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刑警跟徐大庆的谈话继续着。
“你们制定手术方案时,供体哪里来,什么时间拿到事先都安排好的吧。”戴涛说。
“是的,应该是。”徐大庆说。
“您主持的这台手术是吧?”
“是。”徐大庆承认道。
“既然您主持这台手术,不会不知道所需肝脏的来源吧。”刑警步步究问道。
一道阳光射到鞑子香医院院长的额头上,有细密的东西在闪光。徐大庆躲避阳光,将自己放在阴影之中,融在阴暗里的阴郁表情,还是让刑警看到他内心惶惶不安。
“您应该比谁都更清楚,没有供体您绝不会将患者的肝脏摘下来。”刑警说到骨头,“徐院长,我们已经跟您讲明,涉及一桩命案,很恶劣的杀人案,死者是年仅二十岁的在校大学生,肝脏被人取走。”
徐大庆极力掩饰惊慌,那道阳光又追撵过来,非要照明他的脸颊似的。他动作比先前大,站起来挪开椅子,重新坐下来,沉默起来。
“您应该把那份合约提供出来。”戴涛说。
“不行,这不行。”徐大庆马上拒绝。
他不提供那份和捐献者或家属签订的合约,里边肯定有什么秘密,这不单单是守约的问题。徐大庆的态度是口口声声配合,实质问题上并不配合,对他的工作还要做,大概一次不成,但是急于求成不行。戴涛说:“您不提供合约,把肝脏的来历跟我们说清楚吧。”
徐大庆觉得躲不过去,说,“法院处决的犯人捐献的。”
“哪个法院?”
“唔,”徐大庆编不出哪个法院,李玉芳只是对他说法院处决的犯人捐献的肝脏,具体哪个地方没讲,“我确实不清楚。”
“那谁清楚这件事呢?”刑警逼问。
难住了徐大庆,一面刑警追问,一面是李玉芳的告诫:你只做医院该做的事情,别的不用管了。
“您不会也说不知道吧?”
已将徐大庆推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徐大庆抉择艰难,但必须做出,从利益上说,宁愿让警察不满意,也不能得罪李玉芳,他说:“我还真不清楚这件事。”
“肝脏总不至于自己走到手术里来吧?”另一名刑警说。
“那倒是。”徐大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