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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生存自救歌 第五章 学生工作部里的灰色档案（第4页）

看完这一份份求助书，我说不出自己当时的那种心情。透过这些饱溢泪水的求助书，我似乎看到一颗颗焦虑不安的心和一张张因营养不良而造成贫血发黄的充满着企盼的脸。它们让我感觉呼吸的急促，心跳的加剧，情感的难以抑制……没有比这更叫人揪心的，因为它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感到阳光明媚的今天。

这时，于老师从另一个屋子进来。“这些材料都是去年9月新学年开始几天内收到的，这几年一到新学年交费时，我们学生部和学校领导、老师那儿都会收到一封封这样的减免学费申请和求助申请书信。”她说。

“你们学校的贫困生能占到学生总数的多少比例？”这是我很关心的一个具体的数据。

于老师顿了顿，说：“从我们官方向外公布的比例是15％，其中特困生5％左右……”

“实际呢？我需要准确一点的。”

“这个……不太好说。”于老师略陷沉思。稍许，她说，“我总觉得现在定的标准不太确切。比如教育部门原来把家庭平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划为贫困生，把100元以下的定为特困生。现在高校大部分按此确定贫困生的标准。我认为这只能是个大概标准而已，因为像现在农村的家庭人均收入能达到150元左右的几乎占大多数，这还要看这一年的老天给不给面子，如果遇上天旱水灾什么的，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另一方面，这两年城市下岗职工增多，许多城镇来的在校学生家庭由于父母都下岗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即使是200元至300元一个月，你能说他们不是处于贫困状态？所以大学贫困生的人数比例向外公布的数字不完全准确。像我们林业大学，是属于特殊行业院校，学生中60%以上来自农村，有30%左右是县级以下的小城镇。这些学生之所以报考像我们这样享受国家特殊行业补贴的院校——如农业、水利、军工、师范等等院校，就是一方面认为录取分数低一点，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看到我们这些院校收费低一些。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差的家庭的学生所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推断，你能估计出像我们学校的贫困生比例占多少呢？”

我笑笑，说不敢猜。

“再说大学与大学之间也不同。”于老师接着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大学对外公布的贫困生比例是25%，应该说从他们学校的学生实际情况所确定的这一比例基本差不多。但到我们学校恐怕就不能是这样一刀切了。如果用北大划定贫困的标准拿到我校就不得了了，那我们的学生可能大多数处在线内。其实贫困与不贫困还有一个所处环境与范围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因为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相对家庭经济收入都不高，而这些学生如果把他们放在那些外贸、经济、艺术类院校去，可能都得算贫困生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行。只有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学生，才能进入我们学生处的‘特殊档案’里来……”

林业大学的于老师使我较早从层面上粗略了解到了什么叫“贫困生”，以及强烈感受到那些贫困生所发出的阵阵求助声……

林业大学所处的京城西郊，几乎云集了中国最著名的十几所大学，在那连成一片的绿林中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城”。如果不是深入每所学校的学生工作部或者是各学校团委下的勤工助学中心，你所见所闻的只能是朗朗读书声和那如潮如云的“天之骄子”们。你因此会认为，凡在这儿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有些事你却想象不到，那便是在这些几乎是集中了中国当代最优秀人才的学子中，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接受最繁重、最先进的知识与攀登最尖端的科学同时，却过着这个城市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贫困日子！有人常年靠馒头充饥、盐水润口度日；有人捡废纸做练习本、写论文稿；有人从垃圾筒内捡出一条旧长裤剪去两条裤腿后，改成自己在一个暑期闯**京城的全部装束……也许正是这种无法想象的反差，更使我急切地想了解清楚在这和风与绿地的大学城内，到底有多少难以维系大学学业的贫困生。

与林业大学仅一街之隔的中国农业大学，是中国千所高校综合研究与发展前十三名的国家重点大学。他们那儿的贫困生情况会是怎样呢？

该校分东、西两个校区，在东区的学生勤工助学指导中心里，丁运选老师正忙着在今年暑假期间给那些准备留在北京打工的学生们联系单位。“哎哟，人实在一年比一年多，可岗位呢却越来越少。”丁老师长吁短叹地说，“前几年我们这儿是全市几十所高校中假期学生打工最多也是最好的，今年看来不太妙，一方面社会下岗人员跟我们抢活，另一方面学校留校不回家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贫困生们都想利用假期把新学年的学费挣出来吧？”

“可不是！平时学校功课紧张，大多数贫困生就指望这放假的一个多月挣一把。但市场是有限的，蛋糕就那么多，一部分人抢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得挨饿。”

“那今年挨饿的会不会轮到你们学校这帮贫困生呢？”我问。

“保不准。”丁拿起三本假期勤工俭学求职登记簿，说，“去年到我这儿登记要求帮助联系打工的是60多个，今年这才5月份就已经有近200人了。压力大呀！”

“为什么想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是同学们自立的意识强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有前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贫困比例这几年直线上升。”丁老师介绍道，“我们农大东区学校最近对特困生有个统计：1995年按每月一个特困生所有收入90元为标准，低于90元的为特困生，统计结果为35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9。5％；1996年按12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的特困生为570人，为学生总数的15。4％；1997年按15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特困生为835人，是学生总数的22。6％。今年98届新生到校时会不会达到30％的比例呢？我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年的贫困生比例上升幅度都在6％至8％以上递增，而今年则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年。注意哟，上面我说的是我校的特困生人数和比例，他们都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家庭经济来源甚至还要反过来支持家庭的学生，至于一般要靠自己独立解决上学生活费的学生数目就更大了。”

“两者加起来多少？”

“在60％～70％左右。”

一个惊人的数目！

“现在大学校长们都在承诺‘不让一个因经济贫困而辍学的学生出现’，能做到吗？”我极想得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丁老师沉默片刻，说：“每个学校都在为之努力，并大多能履行承诺。但有些贫困生无论你如何帮助，他仍要辍学，学校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

“因为学校可以帮助一个学生，却无法拯救和负担一个家庭。”

“你们学校有这样的？”

“能告诉她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吗？我想请她谈谈辍学的情况。”

丁老师给我抄下这个叫张兰金同学的地址。不久，我按这个地址给辍学的张兰金写过一封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想或许这女孩不想向外人诉说她内心的那份辛酸与痛楚，这是后话。

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多时，夜色也已笼罩“大学城”，然而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那间始终敞着大门的办公室，则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在此时不停地进进出出。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疲惫的丁老师朝我苦苦一笑，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工资单，“看看，我的每月工资316。60元，外加学校200元补贴，全月收入516。60元，去掉水电、房改等实际不到450元。看到天天有那么多贫困生来求助，我个人实在无法拿出钱来资助他们，所以就只能尽量帮他们找些岗位做做，这你就得认认真真、一桩桩去落实、盯死才行。我每天不到晚上11点是回不了家的，有些事你想歇口气真还不行。给你看看一封刚刚收到的学生来信，像这样近似乎生死攸关的‘求救书’，几乎隔三差五地都要收到一封。听听学生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呼救，你再忙、再心肠硬，也会停下一切其他事，去助他们一把……”

我接过一看，满满四大张纸。在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这个写“求救信”的女学生自述了过去求学路上三次差点告别生命的辛酸经历，以及面对社会的不公和家庭的不幸，她弄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她不明白别人家的父母四十来岁跟青春少男少女似的，而她的父母也是四十刚出头却已白发苍苍；她不明白她中学的同班女生十六七岁就出嫁去做人家的媳妇是那样天经地义，而她走出山村上大学反而被人戳着后背骂为“败家子”；她不明白别人点个上百元的菜没动两筷子就“拜拜”了，而她手中不足80元的生活费却要分着过三十天外加为学习添支笔和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师，求求你，求求你助我一力吧！……”

丁老师发现我的手在颤抖，说：“走，今天我提前下班。”