都只是一种概率性描述，“阶级”说也如此。说乌龟跑不过兔子（懒兔未必如此），说水被烧至100摄氏度蒸发（高原区未必如此），说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开明老板未必如此）……都是在一定条件下，针对巨大样品量的概率性总结，属于“有规律的随机事件”（数学家伯努利语）。

因此，这些说法在宏观上高效，在微观上低效；针对大数肯定管用，针对个别则相当不灵。这就是概率的“大数定律”。不理解这一点，就会一根筋、一刀切，比如咬定“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于是在宏观和微观两端都看走眼，相信豪门里肯定出不了恩格斯，或相信豪门里出来的肯定都是恩格斯。事实上，不少中国革命领袖（周恩来、彭湃等）也曾是豪门异数，起码有过上学读书的财务条件，因此他们既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又能成为人类浩瀚知识积累、文明积累的传承者。

同某些一根筋的人说话最费力，也很危险。

每一个大活人都丰富而复杂。对乌泱乌泱的大活人予以概括归类，有点像数学里的集合论课题。这话的意思是，设定一个满足条件，相当于确立一种识别口径，就可筛选出一大批元素，组成一个集合。另设一个满足条件，也可以另组一个集合，与前一集合所形成的关系，或部分交叠，或受其包容，或彼此无关。马克思无非就是以收入线、所有制、雇佣关系为满足条件，约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集合。这当然并不妨碍人们以新教徒、山区人、大个子、同性恋等其他口径，约定另一些集合。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就别有一根筋。他最重视文化与精神，不赞同经济决定论，有时候更愿意用“地位”一词置换马克思的“阶级”，另组一个集合。在他看来，所有制没那么重要，社会分化也许更取决于经济以外的荣誉、气质、风习、宗教等。[46]这种重脑袋轻肚皮的文化范儿，肯定不能让饿汉们心服，在大面积贫富对撞时必被弃为书生之见。但谁知道呢，也许在一些社会局部，在某些特定时段，吃饱和没吃饱的确实可能抱团取暖，气味相投、惺惺相惜，一如攻城略地的文化工业一并驯服了大都会中央金融区的大款与屌丝，形成了某种共同文化圈，经交互感染表现出相近的生活风格和舆论偏好。面对这个以证券、网剧、美容、时尚等为特征的高尚办公区集合，韦伯重返人们记忆，恐怕不是一件难事。

看来，“阶级”一词并非处处合用，有时候换成“阶层”“集团”“群体”“关联圈”等，可能更照顾人们的差异化现实感受。

“无产阶级”的集合条件也需要因势而新。收入线还是重要的，所有制、雇佣关系也还是有效尺度。全球范围内周扒皮、血汗工厂虽占比有所减少，但仍大量存在，逼得人们有时想换个说法也改不了口，只能那样了。不过，把一些胼手胝足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企业家看成“资”方，倒把一些炒房获利千万的单干户看成“劳”方，这样说有哪里感觉不对吧？在高版本现代化图景中，硬要说“劳动四个月”以下一定这样，“劳动四个月”以上就一定那样；硬要说“雇工八人”以下一定这样，“雇工八人”以上就一定那样……那也太烧脑，太像梦游，只可能把大家搞崩溃。

当然，取消“阶级”说的修正主义同样可能把大家搞崩溃。因为事实同样摆在面前：马克思说的贫富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贫富关系已不一定完全对应劳资关系；马克思说的剥削也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剥削正发生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等不同层面；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更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斗争双方可能戴上了种族、宗教、文化等面具，或与种族、宗教、文化等矛盾相交集。怎么说呢，这些真问题不妨反过来问：如果抽去贫富剥削阶级这一基本面，抽去价值的创造与分配这一基本线索，整个哗啦啦坍塌的社会认知大厦还剩多少？是要我们忘记钱和生存这回事吗？忘记奢华和苦逼的差别？到那一刻，人们肯定不会惊喜自己脑洞大开，不会觉得天下从此永享大同，更不会在社会不公面前甘之如饴心花怒放。

现实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还将发生巨大变化。应该说，眼下“阶级”不是消失了，只是变化了，成了一种流动的定位，多面的形体，犬牙交错的局面。若从剥削这一点看，其实不难看出一种新的剥削方式正异军突起，正蔚为大势，通常在经济“脱实向虚”的临界线周围滑动，以双虚（虚拟虚高）财富为大杀器，力推金融财富、智能财富、身份财富、贷租财富的恶变，正在实现对民众最疯狂、最凶险、最快捷、最全面、最大规模的洗劫。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整个西方2008年以来的经济连环地震，不过是最早的几个血腥屠场。俄罗斯的“休克”崩溃也与之部分有关。那些厌劳动、不劳动、反劳动、灭劳动的洗劫者，玩的就是以虚博实，以懒博勤，以伪博真，力图用大大小小的“庞氏骗局”轻取天下。他们庶几已形成一个投机自肥阶级，或叫“快钱”阶级，或叫“快钱”资产阶级—其危害远超其他剥削者。

就用这个词吧：“快钱”资产阶级。

说到这里的“快”，任何实业其实都是“快”不了的，哪怕科学和文艺也从来是欲速不达。从业者即便偶有灵感奇迹，有顿悟天机和一通百通，但灵感无不以长期的学习、实干、试验、挫折、经验积累、外部条件准备为前提，以艰难的摸爬滚打和呕心沥血为前提，总体上说快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快钱”阶级的剥削性就表现为，取消前提摘果子，删除过程跳龙门，偏偏要图一个不劳而获—哪怕他们走门子、耍心机、到处陪客、深夜灌单也很像“劳动”，不一定比别人消耗卡路里少。一个卡路里测量表眼下看来已不足以区分劳动与剥削。

参与“快钱”剥削的群体，即主要收入来源于“快钱”的那种，包括却不限于金融寡头。他们以金融寡头、腐败官僚、文化奸商三位一体为核心，若从一个静态的社会截面来看，却含有大富的、小富的、未富的各类，有受雇的、自雇的、少雇的、多雇的各类，是一种超越旧式阶级图谱的新型集合。就个人而言，他们不一定是恶棍，冒出些解囊救灾或跳河救人的事迹完全可能。邻居王老头就曾是个好所长、好校长，光鲜出众的名校出身，只是十多年来沉浮于股海，一直炒到自家停用热水器（节省电费）、停用冰箱（无鲜可保）、老婆夏天上街也舍不得喝一瓶矿泉水的绝境—是不是很像“无产阶级”？但恰恰是他，连做梦也一心盼望华尔街的黄金万两杀过来托市救民，做梦也盼望国家全面弃防，以便他箪食壶浆喜迎王师，扭秧歌踩高跷欢庆解放。他的后半辈子相当于一部盼解放、求解放、相信解放的敌后斗争史，不相信在自由和公平的股市规则下，他与华尔街大亨们就不是一家人。为此他同一个个老同学、老同事、老亲戚闹翻也在所不惜。

千万个王老头就这样构成“快钱”体系最理想的庞大底部和海量末梢，直到他们最终被鲸吞之前，也无比坚定地羡慕、认同、跟从、相信资本大鳄。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持续不断提供这种最美好的底部和末梢，赢家们肯定知道，保持文化洗脑必不可少，行政权力或明或暗的出手必不可少。

因此，就某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蜕变而言，就一种机制和心态而言，“快钱”是人间大恶。“快钱”党与实业党的两种心理逻辑几乎一开始就形如水火，蓄聚不同的冲动导向：

其一，后者无论面对多少同行竞争，从总体上说，全社会的大多数人越富，购买力越强，自己的销售空间就越可能大，做实业就越有戏。而前者无论面对多少同行竞争，从总体上说，全社会的大多数人越亏，越是损兵折将烂手烂脚，自己的赢面就越可能大；这包括实体经济越是一片片熄火停摆，那里的血库越被抽干，待大量社会游资避冷就热，自己的行情拉升就越有充足银弹。

这难道不是一种阶级斗争？在这里，几乎用不着道德评价出场—前者的掠夺性、寄生性、反社会性，还有隐秘的腐蚀性，已不难辨别。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反复上演的历史中，又一场抗争大戏已经开场。这也意味着，“快钱”资产阶级从反面催生的实业界公约数、劳动者公约数，作为当下最大的两个文明公约数交叠，作为“人民”的最新定位，正呼之欲出。

知识界需要做的，只是创造“快钱指数”（或“投机指数”）一类识别工具，替代“收入线”“雇佣数”等旧的量化尺度，尽快把新的人民及其对立面识别出来，区分出来，以实现有效的改良或革命。

可惜很多当事人对此无所意识。

或不知如何言说。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新概念，将其纳入革命统一战线，据说成了后来国旗上四颗小星之一。不用说，给那些长袍马褂、西装革履者“星”级待遇，送温暖，讲友谊，说说唐诗宋词，似乎背离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在有些人眼里必是右派行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看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连地主阶级也不打击了，只是提出改良的“减租减息”，以便与老财们同舟共济联手对外，在有些人看来更是严重的修正主义，跌破了镰刀斧头的原则底线。其实，在多种矛盾中抓住“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牵牛牵住牛鼻子”（毛泽东语），正是革命过程中正常的生动活泼与善谋善成，是一切实践者的当家本领。

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得有不同言说。身处一个半殖民地国度（马克思从未待过），当年面对外强资本独霸，泛泛地谈资产阶级无异于浪费时间。实践者提出“买办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就对了，就能牵住牛鼻子，就摸准了脉，能与人们的实际感受豁然贯通。身处一种专制主义官本位积习甚深的国度（马克思也从未待过），当年面对官僚资本坐大，泛泛地谈资产阶级就不过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当年实践者捣腾出一个“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也就对了，就找到了最清晰对焦点，找到了最佳突破口，能把更多的积极因素团结起来，把人们更多的日常感觉、切身经历、街谈巷议、知识解读、群体情绪都调动起来，凝聚起来，实现最高效率的社会动员。在这一点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最瞧不起马克思复读机，最不愿模仿复读机的腔调。

2017年11月

*最初发表于2018年《文化纵横》杂志，已被德国卢森堡基金会译成德文在境外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